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草园- 第39部分

　　“怎么走这么快？春游变成越野赛跑了。”陈灿英站住脚，边喘气边说，“仇老师说还得商量诗社的事——”她见同学们在哈哈大笑，猜到可能是取笑她的胖，“笑什么，无聊！”

　　“同学们刚才是谈农业合作化，”曾明武说，“诗社的事回学校去说不行？”

　　仇老师与其他同学也走了过来，彭石贤建议：“我看还是去青草坪好，从围墙的小门进去就行。”

　　大家都赞成。于是有同学抢先跑过去爬围墙，从里面开了围墙门。这小门不常开，蒿草荆条长得与人一般高了。同学们好不容易拔开一条路，在一块开阔的青草地上坐下来，几个好玩爱闹的同学连翻几个筋斗，说这里简直是个洞天福地。

　　陈灿英首先说了学校团委要求学生广泛开展课余文化活动的意图，还说这是为了贯彻‘双百’方针，要创造出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来。彭石贤不善于长篇大论，他原先办诗社要说的话现在却没有了。

　　仇道民在同学们的掌声中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宣布诗的时代真正开始了。又因为他提出诗社负责人应该自由选举，被提名的人反而推推让让，结果大家一哄便通过曾明武担任诗社社长，陈灿英与彭石贤担任编辑。

　　在讨论给诗社定名的时候却出现了争论：

　　“据我看，青年诗社，时代诗社这类名字太常见，太俗套，给人一种顺手捎来的感觉，不如叫学子诗社，学子，历来就包含着敢担道义的意思。”

　　“过去叫学子，现在不就是叫学生？何必来个古腔古板？要担道义就叫正义社或真理社。”

　　“你还打算出份真理报？那不如出人民日报，就叫新华社好了——社名应该含蓄一点，讲点文采，我看可以叫先忧社，取‘先天下之忧而忧’这话的含义，忧国忧民是诗人的天职。”

　　“更不行，现在你忧什么国，忧什么民？让人说闲话。”

　　“怕什么闲话！怕闲话还写什么诗？我们讲爱国爱人民，难道这‘爱’就不包含忧国忧民的意思？”

　　“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就是叫匹夫社别人又能怎么说！”

　　“谁能把你怎么样？即使叫农业社也没人把你怎么样。可是，这不是给诗社扫兴么？我看还是叫它双百社吧，这样才符合当前的形势。”

　　“那叫它歌功社或者颂德社会更符合形势。。。”

　　“都别争了。”仇道民见同学们越说越远，便从中调和，“取社名就像给人取名字一样，不算第一位的事。我看重要的在于内容，关键是今后大家一致努力。当然，能有一个恰切而又新颖一点的社名自然更好——鲁迅有篇文章，写了个叫百草园的地方，那是他儿时眷恋不舍的一角自由天地，诗是童心不泯的感情世界，我们也可以把未来的诗社当作这样一片自由园地。你们看能不能借用百草园这名字？”

　　“百草园——”彭石贤得到启示，“那何必借，我们叫这里作青草坪，就用青草坪诗社这名字，留个纪念不好么？”

　　“好，这用意不错，”但仇道民改了两个字，“那就取名春草园诗社好了，有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春草是极富生命力的。”

　　经仇老师一说，大家都同意了，不过，这只是一种折衷。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仇老师即兴所说，并非诗社人员已经有了统一的认识。彭石贤当时就想，真要取这句诗的含意，这个“园”就应该是另外的一个“原”字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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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社办起来了。但仇道民欢呼诗的时代已经开始，这恐怕过分乐观，政治气候与自然气候并不一定同步。诗苑繁荣所必需的条件是真正的自由与*。

　　春草园诗社遇着了一种假象。官方大吹大擂要造成一个自由*、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迷惑了许许多多的人们。

　　春草园诗社原定十天油印一张诗选，后来加速到了一星期一张。曾明武不管诗社的事，但有时也凑个热闹，写几句被彭石贤讥诮为“明白如话”的诗，像“社会主义是天堂，一穷二白不能上”，其实，这诗也未见得如话一样明白。彭石贤这个编辑处在高度的兴奋之中，忙着与诗社人员谈诗，改诗，他不惜把好些功课弃之脑后，俨然“我是诗国的公民，将生命奉献于诗神，我要向苍穹呼号，让万籁在沉睡中苏醒。”他称这个同学的诗“如清泉流经石上，磊落鲜明”，又指那个同学的诗“如春雷隆隆远逝，余韵不尽”因顾忌到诗社编辑工作上的合作关系，他对陈灿英的诗很少评论，只偶尔在背后以“矫揉造作”冠之。陈灿英对这个从旁人口里传来的贬损也还以“狂妄自大”四个字。

