。他还回答了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最后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此前萨特与学生运动领袖科恩…邦迪有一个谈话。他指出，学生的行动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对政权的想象。萨特将学生占领校园的行动同1936年工人占领工厂的行动作了比较，认为学生的想象力更为丰富，索尔本大学墙上的标语就证实了这一点。“你们的出色行动让人吃惊，因为它打乱了现存秩序，否定了我们社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所有因素，我将它称之为对可能性领域的扩大。”
（）
接下来学生来到工厂，向工人发出共同战斗的号召：“工人阶级从学生瘦小的手中接过战斗的旗帜吧！”工人们迅速响应，到24日，罢工人数已接近1000万。工人们占领工厂，升起了红旗。他们的口号是：“工厂属于工人”、“权力属于工人阶级”、……
５月底，右派开始进行反击，戴高乐分子组织队伍游行示威。由于学生这段时间在巴黎大街上有种种暴力行动，如焚毁汽车、砸破商店橱窗等，而且他们内部也混进流氓、恶棍为非作歹，市民们不像以前那样支持他们了。在公民投票中，戴高乐派获胜，这场五月风暴慢慢被平息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萨特一如既往地支持学生。他认为，学生的暴力是一种回答警方挑衅的反暴力。他还多次批评原先的同学、现在的大学教授雷蒙•；阿隆，因为他站在反对学生的立场上。他说：“我敢担保阿隆从未否定过自己，在我看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不配当一名教师。”萨特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种怀疑精神，那他就一文不值；当然他也应该忠实于某种东西。知识分子应该既忠实于政治和社会的总体，又不断地怀疑这个总体。这两者之间也许会产生矛盾，这是一件好事，这种矛盾是有益的。如果只有忠诚而没有怀疑精神，这是不行的，他就不再是一个自由人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五月风暴（2）
萨特后来总结5月风暴说，这是第一个暂时实现了某种与自由相近的东西的大规模社会运动。这个运动探求什么是行动中的自由。归根到底，在街垒上造成68年5月事件的那些人什么也不要求，至少不要求政府可以让步给他们的任何明确的东西。这就是说他们要求一切：要求自由。他们不要求政权，他们没有试图夺取政权，因为今天对他们来说，需要消灭的是使行使权力成为可能的那个社会结构本身。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五月运动本身还不是一场革命。在五月运动中法国青年渴望一场文化革命──而要达到它，他们还缺少造成一场真正革命的能力。也就是说，革命在开始时，完全不是文化方面的而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的权力争夺。
5月风暴使萨特恢复了自己的实际政治活动。由于匈牙利事件同共产党断绝关系后，他不从事政治活动已有10多年。这是因为，在共产党之外，再也没有其它左派。而现在新的境况又给了他一个机会。不过他觉得这个运动对他来说，来得迟了一点。他已经60多岁了，由于精力不济、身体病衰，他很难像那些年轻人一样活动，这是他深感遗憾的。即使如此，他还是尽心尽意投入政治活动之中。
５月风暴后，萨特继续同左派分子保持联系。1968年秋，他开始从事《斗争关系》的编辑工作，这是一份在各行动委员会中流传的公报。在这以后，“无产阶级左派”或毛主义者办了《人民事业报》，发表了激烈抨击政府的文章。1970年，两名主编接连被捕。一个萨特并不认识的毛主义者请萨特来主编这份报纸。而这个报纸头一天还发表文章攻击他。虽然这些毛主义者对他并不友好，并且说好了这只是一个挂名主编，萨特还是答应出任主编。他们实际上是利用他，利用他的名声和地位来保护这份报纸。萨特同意了。尽管他的政见同这些年轻人不完全相同，但他相信这个组织和这家报纸是革命的，是为普通老百姓说话的，他愿意被利用。
在这两个主编被审判的同时，“无产阶级左派”组织被取缔。萨特出庭为他们作证。萨特说，他站在证人席上，而另两位主编却在被告席上，他感到十分愤慨；他要求释放这两个人。当记者和律师请萨特就“无产阶级左派”在这一天被取缔一事发表看法时，法庭禁止萨特作出回答。最后这两个主编仍然被判有罪，一个监禁１年，一个监禁８个月，但《人民事业报》并没有按起诉人的要求被取缔，仍然保有合法性。
萨特主编的《人民事业报》第一期在1970年5月1日出版。当局没有抓他，但内务部长下令在印刷厂没收每一期报纸。而报纸在此之前大部分已经发出。警察要把厂长带走，工人们把他截了下来。第二天，萨特在波伏瓦的住处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对这种违法行为提出抗议。
