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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就特别沉默寡言，我们公司就俩人不说话，一个我，一个刘仪伟。我们俩后来出来以后，我们公司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说这俩人在公司里的时候都不说话的，现在话最多。都很奇怪。
梦霞：是很奇怪啊，为什么最不爱说话的两个人现在最“会说”呢？
戴军：因为东北人说话可能就太像曲艺了，但是像我和刘仪伟两个都是南方人，然后又注入了很多自己看到的、听到的，自己的感觉，把自己的文化的东西放进去，就像是天平一样，这边是文化，那边是娱乐，平衡了，所以我们出来的结果就不太像曲艺了。
梦霞：你们两个在公司都不爱说话的人，当时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做主持人，或者说想过对方会做主持人？
戴军：没有。我们当时一起玩的还有孙国庆，他是真能说，太能说了，我们一大堆人，他一说话，我们所有人都只有听。所以有一天他做主持了，我觉得太正常了。像刘仪伟和我做主持人家觉得是不正常的，刘仪伟是肚子里有很多东西，只要给他开一个口，他就能够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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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涵：神的孩子都跳舞
超女·无极
梦霞：我还是想请你描述一下，你在《超女》节目现场的感受，就是你作为一个人，当然也是作为一个主持人，当时在现场的真实感受。
汪涵：我觉得下面都是疯子，全都是疯子，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凭什么弄成这样呢。但是我也很感动。我很感动，就是我很难在节目当中哭。
梦霞：你是没有哭过吗？
汪涵：我没有哭过。但是有过心里被撞了一下的感觉，挺可惜的，像叶一茜被淘汰了啊，像靓颖和何洁PK啊，心里想这些都是小孩。
梦霞：你当时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是像外界所批评的那样，觉得“残酷”还是别的什么？
汪涵：不是，这就是一个游戏规则，而且是摆在台面上的游戏规则，你来了就要遵守。而且这个游戏规则不残酷，你离开这个舞台之后，这个舞台以外的世界，有比这个残酷十倍、百倍的PK，有比这儿残酷十倍、百倍根本就不摆在台面上的游戏规则，这算什么？你们有什么资格和权利去批评它、指责它。她们这些小孩，会遇到比这个更残酷的东西。所以当时我特别不屑于别人说这个。生活当中她们现在进到公司，有可能会非常怀念舞台上，谁都知道要干什么，谁都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生活不是这样的，你根本不知道你要怎么样，你根本不知道你做了以后会怎么样，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有可能误伤自己了呢。你拿一把明枪去防一个暗箭，一下扎到自己了。这算什么呢？只是一个节目。
梦霞：那个现场会是你主持节目当中感觉最奇怪的现场吗？
汪涵：一夜之间大家都怎么了，我们每次做节目之前，台湾好多电视台就把机器架在我们门口，还有日本的，就架在门口，我们每次进来的时候，就拍照什么的，都搞成这样了。我觉得特别奇怪。我到外面去做其他节目的时候，也是，好像不知道超女就不是中国人似的。就一个栏目你想想，就一帮小女孩，唱得比她们好的多的是，长得比她们漂亮的多的是。凭什么呀？
当然从做节目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超级女声》是非常善于去顺应民心和民意的。我很喜欢“善顺”这个词，在节目的推进过程当中，作为编导来讲，作为台里来讲，作为节目的主创人员来讲，很善于去把握，同时去顺应这个节目在观众心目当中那个情绪的走势。所以这个节目特别容易让人群情激愤，它仿佛每一下都挠在了大家的痒处，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他自己的节目，所以它才会这么火。
《超女》也是一个很无极的东西。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变化无穷。其实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东西，无极本身是混沌的，谁也说不清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其实最开始《超女》就是一个无极的状态，谁也不知道它会变成一个什么，《超女》只是一个节目而已，仅仅是一个活动而已。湖南广电每年要办那么多活动，金鹰节是最大的活动了吧？但是就没有《超女》火。最开始就是一个栏目去做，就是《音乐不断》歌友会在操作这个。然后慢慢地举全台之力，慢慢扩大了，为什么一个《超女》会火成这个样子？谁也说不清楚。天时、地利、人和，应运而生，你可以做任何解释。
李伦：梦想照进现实（1）
在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做什么都需要梦想
梦霞：你很强调电视要“文以载道”，解释一下这个“道”的问题？