　　但奇怪的是，彭石贤与陈灿英的关系并没有进一步恶化，相反，时间稍长，两人的相处还渐趋融洽，在诗社的编辑工作中能够配合默契，这是因为，诗社成员都处在平等的位置上。虽然，诗社成立之初是借团支部的名义行事，但团支部除传达了上头的‘双百’精神而外，在这段时间里并无任何具体指示，诗社毕竟是个自发组织，谁想发号施令，也无人想听，陈灿英只能取商量的态度与彭石贤说话。而她对诗歌的爱好，为诗社办事的热情，彭石贤也不能不承认。他还在心里佩服陈灿英的组织能力，特别是她那比自己要强得多的口才。在这两个人中间，李超兰有时居然可以仲裁是非：“诗是可以各有所爱的，要不，如何谈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次，她的话是针对彭石贤坚决不同意发表一首《欢呼总路线》的诗说的。因为诗中讲公私合营好，而他母亲却在私下里向儿子诉了不少公私合营的苦。对李超兰的意见，陈灿英表示支持。也许真是自己固执己见吧，于是，彭石贤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最近，陈灿英的心态变化确实很大，有一次，李超兰送给彭石贤一篇诗稿，没有署名，只问彭石贤同不同意刊登。彭石贤看过诗后，连声说这诗写的真好，并肯定这诗是李超兰写的：“你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为什么不署上名字？”李超兰笑着说：“你能认出我的字迹来，不过，这诗只是我代别人抄写的。你猜猜，这诗究竟是谁写的？”彭石贤不相信：“我绝对没错，肯定是你写的！”李超兰却仍然否定：“告诉你了，这不是我写的，你常吹嘘能够以诗论人，怎么这回猜不着了？”

　　那首诗的题目叫《如果。。。》，彭石贤反复地琢磨，特别是其中的几句：

　　如果我是一片云，

　　就不会依恋山林，

　　而要直追那席卷天际的长风；

　　如果我是一重浪，

　　就不会眷恋河床，

　　而要奔向那波涛汹涌的海洋；

　　如果我是位诗人，

　　就不会浅唱低吟，

　　而要引吭高歌那时代的新声！

　　彭石贤想，这诗如果不是李超兰为激励他而写，那末，是谁抒发出了这样一种进取的激情？彭石贤一连猜了几个人，李超兰只是摇头，最后她才说诗的作者是陈灿英：“我看这首诗不能算是矫揉造作吧！”

　　彭石贤以诗论人的失误让他很丧气，也让他迷惑不解：究竟是诗不可捉摸呢，还是人不可捉摸？

　　看来，这次真是彭石贤未能深刻理解陈灿英。如果把描写漂亮女孩子的词用到陈灿英身上自然不会贴切，但是彭石贤用“圆的大集合”来形容她，那也只能说是漫画化的夸张。溜圆而稍凸的眼睛，肥厚而红润的宽嘴唇，自然失尽了女性的秀气，然而却显现出了她充沛的激情；额角敞亮，眉黛飞扬，更为她增添了几分智慧的光彩。陈灿英说话的神气很像她的父亲，她父亲身材肥胖结实，在全县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是位出名的带头人，他创办高级社的事迹上了省里的报纸。还曾被学校请来做过报告。他站到讲台前，拍着胸膛宣称：“我听党的，群众听我的，明年余粮翻一番，人人碗里加个尖！”校长给他倒茶时，让他附带谈谈对学生毕业回乡的看法，他马上在台上喊应他女儿：“灿妹子，你爸跟你说，现在农村正需要有文化的人，读好了书一定得回乡下来搞社会主义，高级社会计的位子给你留着，你爸上学三个月，茅坑里蹲了九十天，这会儿又当社长又兼会计，干不下，农村里少了文化人呀！你们学生全靠农民养活，敢说回乡劳动不光荣？”

　　陈灿英摒弃了父亲的鄙俗而继承了他的自信与机敏。她当然知道父亲让她回乡不是真话，只是趋赶政治形势而已。陈灿英在学校里也是紧跟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多次被评为优秀团干部。她对仇老师敬而远之，对郭红鼻则亲而近之。再说，她虽然给申学慈写过一封求爱信，但那也算不得轻薄，当时处在初中毕业前夕，对能否升学没有把握，加之以前与她要好的那个农村青年干部突然结了婚，她在似有失落的时候，便大胆地袒露了对申学慈的好感。这让申学慈不胜惶惑，自己也好些天心神不安。后来，申学慈没有回音，她也觉得这人并不可取，于是转而向曾明武献媚求爱，这既是少女怀春，也是向“党”靠拢。当曾明武用自己的经历坦诚地告诉她谈爱的危险性时，她顿时明白过来，觉得还是应该从工作和学习上始终不懈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目标。

　　她的许多诗作有矫揉造作之嫌并不奇怪。因为她总想用诗去巴结政治，然而书报上对各项政策、方针、路线的赞词已经满目皆是，她要翻新又力不从心，只能将现成的词语搜来并极力加以堆砌，这不成了矫揉造作还能是什么？可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政治气氛发生了变化，学校领导与老师同时放松了政治说教与组织管理，原来那些陈旧的口号对许多人失去了吸引力。郭红鼻的被冷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穿过一阵子红花衣，跳过了一阵子蹩脚舞，随后，他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