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劫’的历史。重温那段日子，你不是自讨烦恼吗？啊？你真是笨得……”
“……”我一时语塞。
“看着我！”石元砥双手握住我的胳膊，把我的身体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硬生生让我面对着他。
我不敢再反抗，像犯了大错的孩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站在大人面前接受训斥。
四 真假颠倒 “浩劫”伊始陷泥淖（三）
石元砥走到我的面前，扶起我低垂的头：“皪……”他的舌头突然停止了活动，整个人怔怔地像个木僵患者。
他大概是被我这“不好见人的模样”吓着了。良久。他自己垂下了头，眼睛却定在古琴盒子里的硬纸卡片上，犹如铁被磁石吸引着。须臾，他抓起卡片，手不停地颤抖，双眼一片朦胧。
“你坐呀。”我拉了把椅子给石元砥。
“皪皪，过去虽已成历史，但是你并没有放下。对吧？从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讲，你所付出的代价可能比生命本身都要高，也就由不得你不想。人嘛，是情感动物，是思想动物……”
“不！”我截住石元砥的话，“什么情感啊，什么思想啊，离开我太远、太久了，我已经想不起他们的模样了。”
“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有过去吗？即使有过，它早已经把我抛弃了，我还抓住它不放，我有病啊？”
“我刚才说什么了？你还是在逃避！你……”
“我也说了，我没有，没有！”
“你这样只能更深地伤害自己嘛！皪皪，你是有理智的人，希望你再理性一些……”
“理性！理性！你总教我理性！可你知道吗？有时候痛苦是因为理性！所以没有理性也就没有痛苦！”
“唉，你别强词夺理呀！我看现在真得跟你好好地谈一谈了。皪皪，你……”
“不谈！我不要谈！”我冲石元砥大喊。喊过，我惊讶不已这种喊是只能是对于很亲近的人半任性半撒娇似的发作。我怎么可以如此放肆？他现在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你做人真是太失败！太失败！
“都怪我无能！浩劫伊始我没能劝阻你。我不够耐心，也没敢向你敞开心扉。”
“你，什么意思？”
“唉，当时姑父的弟弟在中央工作，告诉我们：上边问题复杂得很，孰是孰非难以分辨，运动中多用心和眼，少用口和手。这些话我没有对你讲明。我，我是非常的矛盾：一方面希望说服你，放弃你的观点；另一方面又怕你……你心里不装事，说不定再向他人透露，弄不好你成了散布流言蜚语……怨我！”
“不！那样也不能说服我。”
“当然，也许他人无论如何都不能阻止你，因为你只听命于一人。当时就那么个形势么。但是这许多年来我还是一直内疚，一辈子都内疚呀！”石元砥雾矇矇的双眼终于溢出了水滴。
我的心不禁为之颤动，也顾不上干净不干净，就把方才我用以擦鼻涕眼泪的枕巾塞给了石元砥，说：“那怎么能怪你呢？不过，也不能完全怪我。所以，时至今日，我也不全盘忏悔。但是，我感到耻辱，真的，为我毫不保留地捧出了幼稚的赤诚而感到耻辱！”
石元砥那双不很大的眼睛，一下就变得老大老大，透射出一股疑惑的光。
不是吗？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历史已经判明，‘*’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内乱。”后来这场“内乱”被普遍称之为“浩劫”。错误在运动的本身，在发起人。当然，这不等于说“浩劫”的责任全部由发起人承担。“运动”怎么搞？除了发起人和少数心中有底牌的人知道外，中央的领导同志也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在新改组两个月的北京市委召开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曾说：“革命怎样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诚心诚意地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中央领导尚且如此，何况普通老百姓？何况我？但是，有一条我清楚：运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我必须听他老人家的部署，我必须捧出我全部的赤诚，除此别已选择。当然，那时候并不知道我的赤诚是幼稚的是愚蠢的。
“浩劫”伊始发生的那些事情，像电影剪辑的一个个片断，又在我眼前闪回、重现…… 。。
四 真假颠倒 “ 浩劫”伊始陷泥淖（四）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后，文艺界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由学术而转为政治。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第一版通栏标题《关于三家村扎记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占了三个版面，洋洋万言，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 》强调“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如此明白的阐述，任何能读报的人、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知道中国将要有一场政治运动发生，何况当代的大学生？！