李伦：我觉得“道”这个问题不应该在电视圈里去讨论，这是一个传媒态度的问题。有一种说法说媒体传播只是一个物理搬运过程，它只是要把人们需要的东西搬过来，至于搬过来能干什么用，那是人家的选择。
我觉得作为一个公共媒体来讲，选择搬运什么和不搬运什么肯定存在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道”。我们的公共媒体不可以不存在“道”的问题，你必须考虑。
就比如说播赌博节目的电视台，其实它也在传播一种“道”，只不过你认为它那个“道”是邪恶的，或者说是不光彩的等等，其实也是在传播某种价值观，在感官享受的基础上也就载了“道”。所以“道”的问题在公共媒体上不应该被反复讨论，这是一个传播的本体属性。只要你说了，你说什么不说什么，你已经选择了，所以你肯定有“道”。
我觉得国内的媒体更应该讨论如何来载“道”的问题。我相信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是充沛的，思想是深邃的，中国的电视人也是。虽然人家老说咱们没文化，但是其实你在这个圈子中会发现，大家都是非常有责任感的。那么电视，说句不客气的话，为什么现在不如平面媒体做得好，就是前面的问题没解决，我们的技术不行，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载”我们的“道”，或者说我们练得不够娴熟。
梦霞：所以你要做“杂志电视”，用电视来传达我们以前只能在平面媒体上感受到的东西？《社会记录》一以贯之地传达了一些东西，这可能也是《社会记录》让我感到最欣喜的一个地方。
李伦：我们确实是想做这样的努力。我们的电视相对平面媒体差距最大的是什么？是我们掌握电视语言的能力，掌握电视技术的能力远远地落后于他们掌握文字的能力，掌握版面设计的能力，掌握平面媒体这种技术的能力。所以《社会记录》非常强调传播技巧，所以说《社会记录》可能有“道”，我们在“道”的这个问题上也并不深刻，但是由于我们努力地在解决“术”的问题，努力地把我们知道的一点点东西用更好的方式告诉大家，让大家听上去能觉得你还说了些什么。我觉得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做了这个努力。
梦霞：注重叙述技巧，就给观众看节目提供了一种轻松愉悦的可能，同时你们节目的动力和目标又规定了你们的传播内容。这是《社会记录》成功的原因吗？
李伦：我们还远谈不上成功，还在努力中，希望不会让大家太失望。我们相信观众，相信他们会看到价值。
梦霞：为什么是“相信”而不是“尊重”观众？
李伦：为什么我不用“尊重”呢？我觉得“尊重”这个词本身不够具象。用“尊重”这个词很容易屏蔽掉很多东西。有时候你过分地尊重其实是藐视观众。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把某些东西说得非常清楚，好像我们服务得非常周到，但是观众不爱听。为什么？你拿他当弱智。其实他的理解力非常高，你不需要去做那些低层次的反复说明，你要给他跳跃，因为他要享受思维快感。对观众的了解其实也就是对人的了解。人其实是有强烈的理性愉悦的欲望，我们不是拒绝学习的人，绝不是，我们不喜欢学习那是上学给上的。所以你就要提供这种理性愉悦，如果你提供的这些素材、资料不足以使他愉悦的话，他是断然没有兴趣去听你在那儿废话的。
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对观众有一个预判：他是有主动思维欲望的，享受思维快感的。只不过你恰巧做了这个工作，你有机会提供给他这些东西。
所以不要用“尊重”两个字去屏蔽掉这中间最细腻的情感沟通。罗大佑有一句歌词我觉得写得特别棒，他说“用温情去冷漠”，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用温情去把这些事情全屏蔽掉了。
梦霞：其实做媒体就像做人，它应该是人格化的。应当让你的受众看到你是什么样的气质，你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你要传达什么样的东西。现在相对成熟的平面媒体都已经非常强调这一点。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电视栏目还是面目模糊，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它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东西，你可以概括一下《社会记录》的精神气质吗？
李伦：如果把《社会记录》说成一个人的话，我们心目中希望他是一个有理想色彩的，积极生活的，有方法、有勇气、能够面对现实的，而且是一个跟社会有合作态度的、有建设性的这么一个人。他有时候可能容易生气，但是更容易被感动，更容易高兴。用一句话说就是：相信梦想，虔诚生活。
梦霞：人们说好莱坞是梦工场，我觉得电视跟电影的区别就在于电影是一个停留在想象里的梦想，电视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梦想。
李伦：我觉得不只是做电视，做什么都需要梦想。尤其是在我们这么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由于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承载物，很长时间了我们都面临这个问题。信仰不是说必须有承载物才存在，但是由于没有就更显得缺失。由于这种信仰的缺失，人们对遥远的东西或者说梦想就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