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久美子- 第3部分

　　教室里坐着六个，黑板前站着一个。所有人的目光“唰”地一下子汇聚到我身上，很明显任我多么蹑手蹑脚小心翼翼，还是打扰了授业中的各位。黑板前站着一个身形有些消瘦的女孩儿。我想不出意外的话，她应该就是教这个班口语的日本外教。

　　“对，对不起，来晚了。”我冲她机械地笑笑。她也对我报以微笑，用手示意我入座，嘴中轻轻地说了句：“请。”我赶紧随便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来，总算是可以喘口匀乎气了。

　　下了公交车，我这顿玩了命的跑啊，差点儿没把心肝肚肠颠出来。本来也想狠心打个车，可以不必如此狼狈，但很不走运，让我碰上了下班时间。上下班时间的出租车是城市里最紧俏最炙手可热的商品，往往“有活人无空车”，即便碰上一辆空车，某些司机大哥大叔们还要拷问一下你的目的地；如果你如实相告，碰见那种比较“狠”的基本没戏，一溜青烟的一骑绝尘而去，留下你那张失望无奈的脸；就算上得了车，多半也得几个人合乘一辆。这样也不错，或许可能在这狭小的空间里邂逅到自己的红尘伴侣，上演一段传世的出租车爱情故事。

　　综合利弊，权衡得失，我最终放弃与另一半相遇的机会，老老实实地挤上了公交车。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松冈先生，就是下班前电话那头“猫西”个不停的日本人。他是东京一家商社的业务主任，年龄大约三十五六。此主任非彼主任也。开始我也误认为是和国内的“某办公室主任”一个意思的主任，经前辈指点后才得知，其实就是一个比普通科员稍大一级的职称而已。

　　自从与日本人打交道以来，感觉日本公司和社会的等级制度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公司和日本多家公司有着业务往来，说白了就是给人家加工产品。我们干，他们买，我们出力，他们出钱。日本人对于工作的严格和敬业虽然带有一股歇斯底里的疯狂，但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他们之间上下级森严的等级意识和服从意识也令我咂舌。

　　记得有一次，因为日方图纸的错误，导致生产了一大批废品，严重耽误了交货期。那家日本公司马上派人过来解决问题。经过双方核实后确定实属日方单方面的错误，并且我方事先也提醒过对方，但日方的负责人始终没有加以改正，最终导致了无法弥补的后果。日方派过来协调此事的最高领导者，那个五十多岁矮胖矮胖的平日里面容和蔼的科长，当着我们的面拿着厚厚的图纸狂砸了出错的那个日本人的脑袋七八下。其力度之大、声音之响、气势之雄伟，让我们在场的中国人瞠目结舌，不知是该出手相劝还是该击掌叫好。胖科长一边猛砸一边大声训斥。虽然我听不太懂，但不用问，肯定是最为严厉的叱责之词，说不定还夹杂着难听的脏话。我的天，这个平日里的笑脸弥陀佛，活脱化身成了我们眼中的凶神恶鬼。

　　最关键的是那个被打被骂的日本人，真的如平时影视剧里看到的日本老兵一样：不躲不闪，没有任何反抗的举动，嘴里大声喊着那句著名的“哈依！”任凭自己的前额红肿，头发凌乱，头皮屑在空中如雪花般上下翻舞。太邪乎了！这一切超出了所有在场中国人的理解范围。因为我们中国人最好的就是“面子”二字，如果换作是我，还不跟他拼了老命才怪！但后来仔细一想，也许这两个日本老哥是给我们演了一出巧夺天工的双簧，就是故意砸给我们看的。确实，经他们这么一出“苦肉计”，我们都不好意思再过多追究什么了，返工就返工吧，再这么整下去，就要出人命了。我们都被他们的工作态度所折服，忘记了提任何的赔偿事宜。高，实在是高，这就是传说中的水平。不管怎样，那一次我是真开了眼，长了见识，也深感在日本讨生活的艰辛。

　　虽然我努力想模仿日本老师的发音，可一张嘴便发现自己的发音是多么的低劣，而且也听不全她口中的日语。偷偷听听其他人的发音，都挺像那么回事儿，有鼻子有眼的。后来一打听，其他人的日语水平确实比我高出不少，至少学习年头都比我长。这个日语口语课的水平已经超出了我的接受能力，不太扎实的基础让我在练习会话时捉襟见肘。不到三十分钟，我的心思就开始烦乱，注意力逐渐松散下来。影响注意力的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这个站在前面一板一眼教我们发音的日本老师。

