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子蹩脚舞，随后，他发现人们并不拿他当作楷模，自由化*化的风气反而把他送回到生活中原本无足轻重的位置。他感到自己已被贬值，不用他挤到各种*上去喷痰喷水地骂人训人，他那走路的脚步也就显得有些拖拖踏踏，没有过去的那分神气了。他对越来越漠视权威的倾向极不高兴，却又无可奈何。他原来的那些追随者如陈灿英并非有意要疏远他，而是许多事情，如这诗社的事就不必去向他请示，便是有时记起这位顶头上司，特意去征求他的意见，他却显得毫无兴趣，因为他对这些事本来就一窍不通，要去听他那些粗俗不堪的牢骚话，陈灿英也感到了乏味。倒是春草园里充满着生机，同学们勃发的诗情互相激励，无拘的谈笑互相感染，诗社办得生动活泼。在一片自由自在的气氛里，大家的心境都开阔多了，百花齐放自然也应该有陈灿英，而且，她并不乏才能，于是，一种渴求进取的情绪流泄成诗，这当然会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调，这同样是不足为怪的事，只是彭石贤没有见到她的这种变化而已。
但陈灿英没有忘记自己这团支部委员的身份，也没有忘记诗社挂着团支部组织发起的名，所以，在写下《如果。。。》这首诗的时候，不愿用真名发表，她心里明白，诗已经言出了她个人的“志”，尽管有些模糊。
陈灿英的心态随环境气氛的变化而变化。当初她给曾明武一连写了二张简短的字条和一封长信，落笔明白无误地称“爱你的人”，在没有得到曾明武答复的日子里，她失望，不满，以为曾明武看不起她，便跟李超兰说了那些败坏曾明武的话。在她了解到曾明武的本意之后，便认同了，并尽力克制自己内心的骚动情绪，她与曾明武之间的接触不是减少而是增多，虽然谈的还是工作和学习。曾明武有心调解好陈灿英与彭石贤的关系，但陈灿英对彭石贤存有成见，怎么也说不通。那报复的意图十分明显，她把彭石贤那篇《猫的宣言》抄录下来交给郭红鼻，拿它当作打击干部的证据，并在干部汇报会上列举出彭石贤不少的问题，从而得出彭石贤思想落后的结论。曾明武劝陈灿英不必如此小题大做，陈灿英却说这是坚持原则，并反问：“你与彭石贤那么要好，为什么不找他来向我认错？你对他真好！”曾明武只得知难而退。这件事最终以彭石贤放弃入团要求而了结。
陈灿英与曾明武的相处并非不融洽。陈灿英见到了曾明武的深思好学，也见到了他对自己的关爱之情。因此，她对曾明武的感情也逐步净化纯洁。她想办好春草园诗社，对诗社的发展有过许多的设计，自信能够弄出一个热闹的场面来。我们没有必要怀疑她这方面的能力，只可惜上级少有具体的支持与指示。现在，她寄希望于与曾明武联手，于是，向曾明武提议，最好将诗社改成学社，下面分设若干个小组，如诗歌、哲学、歌舞等等，以便把组织扩大到各年级去，这样，当社长的才会是有名有实。可曾明武对她的这些意见却不肯响应，甚至也不附和，显得要冷不热，有时还说风凉话：“官当大了招惹麻烦呢！”陈灿英却热情有余，“什么招麻烦？你是以为入了党便是革命到了头，那好吧，你不干我来干！”。
陈灿英与彭石贤的关系实际上是改善了，越到后来越是这样。彭石贤记下了陈灿英那首《如果。。。 》的诗，想一想，这也真是陈灿英：敏锐，泼辣，似乎还带着些深邃的思考。彭石贤感到自愧不如，诗人的自信心也受到了挫折，他不信别人的邪乎，却并非不信别人的能力。而且，此时他还觉得，曾明武对诗社的事太不负责，幸而有个陈灿英。
李超兰不知道陈灿英这几行小诗对彭石贤有如此大的震撼。她继续鼓励彭石贤：“所有刊出的诗，我还是最喜欢你写的，如果将来你当了诗人，我当了歌唱家，那就太好了！”
“我当不了什么诗人，别提这些了吧。。。 ”彭石贤回答。
“这怎么不能说？”李超兰的话并非不符合当时的形势，学校已经多次号召学生发展专长，公开鼓动学生成名成家，“难道你还想去作那种空头政治家么！”
“怎么不能作政治家？难道政治家都是空头的！”彭石贤反问，“你当歌唱家就可以不问政治么？”
“跟你没说的！”李超兰走了，她以为彭石贤是故意与她“抬杠”斗嘴劲。 电子书 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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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石贤对当前的政治情势确实发生了一些兴趣，那是因为谁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中。但是，如果彭石贤此时想要作个政治家，那才是真正的幼稚，在随后迎面扑来的政治风浪中，他根本不知道见风使舵，应变的能力远不及其他同学。