我们那代大学生都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出生。我出生在一九四八年冬，家乡已经解放了，所以等于与新中国同时诞生，同步成长。我们学唱的第一支歌曲是《东方红》，自懂事时起就知道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救星。我常常望着自家墙上的领袖画像问父母亲：“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子？买一张画像让我认一认不好吗？”父亲说那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组织。什么是组织？我一直到上了学才弄懂这个问题。小学时教室黑板上面的横幅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中学时横幅换成“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一九六二年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展开了“论战”，九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时正是我上高中那年。所以，我们的高中时代已经很重视阶级斗争和反对修正主义了。在传统的左倾思想路线教育下，我们每个青年都牢牢记着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比天高比地厚的恩德，都牢牢记着肩负的无产阶级革命重任。一些十多岁的青少年，不仅倒背党史如流，说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运动如数家珍：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高岗、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乃至四清。大学校里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更紧，新生一进校门立即开展“学习目的大讨论”，接着是“红与专问题大讨论”。平时除了必修的政治课程外，经常有“形势报告”、“党课”教育、阶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还有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等等。旨在让我们每个青年学生提高阶级觉悟，树立政治是灵魂、是统帅的思想，以粉碎帝修反的阴谋防止“和平演变”的发生。党组织还教育我们仅仅有“报恩（报党恩）”的思想是不够的，必须树立使命感，必须把朴素的阶级感情提高到自觉地为党的事业奋斗、献身的高度，要知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你的一切都属于党和人民。我们大多数学生都自觉地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政治做为一门主课；我们时刻不忘自己是党的人、是人民的儿子（虽然我们还不是共产党员）。可以说我和我的大多数同代人的骨髓都是红的，是被理想主义和亢奋的革命激情浸红的；可以说我们对于英雄和偶像的崇拜也是达到了极致的。我们耳闻目睹的是古今中外，哪一个国家、地区的革命（姑且将凡是具有推动历史前进的举动都称之为革命）都不可以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相提并论（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影响、意义等等）；哪一位英雄伟人也不可能与我们的伟大领袖相媲美（无论功业、能力、水平、气度、胆识、风采等等）。以上种种，对我们这些年轻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许，这些就是我们一代红卫兵之所以成为被驱使的工具的内在原因吧。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解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无疑使人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现在有一伙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正在向党猖狂进攻，他们之中有的已经暴露，像写《海瑞罢官》的吴晗、写《燕山夜话》的邓拓、《三家村扎记》的作者之一廖沫沙，还有一些尚未暴露的也是具有更大危险的人物，他们像定时炸弹。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我们的党就变修、国就变色，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不行，这绝对不行！我们坚决不答应，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实在是太必要、太及时，太伟大了！我在心中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上战场。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这是一纸战斗檄文，它拉开了“浩劫”的序幕。全国的文化战线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立即开始声势浩大的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政治运动。他们召开了动员大会，很多学校、文艺团体都搞了誓师大会，同时还结合本单位的情况“上挂下连”，有组织、有计划地把那些在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定了性的“阶级敌人”交付给群众批判斗争（后来所谓的“抛死狗”即指此而言）。为了将这些“阶级敌人”打倒，党组织认为广大群众必须充分认识这场运动的目的、意义，提高政治觉悟，加深无产阶级感情。因而，各级党委领导做了全面深刻的动员后，各基层领导再次逐层逐级动员。同时，他们还以各种方式抓紧进行更广泛更强大更深入的阶级教育，包括参观“阶级教育展览”、“万人坑”、“万忠墓”和请苦大仇深的革命老前辈、老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