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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天主教在中国得到较顺利的发展，神职人员像汤若望、南怀仁等，都受到朝廷相当的礼遇，甚至封为朝臣。但由于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矛盾和冲突，再加上是否允许中国教民祭祖祀孔的礼仪之争，导致了从康熙后期开始的百年禁教，使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受到极大的打击和挫折。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才解开天主教在中国被禁教的束缚。此后，随着列强对中国的政治及军事干预，天主教在中国得到快速的成长，到19世纪末，各国传教士已在多数府、州、县建立教堂，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全国各式教堂已急遽增加至四千余处，教民约有近百万余人。
宗教的信仰，本是一种文化的承传，与本国的历史及习俗有极大的相关性，但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与文化差异的影响，有时会造成令人无法弥补的遗憾和灾难。1900年义和团和天主教间的冲突所引发的“庚子事变”，就是这种遗憾的具体史实。
造成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事变”，有其特定的背景因素。在文化上，由于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对立的矛盾；在经济上，部分传教士又利用在中国传教之际，强买民田，聚财敛富，导致民怨沸腾；在政治上，有些传教士干预中国内政与地方政治和司法权力，于是加深了教民和一般百姓间的隔阂与怨恨。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当时反教思想与盲目排外的心态，以至于各地教案四起，最后终导致了由义和团运动所引起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
在“庚子事变”中，北京包括东堂、南堂、西堂和北堂在内的多座教堂，均遭义和团民焚毁攻击。特别是在1900年6月21日，当慈禧对各国下达“宣战谕旨”后，清军亦协助团民攻击教堂和使馆，而其中以攻打北堂西什库教堂最为惨烈，团民和防守在教堂的教民，均有极大的死伤。
那是从1900年6月16日开始至8月14日为止，约一万名的义和团团民和清军，联合攻打由法国天主教驻京总主教樊国梁所服务的西什库教堂。樊国梁在中国除了宗教的活动外，并长期为法国在华侵略的利益服务，因此，在事件发生后，他从法国及意大利公使馆借来部分水兵，连同当时大约三千多名的华人信徒在内，以武装抵抗义和团的攻击。由于他与当时权倾一时的军机大臣荣禄关系甚笃，在荣禄的授意下，命清军不必猛攻，并在调拨攻击的炮弹中，混入整批的废品，致使手持大刀长刃、奋力攻击教堂的团民，在法、意军队机枪的扫射下，伤亡极重。连续数十日的围攻，义和团始终没有办法攻入教堂，只是让更多的团民和教民，在这一场谁也说不清对错的事件中，含怨牺牲而已。
西什库教堂解围之后，损毁的部分于次年修缮竣工，而在“庚子事变”中遭到焚毁的南堂、西堂和东堂，也先后利用庚子赔款，重新兴建完毕。站在这些历经风雨和战火的圣堂下，我一直有着许多的疑问，在这件意味着深深国耻的历史事件中，其发生的背景和过程，到底是义和团团民的无知所造成的灾难？或是天主教文化和中国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冲突所使然？还是清末政治腐败，政府无能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使得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团民、中国天主教教民以及双方的军队，沦为政治角力的牺牲品？
我想即使在百年后的今天，处于不同立场，用不同角度来回想中国这一沧桑悲怆的历史灾难，各个当时曾经参与战事的国家，也都会有不同的评述或论点，是非和对错，就像一盘未下完的棋，谁也找不到最后的结局。但或许天主可能会记得中国这一段感伤旧事，那么在他慈祥的心中，应该会有一份明确的判断。
何经泰摄影
廖伟棠摄影
16报国寺里访元宝
Searching Ingot in Baoguo Temple
文林崇诚
图林崇诚
四塞河山环殿阙，诸天楼阁俯苍瀛。
摩松似涌云中出，观日疑从岳顶行。
这是明代诗人欧大任描写登报国寺毗卢阁时所看到城外及市内的景色。从诗文的笔触，我们可以体会到，在毗卢阁上远望城郊，外有山河村落，内有亭台楼阁，寺内的乔松从云中涌出，而远处的太阳似在山顶盘行的优美意境。
今天这座辽代始建的报国寺，仍然屹立在北京广安门内的大街上。由于现今城内高楼林立，再加上清末民国以来几经世变，这座曾因明周太后（孝肃皇后）之弟吉祥在此出家，而赐名大慈仁寺的庙宇，已失去当时的华辉煌，原先殿前的两棵元代峻松和名噪一时毗卢阁内所供奉的窑变观音，亦不复存在。