眼下，政治大气压骤减，春风浩荡，学校的政治思想灌输松弛下来，问题不只是少了一些对学生的具体管教与纪律约束，更为重要的是，自由化思潮还带给学生们不少对立的、越轨的观点，因而激发了他们的浮躁情绪，这就让人觉得是花样百出。自从打开了青草园围墙边那张茅封草长的小门，许多同学从那里出入就不再担心学校严格的门禁制度了。小门外，有一条绕墙而走的小水沟，离开水沟，走几百米的田间小道就有好几户农家，他们都是一个叫先锋高级农业社的社员，县中学的学生多数家在农村，对合作化的事情很关心，到野外来玩玩走走时，还有兴趣顺便打听些乡下人的新闻，并美其名曰“社会调查”。
更有一桩突然发生的事件震动了他们。一天夜晚，同学们刚刚入睡不久，又被吵吵闹闹的声音惊醒了，在慌慌张张之中，有人说失了火，有人说敌机来散传单，也有人说是农民进城来抢粮，一些同学刚拥出寝室，随即被学校领导赶了回来，说县政府来人让学生保持稳定，一律不得外去，彭石贤与好几个同学从寝室的窗口跳出去，爬到后面的山坡上，望见县城近郊的山路上闪动着一线线灯火，还能隐隐约约地听到呐喊的声音，一直到响过几十发枪声，那些灯火才熄灭散去，这时，天快亮了。第二天，学校领导宣布说，政府平息了一次反革命*事件，抓到了十多名罪犯，并当场击毙了一名首恶分子。晚餐后，有一些好奇的学生还去看了现场，这是一个小山坳，此时已显得十分地平静，除了见到几处尚未完全清除干净的路障外，已经没有任何痕迹了。
但不是所有的同学们都完全认同当局的说法，因为有几个学生的家长就在那些农民之中，所谓的反革命*不过是些可怜的泥脚杆子要饭吃。具体情形是，去年当地干部多收购了农民几千斤粮食，今年的统销粮太少，分配不下去，政府派去做思想工作的干部又光是说些吓唬人的话，不能解决问题，这些人就被“神仙会”的几个迷信分子哄弄到县政府来闹事，成百上千的人拿着扁担箩筐，举着灯光火把一窝蜂似地向县城涌来；不用说，结果当然是被*下去了，因为这些人搞的依然是刀枪不入的那一套，有个傻呆子顶着枪杆子叫骂着往前冲，白丢了一条命，幸亏他只是光棍一条，无老无小，无牵无挂。
这件事情引发了同学们许多的议论，既然社员群众确实有困难，就说不上是什么思想反动，那责任就只能加到那些农村干部身上了。平时，他们的父兄对当地的基层干部也有着不少牢骚，这不能不影响到学生们谈话的纯洁性。
“事情全都坏在那些积极分子手上，光知道敲锣打鼓地向上级报喜请功，光争他们的先进，争他们的模范，全然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正是呢，我们那里有个干部宣传购余粮干脆就是哄骗人，他对群众说，今年政府统购你一百斤，明年便返销你一百五十斤，准赚，就看你爱国不爱国！结果那个村大大超额完成了任务，他在县里当上了模范，第二年群众饿肚子去找他时，他却理直气壮地抵赖说，你们才是糊涂呢，天下哪有这种好事？我是说去年政府统销给你一百斤，今年你就该统购给政府一百五十斤，这才叫爱国！”
“这算什么，会哄弄就是好的，有些农村干部光知道胡来，与旧社会的保甲长差不了多少！”
参与议论的学生也有陈灿英，她甚至并不讳言她父亲就是有本事哄弄人的干部，因为这些事情在农村司空见惯，没有谁以为不可告人，她父亲与同伴们说起这些事来也总是得意洋洋，陈灿英为之辩解说：“难道可以不完成上级交下来的任务？”
思想更为出格的学生也还有，猴头就称那晚上发生的事情为农民起义。他家住在先锋农业社靠最西头的两间茅草房里。曾明武常来猴头家帮着忙些农活，与他家里人说些家常话。猴头的哥哥也是转业军人，担任了乡上的民兵营长，他们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这位民兵营长对合作化同样不满，牢骚满腹。他被临时抽调去参加了那天晚上围堵农民闹事的行动，他说：“没有一个像共产党这样的组织绝对成不了事！”曾明武完全认同这一点。但他知道，猴头的哥哥说这话的意思，只不过是他见到了农民的松松散散与愚昧落后，觉得他们成事无望，而他自己并没有要成就什么大事的想法。他可以在背地里骂合作化的娘，说些不满政府的怪话，这并不妨碍他照样当他的基层干部，凭民兵营长的职务从合作社拿些误工补贴来养活他的妻子儿女。他的弟弟猴头对农民起义的事却似有兴趣，而且，他还认为，要想成事，当紧的是得建立一支地下武装，他不顾曾明武的劝阻，好几次转弯抹角地与他哥哥谈到了这件事，当哥哥明白弟弟之所以说起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故事来，是为了让他好好看重民兵营长手上的十几条枪时，便抬手在猴头的脑门上戳了两下，狠狠地骂了一顿：“你是想着去找死不成？你当那枪是我们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