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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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走了，只剩下我和赵遥坐在床上抽烟。烟灰缸里塞满了卫生纸和烟头，还有不知来自谁人之口的暗黄色的浓痰。我们都懒得倒掉它，只好放在一边，拿起桌子上的一口碗继续弹烟灰。碗里有已经变成固体的残渣，看上去并不美味。还有一把钢勺，上面有嘴唇抿过的痕迹。
我去冲咖啡的时候赵遥还在翻我床上的书，我把最后两勺咖啡倒进杯子里，仔细地刮掉粘在罐内的渣子，刚倒热水，就听到一声顽皮的“啵”，紧接着褐色的液体开始顺着裂纹蛇一样地向外爬行。
我们没喝的了，我一边擦着桌子一边说，就那么一点咖啡，都洒了。
那就喝开水吧。赵遥说。
我们喝着开水继续抽烟，清晨四点十分的时候，窗外依旧一片漆黑。我扔掉一个烟头，用钢勺碾灭。 。 想看书来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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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很高，节能灯泡上落满了一层灰尘。
床上铺满了刚洗好的黑白照片，全部是赵遥拍下来的。其中一张是位老妇牵着孩童的手的背影，他们也许正在买菜的路上，或刚参加完一个葬礼，佝偻而瘦弱，拖着长长的影子。
赵遥躺在地上，枕着一双发黄的帆布鞋，样子像隔壁养的那条精瘦而机敏的幼犬。
我认真地看着每一张照片，一言不发。
就这样睡着吧，赵遥终于困了，他说，谁也别打扰我。然后翻了个身。
我想把这些照片贴在墙上，正物色着合适的地方。我很快就听到赵遥的鼾声，起初还有些出其不意，后来便大摇大摆。我的屋子很乱，地上扔着各种书、旅行包、鞋子、*、外套和垃圾，以及一个赵遥。
那就睡吧。我把照片理好放在了桌角，扭灭了台灯。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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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腿内侧长了几个暗红色的包，不知道这是中了毒还是得了什么怪病，抑或只是*的边缘摩擦导致的结果。我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在撇着腿，以一种极为不雅的姿势瘙着痒。
一桌子我不认识的人在用不同的语言交谈，似乎在讨论音乐，不知是关于什么派别。我打了个很大的哈欠，坐在对面的话最多的男孩瞥了我一眼，嘴唇还在闭闭合合。我知道他在说话，却听不到任何声音。我的脑袋灌满了吵闹的音乐，是Stereophonics的Help Me。我们坐在离音响最近的位置上，强烈的声波使我们酒杯里的液体泛起了层层的褶皱。
我们回去吧！
什么？
回去，回家！赵遥指了指回去的路，大声地嚷道。
好像只走了十步，就再也听不到任何音乐的声音。心跳得非常剧烈，似有一头猛兽在我的体内，即将冲撞出来。我的头很疼，胃也很难受。
我摸着裤兜，却找不到一根烟。大腿又开始痒了起来。
你看天上的星星，赵遥说，像一群流离失所的孤儿。
我抬头仰望，却看不到任何东西在闪烁。也许我们看到的不是同一片天空，也许同一片天空给每个人展示的东西都不尽相同。我能看到的只有乌青而凝固的云。
我什么也看不到。我说。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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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睡醒了，用脚趾费劲地夹起窗帘的一角，向外用力一拉。阳光很刺眼，云彩很柔软，我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欠身寻找昨晚墙墙临走前送我的一包烟。我在裤袋里找到它，用在酒吧里捡到的打火机点燃了一根。这个打火机是两个日本客人丢下的，翠绿的塑料包装，上面印有东南亚某一国家的文字，想必是旅途带回来的，如今又辗转落入我的手中。
墙墙走了，我、赵遥和墙墙一起租这个房子已经有小半年的时间，我们来自三个不同的城市，因相同的原因来到此地，并成为伙伴。在一种川流不息的茫然中进化成一种依存关系。墙墙热爱音乐，赵遥随时拍照，我则投身于不计后果与代价地写作之中。
墙墙走的前几天，他的木吉他断了一根弦，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足够的钱去买一根新的，也许他会这样残缺地继续弹下去。墙墙的身上具备一种焦灼的不确定性。他就像一个暗疮，长在每个人的身上。
我的房间正对着一个小停车场，每天有许许多多的旅行社大巴在此进进出出，游客们戴着可以遮住大半个脸的墨镜，一脸兴奋和好奇的表情，站在数码相机的后面、各种景致的前面，露出苍白的笑容。每个人都是如此，他们抱以这样贫瘠的目的来了又走，这座城市于他们而言根本没有灵魂，我亦看不到他们的灵魂。他们只有千篇一律、随便谁都能够复制的表情。