在北京近十年来，我留恋于古都的历史与文物，更醉心于古城的寺庙与建筑，随着文化交易市场在寺内的设立，报国寺更成为我旅居北京期间，经常造访憩游的地方。
虽然已感受不到欧大任描写登毗卢阁的风景之美，但从现存三进的四合院，与西路文化交易市场的规模与建筑，不难体会出当时报国寺院落之幽穆、殿宇之辉煌及香火之鼎盛的盛况。但较为可惜的是，现在的报国寺，原天王殿、大雄宝殿和其他殿堂内所供奉的佛像和菩萨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近年来为建设文化交易市场，而在殿内改建的世界钱币邮票馆、中国钱币馆和中国邮票馆等。在现已改为彩票、股票和粮票馆的二进堂主殿前，如今还留有两块光绪年间的石碑。这两块在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所设立的“重修昭忠祠记”和“重修昭忠祠捐资衔名银数记”石碑，不但是寺内现存少量的历史文物，也记述了一段清末沧桑的历史。
报国寺在清乾隆和光绪年间曾经多次重修，清末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原在崇文门用于祭祀先烈将士的昭忠祠，随着联军的入侵亦毁于战火。清廷于是颁诏将昭忠祠移至报国寺内重建，报国寺与昭忠祠于是合而为一。这两块石碑就是记录这段沧桑历史的最佳见证。
物换星移，随着时代的演进，原来入寺进香的善男信女已被从事文物交流、钱币交易的业者和收藏家所取代，殿内的观音菩萨更被各种展示的旧时票据契贴和钱币邮票所取代。寺庙文化，已被转化成以收藏品交易为主的文化市场，形成除德胜门古代钱币交易市场、大钟寺宜美嘉邮币卡市场以及潘家园旧货市场外，北京另一个极负盛名的文物与邮币交易聚所。
明朝文学家归有光在其《赠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并序》里曾提到：
慈宫崇象教，构此绝华炫。
深严间香火，危峻瞰郊甸。
郁郁虬松枝，低压绕广殿。
当年帝舅亲，削发住此院。
这一切清幽肃穆、檐牙高椽的景况，在今天的报国寺虽已不复存在，过去香客信士到这里来的目的，无非是想在这所气宇非凡、庄重威严的庙宇及佛家诸神之中，寻求一种佛理的教化和心灵的抚慰；今天的报国寺则是让来访的人士在思古幽情和历史文化的遗产上，寻求一种文化的素养及收藏的藉慰，它是从文物研藏的角度，让来者藉着对邮币等收藏品的热爱，而传延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如果当年的报国寺，是以佛家的文化来达到它 引领信士脱俗入佛、共归禅界的教化，那今天的报国寺，就是以文化的交流来完成它引导文物爱好者同研共究、分享文化的历史承传。
在旅居北京的期间，报国寺是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寄托和支柱，特别是在研藏中国元宝漫长的岁月中，每逢星期假日一定会和三五同好在此相聚研谈。我也曾从报国寺的钱币交流会上，收藏到一些让我爱不释手的元宝，一个个摊位的浏览、一间间商店寻访，在在都成为我在北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每当我寻觅得具有研藏价值的元宝，心中那股感动和喜悦，往往让我激动良久；然而从报国寺一路而来的沧桑，却也让我感受到世事变迁的遗憾和空留佛阁的悲伤，毕竟历史在报国寺所落下的痕迹，是一段值得令人深思的历程。
在生命的舞台上，人来人往，这和报国寺如今空留的殿宇又有何相异之处？走在寺内明成化年间敕立的大慈仁寺碑下，我有种“我老欲归去，世事今已倦”的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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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看不见隆福寺
The Invisible Lungfu Temple
文徐淑卿
图何经泰
我站在隆福寺大街上，心里想的却是一个看不见的隆福寺。严格说来隆福寺并没有消失，就在隆福大厦顶楼建有一层仿古庙宇建筑，匾额上还写着“大隆福寺”，只可惜电梯只到二楼，我询问卖场人员能否到顶楼看看，她们说楼上是锁着的，我根本进不去。原来这是一个此路不通，徒有外观的虚拟庙宇。
在1976年被拆除之前，建于明朝景泰四年的隆福寺，曾经在地面上站了五百多年。它曾是朝廷的香火院，在清朝乾隆以前还是京城唯一和尚、喇嘛合驻的寺庙，善男信女香火鼎盛；在建筑工艺上，隆福寺的镇寺之宝是万善正觉殿的藻井，据说精美绝伦，连紫禁城太和殿的藻井都略逊一筹。
还需一提的是隆福寺的庙会。从1744年开始到1950年结束，隆福寺庙会是北京最重要的庙会之一，每到庙会期间游客如织，既可购买古玩花鸟、日用百货，还可以吃小吃看杂耍。著名的相声大师侯宝林、琴书家关学曾，都曾在庙会演出。除了庙会，隆福寺周边店肆鳞次栉比，据赵珩《老饕漫笔》所说，当时店家以书店、照相馆、花店、饮食店居多。尤其书店云集，在清朝时即号称是琉璃厂之外北京第二条文化街。
当然这些都随隆福寺一起消失了。但是没有消失的是隆福寺庙会的庶民性格。现在隆福寺大街上还是有许多商店和小摊，衣物、饰品、日用百货、饮食甚至假发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