警察没有在印刷厂搜索到报纸，就逮捕了30名卖《人民事业报》的报贩，说他们企图重建非法组织“无产阶级左派”。为了抗议这种专制行为，萨特决定走上街头散发报纸。他们一共去了10个人，还有大批记者随之而来。这时是下午5点半，许多人正在忙着买东西，街上人很多。萨特他们挤进人群，一边散发报纸，一边喊道：“请看《人民事业报》，请支持新闻自由！”
一个年轻警察走到萨特跟前，从他手中夺过报纸，并抓住他的手臂。摄影记者马上抢拍下这个镜头。这警察把萨特带向警察局，波伏瓦他们跟着一起走。这时街上有人向警察喊道：“你抓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警察连忙松开手，转身走了。但萨特还是跟着他走。萨特的朋友在一旁大叫：“不要让那个家伙跑了！”警察越走越快，最后跑了起来。于是萨特他们继续分发报纸。旁观的人看到这一幕都乐了，觉得很有意思，他们纷纷索要报纸。没过多久，报纸就分发一空。
卢森堡电台播放了记者实地录音，人们从广播里可以听见萨特他们在喊：“请看《人民事业报》。”也能听到萨特一边走一边解释：“《人民事业报》没有被取缔，逮捕它的报贩是非法的。”其它一些新闻媒体也对此作了报道。
6月26日，萨特他们又搞了一次卖报活动。这次人更多，有20人参加。他们在大街上散发报纸。大约一刻钟后，来了四、五个警察，随后离去。过了一会儿，他们开着警车回来了。他们要所有卖报的都上车，并声明：“你们不是被捕；带你们去是为了检查身分。” 到了警察局，所有的人都被叫了进去，只留下萨特。警察对他说：“萨特先生，你是自由的。”但过了不一会儿，萨特也被叫了进来。原来他看到自己一个人被留在外面，又开始散发报纸，于是他们把他也带了进来。
警察开始登记审查，他们问：“除了萨特先生，你们还有谁是知名人士？”被审查者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都是知名人士！”警察表示怀疑：“你们的名字我一个都没听说过！”被审查者讽刺地说：“那是你太孤陋寡闻了！” 问话的警官气急败坏地喊道：“好吧，那我也算是知名人士了！”然后他把萨特和波伏瓦请到另一个房间，打算把他们放了，留下其他的人，被他们拒绝。
这一下警察全慌了，他们到处打电话，其中一个喊道：“糟了，这事办糟了！”显然他们得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释放萨特同时又扣下其他的人，萨特和波伏瓦的态度使他们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一个小时后，来了一位高级警官，把萨特拉在一边说，半小时内将释放所有的人。萨特和波伏瓦明确表示，他们两人要最后离开。当他们离开警察局走到街角时，被记者团团围住。萨特发表讲话说：“我的目的不是希望自己被捕，而是让政府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况！”
法国和欧洲各大电视台、电台，法国各报刊都对这事作了报道，《法兰西晚报》还刊登了萨特去警察局受审时关在警车栅栏里的照片。以后萨特他们同当局还有一些遭遇战，当局仍在没收报纸，萨特他们仍在示威、抗议、散发报纸。最后，当局终于厌倦了这场无意义的争夺战，《人民事业报》终于能够在报亭公开出售。
萨特的行动使他同毛主义者的关系密切起来，他们开始愿意同他对话。他们的头头是一个叫彼埃尔•；维克多的年轻人。维克多同萨特讨论各种情况和看法。以后他们的关系发展为一种友谊。后来，在1973年2月，有另一份左派报纸《解放报》，萨特也担任了它的主编。
1968年以来，萨特参加的各种政治活动不计其数。游行示威、发表声明、出庭作证、签名、抗议、谈话、……这里既是境况使然，也是萨特主观上希望介入的结果。在他看来，到了老年，一个作家创作文学作品的能力减弱了，就应该大大从事一下政治，更多地在这一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故人归去（1）
这一时期萨特的一些朋友和亲人陆续故世，这给在激烈紧张的政治活动之中的萨特在精神上、情感上平添了另一种紧张和激动。
首先是贾科米泰去世。战后，萨特同贾科米泰的友谊得到发展。他常去贾科米泰那里吃晚饭，每个星期都去。他们在一起，天南海北高谈阔论，惬意得很。贾科米泰喜欢谈自己的雕塑和绘画。开始萨特不太懂他谈的东西，后来理解他了。他们在一起还谈些别的，比如同其他人的交往啦，恋爱事件啦，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谈的。贾科米泰可以说是萨特除尼赞之外最好的朋友。
一天晚上，吃完饭后，贾科米泰带着一种赞赏的神情盯着萨特看，就像他通常看他的雕塑作品那样，然后说：“萨特，你很美！”
萨特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