赵遥也许还在睡觉，也许早已出门拍照，我的房间里放着墙墙没带走的唱片。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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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一段时间，每天醒来都是傍晚。在这里，没人记得或关注今天是星期几，此刻是几时几分，这是一座没有时间概念的城市，她是一部分人心中的世外桃源，和另一部分人心中的颓败之地。
时间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再重要，我的全部生活只有写下去，或停下来。而我自然选择前者。似乎已没有什么事再算得上重要，行李可以抛掉，肉体可以割掉，我不知道这样重复性地填充自己再掏空，会有怎样的后果，但毫不在意。
身上的钱越来越少，我曾彻夜不眠熬酿出来的文字，却不能为我换来一块面包。赵遥也是一样，但我们从不互相过问这些。就算只能从身上翻出一块钱，我们也要出去用它来换一时的欢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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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只有十三岁。
那天我独自一人逛批发市场，新学期就要开始了，批发市场里满是买钢笔和本子的学生。我带着一脸对校园生活的怨恨挤在他们中间，感到自己就像一只腐烂了的苹果。每当想到假期作业仍然只字未写，班主任严厉的表情便清晰地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在琳琅满目的漂亮本子中选了最不起眼、也是最便宜的一本，它有着褐色的封皮，看起来略显寒酸。我付了钱，回头便遇到那位阿姨，她站在文具摊对面卖帽子的地方，举着各种五颜六色的儿童帽，不知该买哪一顶。
哎，小朋友。她召唤着。
我没有应声。
小朋友？她朝我挥了挥手。
我没有回答，只是呆望着她，等待她的下文。
阿姨想请你帮个忙好吗？
帮什么？
阿姨想给儿子买顶帽子，不知道哪个合适，你能戴上去给阿姨看看吗？
她看到我没有吱声，继续说，阿姨儿子没来，不能试，你戴上试试可以吗？
卖货的女老板笑容可掬地看着我，似乎也在说着，试试吧，快让她把这些箱底货买走。
不行。
就戴一下给阿姨看看，好吗？说着她伸出食指比了个一的手势。
那你也得给我买一顶。
可以。她答应道。
我们达成共识，她把手中的几顶帽子挨个扣在了我的头上，我顺从地被她由远及近地打量和摆弄着，心里暗想，反正我也要有自己的帽子了。她换了五顶帽子后最终心满意足地选中一顶红色的，她再三斟酌后付了钱，把帽子装进包里，摸摸我的头说，谢谢你呀小朋友。
我的帽子呢？
什么帽子？
你答应给我买的。
她回头望了望卖货的女老板，两人相视而笑，笑中蕴藏着些许无奈和中年人特有的轻蔑。
帽子，给我。我伸出手。
阿姨只是跟你开玩笑，你要帽子回家告诉你妈，让她给你买。
给我帽子。我重复着。
她咯咯咯地笑了起来，用手捂着嘴巴，求助似地望向卖货女老板。这孩子真是的，她说。
女老板也笑了起来，尴尬地看着我，道，没见过这样不知羞的小孩。
我直勾勾地看着她说，不好看的也行，我就要一顶帽子，你答应过的。
我们如此僵持了很长时间，引来许多人的围观。我看到我们班最漂亮的女孩牵着她妈妈的手也加入了围观者之中，她对我指指点点，好像在告诉她妈我和她是一个班的。
买帽子的阿姨脸红到了脖颈，她佯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跟卖货女老板寒暄道，我下次再来，然后迅速穿过人群，抄小路走出批发市场。我紧紧跟在她的身后，听着她的高跟鞋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
我一直跟她走到巷口卖炸臭豆腐串的小吃店门口，她停住脚步，转身指着我，终于表露出极大的不耐烦朝我吼道，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伸出右手手掌，给我帽子，我说，你答应过的。
那一年，我只有十三岁。
十三岁的时候我并不能分辨那些包裹在甜蜜话语和虚假寒暄之中的谎言，我只是想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而完整地传达给别人，并对别人传来的信息深信不疑。小孩子对别人本性的判断多基于“相由心生”这个成语，长得好就像好人，长得丑都是坏蛋。所以很少有人觉得某个漂亮阿姨会是坏人，“坏人”都该是“叔叔”，怎么会是阿姨。
那天我跟着陌生阿姨的身后一直走到巷口，我被她抓狂的嚎叫吓得打了个冷战。忽然我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喜欢对人吵嚷的除了妈妈和班主任外，还有赖账的阿姨。妈妈终究是爱我的，班主任终究是真诚的，但赖账的阿姨却是陌生、泼辣、浑身上下散发着想致我于死地的气息的。
但是我不怕。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胆怯，我用一种超乎十三岁小孩子的理性冷静地告诉她，我只是想要我的帽子。是“得到”我的帽子，更是“要回”我的帽子。
在我死死纠缠这件事的全部过程中，我对自己能拿到帽子这回事都没有半点怀疑。我死心塌地地想，那本来就是我的，我为什么不能拿走。这股信念像纹身一样深刻地印在我的脑中，发出幽怨的蓝光。
我最终将那顶帽子戴到自己的头上是在我跟着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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