　　参加工作后，我便被分到了日韩地区销售部中的日本小组，和日本人打起了交道。两年过去了，期间本来有一次去日本出差的机会，可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行。两年里来公司出差谈业务的日本人中居然里没有一个女的，全是大老爷们，说起来也够邪性的。好不容易和日本人一起来个女的，还是他们自己带来的女翻译，中国人。难道日本女人真的是全闷在家里，相夫教子，踏踏实实地当自己的家庭主妇？当然，每次去机场接送日本客人，都能看见不少的日本女人，有风华正茂的，有徐老半娘的，有美丽漂亮的，有刚过及格线的。但我却从来没有和日本女人说过话，打过交道，共过事。日本女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何种禀性，哪种感觉，我是一无所知。所以眼前的这个日本女老师是我真正意义上近距离接触到的第一个日本女人，既然是第一个，那自然是充满了新奇和兴趣。

　　可是不到半节课，我就没了新奇和兴趣，取而代之的甚至是乏味。因为除了她口中的日语我听不懂之外，其他的我没看出任何与其他中国女孩儿不同的地方来。她的汉语水平可以说和我的日语水平差不多，如果有谁情急之中用汉语向她提问，她往往只能报以抱歉的微笑。她的名字叫久美子，三个月前才来到中国，在市里的一所大学学习汉语，也就是留学生的干活。

　　据她自己介绍，来中国之前，曾在东京的某公司里工作过两年，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的教学工作，今天是她第一次用自己的母语给中国人上课。她的授课确实显得青涩，信心和经验都不是很足。即便这样，也已经很难得了。反正大家想练的就是口语，又不是要死抠文法，就算是个日本文盲，教我们估计也是绰绰有余；再者，像久美子老师这样肯出来教日语的日本人也不是很多，不说凤毛麟角，也差不多。倒不是日本人架子大或故作清高，只是因为这份工作的报酬对于大多数的日本留学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由于物价等原因，大部分的日本留学生在中国的留学生活，至少在经济方面会比日本国内来得轻松许多。我估计这位久美子老师也多半是闲来无事，找此事打发时光罢了。

　　一节课一晃就过去了，我基本上只听懂了一半。想想久美子老师独自一人来到陌生的国度，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还要生活和学习，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也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随着下课铃声响起，她的脸上也流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想必也和我一样渡过了一段煎熬的时光。

　　我们纷纷收拾东西与她打过招呼后匆匆地走出教室，因为时间已是晚上的八点半了。其他六个人和我一样，都是上班族，因为工作中都要使用日语或者与日本人打交道，所以为了自己的工作和将来的前途花钱来练习口语。久美子老师虽然显得疲惫，但却没有着急走出教室，而是和我们每个人都打了招呼，道了晚安后，最后一个离开的。我经过她的身边时，向她点点头，生硬地说了句“再见。”她的身高不高，也就一米六二的样子。她仰起头向我浅浅一笑，倒是用汉语说了句“再见。”她笑起来时露出几颗洁白的牙齿，配上红润的唇倒也可爱。

　　接下来的一周，特别的忙。电话里猫个不停的松冈先生来中国出差，第二站就到了我们公司。那天，松冈先生就是为出差期间的工作计划打电话来的，可是最终我和他也没能沟通明白，区区几个小问题让我俩抓破了天说破了嘴也无济于事，最后还是隔天由他们公司的中国员工发了一封邮件过来才搞明白。

　　这是松冈先生第三次来，每一次我都会有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那就是把人事不省的他拖回酒店，推倒在床任他睡死过去。松冈这哥们儿虽然来过中国十多趟了，但对于白酒仍是没有产生丝毫的抗体，沾上就醉，醉了就倒。当然这也和北方人的饮酒习惯有关，举杯即干，不醉不休。其实几瓶啤酒还是抗得住的，但就是这“万恶”的白酒让他屡战屡败。据他说，日本人很少喝这种度数在四五十度的烈性酒；即使喝也多半是加水加冰掺着喝，小口品酒。可热情的北方爷们儿哪管你那套，拉过一个来就最低整个半斤八两的，非得喝倒、喝瘫、喝死拉倒，否则无法体现出彼此的深厚感情；而且更要命的是点了一大桌子的山珍海味却根本不让你吃，两分钟一干杯，两分钟一干杯，最后基本啥也没吃明白便突然失去记忆，轰然栽倒。松冈先生说他最发憷的就是来中国的北方出差，虽然中方的好客和热忱让他极为感动，但无奈身体受不了，每次都喝到失忆、失态、失身，俗称“三失”。他脸上那股“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和凄凉让我忍俊不止，又觉得他是在夸大其词。

　　这次也没能出现奇迹，松冈先生再次倒在了中日友好的酒桌上，而且比以往每次醉得都厉害。原因是他的顶头上司也来了，由于那位自称酒精过敏滴酒不沾，所以松冈先生就不得不把他那一份也代替喝了。我看着逐渐进入状态的松冈先生和他那越来越白的脸，实在不忍再看下去，暗自感叹如果没有一身的好酒量，是无法在领导身边混得开的。

　　酒喝得一如既往的轰轰烈烈，松冈先生也是一如既往的人事不省，我的生活也是一如既往的波澜不惊。此时的我，久美子，都想象不到彼此会闯入另一半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