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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校党组织的部署下，百分之二百的革命群众全身心地投入了那场所谓的“文化”的“大革命”，并且表现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被史命感鼓胀得发酵的责任心。我们一方面按领导的布置到处找材料（有很大一部分人原来并未看过那些“大毒草”），写大批判稿，出大字报；另方面还得将本单位的“阶级敌人”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我们将那些“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化类归项，按班级分题目，上纲上线，搞专题批判。有些单位还举行了“批判专题竞赛”：根据稿子的水平——批得深、批得透，批得有理、有力、有节，来评选出优秀班组和个人。一时间，学校教学楼内的走廊过道、大厅，从楼底到楼顶，上足天下接地，都是大字报。楼里贴满了，就贴在楼外墙壁上，还有马路旁、花坛边架起木栅栏，钉上苇席，起名曰“大字报棚”，也贴满了大字报。此时神州大地文艺、文化界各单位莫不如是。这也可以算是“浩劫”一景吧。
紧跟着，《五、一六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发出的通知，下发至县、团级。这个通知就是“浩劫”的标志。这个通知中点了彭真的名，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讲座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这个通知告诉人们：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政、军各级领导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这个通知最后两段是这样写的：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
毛泽东同志的批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
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
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
化领域的各界里的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使用这
些人去做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一 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方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
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
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说得还不够明白吗？凡是看过通知的人都能想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党的八大已经确定刘少奇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人所共知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他根据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峻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和反革命颠覆的问题做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伦怎样千头万绪要永远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马列主义的根本观点，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样掉的。他还揭露了“彭、罗、陆、杨”“四家店”的“反革命”罪行。
当时的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四 真假颠倒 “浩劫”伊始陷泥淖（五）
经过上述理论武装、思想准备、舆论铺垫，“革命”行动开始了。
于是，北京首先出现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标语；于是，从北京到各省、市、自治区，各行各业、各单位的各级领导机构中揪出了一批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于是，中国众多的专家、学者、教授、文学家、艺术家、知识分子、文化人被打倒，被批斗；于是，文化领域各界全部被无产阶级“占领”。
对于上面所说的情形，做为我这种还没有走上社会也不太了解社会的小小青年是又惊又怕，亦忧亦喜：红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竟有这么多阶级敌人，感到特别惊讶；那些人竟然钻到了党、政、各界的领导机关，还掌握了那么大的权力，感到非常害怕；这些人终究被挖了出来了，就不怕政权被篡夺，不愁党变修、国变色、人民受二遍苦遭二茬罪了，感觉到无比高兴，好像“运动”已经大功告成了。其他人，那些老人们、大人们，那些高级干部、一般干部，还有广大普通群众，他们都做何感想呢？我想他们绝大多数和我是相似的。
然而，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一切并不符合伟大领袖的意图——没有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他看来，这是一些领导对运动不理解的表现，这是一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卑劣伎俩”。于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又着手发动更大的攻势，他们之中有些人直接到学校里发动既富革命激情又单纯幼稚的学生，因为他们看准了这只生力军会为其所用。据说北京的几位学生领袖之中就不乏与中央*领导小组的人有直接联系者（这是以后知道的）。于是，五月二十五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等七人写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偑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五月二十九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应运而生——这是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于是，《人民日报》在五月三十一日改了组。紧跟着改组后的《人民日报》六月一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神蛇》，当晚八点钟全国各地广播电台播放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陈伯达写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还有社论《触能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篇社论指出：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的“文化”的“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
这社论就像一支支响亮的号角，强烈地激荡着每个人的心灵。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除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分子”，谁人不愿意以行动证明自己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呢？事实上即使所谓的上述几种人也纷纷积极地去证明自己，表现自己。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中央对于这张大字报的积极态度：中央*领导小组立即热情支持了这张大字报；《人民日报》不仅全篇发表了这张大字报，并称之为“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向全国全世界播放了这张大字报；毛主席称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因为“社论”也好，“评论员文章”也好，人们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甚至各取所需为我所用。而这张大字报不同，它是个实例、样板，它是一面镜子，它即显而易见又难以曲解。因此这篇大字报如一束点燃的火把投入了干柴堆……
对照之下，全国各地各单位的运动情况大多与北大的情形如出一辙。不言而喻，全国上下正在酝酿着一场燎原大火。一九六六年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两篇重要文章：《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布》、《毛泽东思想新胜利》。这时中央改组了北京市委，南京又揪出了个匡亚明。从此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大革命”（发起人心目的*）正式开始了。神州大地各个大学府、艺术殿堂充满了火药味，各级党委和主要领导人被“炮轰”、被“火烧”，甚而被“油炸”。
形势已然明朗化，斗争也达到了白炽化，做为无主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再也不应该沉默了。我们不少同学暗地里串联、交流，只是还真有些“怕”——弄不好就从革命变为反革命！我该何去何从？不说话当然保险，几千人都没说话，能说都不是革命的吗？可是，大家都不说话，那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盖子”还要不要揭了？我们学校要往何处去？不！我不能再沉默了！我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后代，如果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连饭都吃不上，别说上大学了。我的今天是党和毛主席给的，我的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给的。我必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我必须以实际行动表现我的忠诚，证明我的忠诚！
六月六日下午我起草了一张大字报，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