腋匾慕骄褪窃谥贫取⑸缁峁路矫娴慕剑率墙⒃谒降碌幕∩希挥泄禄褂惺裁此降履兀刻孤仕担泄谙执希褪澜缟系牟罹嗷故潜冉洗蟮模且行判摹�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些外资企业，一开始把卫生纸等都放在厕所，最后发现放多少都没有了，那么就拿卡车装一车卫生纸来，看用到什么时候，现在慢慢没有问题了。现在我在图书馆做了馆长，发现厕所怎么什么都没有呢，我就提出要放，有人反对说不能放，放了可能就没有了。现在我就开始尝试放了洗手液，一个月多负担480块钱，可以负担得起，但是一个月下来我发现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多，接下来我准备放手纸，看会被拿走多少。我做中学老师的时候，教育学生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不要围观外宾，现在谁围观外宾呢？
北京现在离开现代化几年，跟广州、乌鲁木齐、拉萨可能都不同，我想广州市最有条件比较快地实现国民的现代化。
公众论坛：公民的“思想周会”（跋）（1）
何雪峰
南方都市报首席编辑公众论坛主持人之一
自2007年6月份南方都市报承办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以来，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70余期，这个每周六定期在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举办的公民讲坛，俨然已经成为广州乃至广东市民的一个“思想周会”——正常容纳200人的报告厅经常拥塞不堪，最高峰时竟然挤进了700多人，讲台下无立锥之地，听众就在主持人和演讲嘉宾的讲台上席地而坐。很多市民朋友把公众论坛作为周末聚会的一个项目，上午一起听讲，中午再吃饭讨论，交流思想。
公众论坛的设想始于2005年，当时的广东省委宣传部希望创办一个有影响的讲坛，成为建设文化大省的品牌工程，这项任务交给了广东省社科联。2005年12月，“岭南大讲坛”启动。2006年2月，针对广州普通市民的“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正式启动。2007年6月，南方都市报开始承办公众论坛。
南方都市报承办这个论坛，实则是其成长的一个必然产物。经过十年的发展，南方都市报已经成长为一个主流大报：自2003年的“孙志刚报道”后，南方都市报迅速成长为一份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报纸；自2003年首家开辟都市类报纸时评版以来，南都时评已经成为影响中国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在当下的转型中国，一个负责任的主流大报，其当仁不让的社会责任就是启迪民智、监督政府，而这不仅表现每天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方面，也体现在自己实际的公民行动中，作为南方都市报，举办这样一个公民讲坛就是最好的公民行动之一。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是一个面向全体市民的开放式公益论坛，目的在于培养城市公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而所谓现代公民，就是懂得常识，并能用常识去思考的人。
在南都承办之后，公众论坛很快就火爆起来，成为市民和网民追捧的周末思想盛宴，也成为广州的一个文化名片，很多外省市的宣传部门和媒体纷纷前来广州“取经”。我们总结，公众论坛之所以成功，首先是因为我们以南都时评为依托，紧扣当下的重大热点话题，形成一个现场讲坛、报纸刊载及网络直播的全方面联动。举一个例子。2008年4月12日，著名学者秦晖来公众论坛开讲《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这个题目秦晖教授此前已经在其他地方做过数次演讲，但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而在公众论坛演讲后，不仅引发媒体、网民对贫民区问题的长期讨论（以“城市化与贫民权利”为关键词检索，百度相关网页约78000篇，Google符合条件查询结果1570000项），而且北京学者还专门为此召开会议研讨此话题，最后还惊动建设部出来回应。演讲文章在4月13日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见报后，秦晖与陶短房又就这个问题在南都时评版上几次论战。其他的各场演讲，比如2007年12月5日朱学勤开讲《激荡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2008年3月22日梁文道开讲《从“*门”看公众人物的定义与责任》、2008年5月10日徐友渔开讲《家乐福事件与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等等，也都曾在公共舆论中制造出大大小小的热点话题。
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有参与论坛的那些普通市民。
由于是开放式论坛，市民自发前来参加，所以论坛的参与者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一位增城的打工仔，曾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来广州听讲；为了听讲座，一位东莞的出租车司机宁肯放弃半天的收入；也有政府官员，以及成功的企业家——2008年1月5日茅于轼来论坛开讲，结束后返回的路上收到一位现场听众发来的短信，大意是：“我是某公司董事长，得知茅老师的富平保姆学校出了事，愿意捐款一万，以示支持！”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又收到他的短信，“已让秘书把钱汇到茅老学校的账号上，请查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公众论坛：公民的“思想周会”（跋）（2）
现代社会需要一个社会各阶层平等交流的公共空间，而当下中国恰恰缺少一个公共表达、公共交流的公共空间，公众论坛刚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社会各阶层济济一堂，没有穷人、富人之分，也没有官员、平民之分，他们都是平等的讲坛听众，连座位都是“先到先得”。如果问中国的公民社会在哪里，这就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吧！
在这个讲坛里，还能切身感受到现代公民的理性。茅于轼老师因为他那篇坚持经济学常识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在网络上饱受愤青们攻击，所以，茅老来公众论坛开讲《制度与中国的经济改革》时，我非常担心现场会有愤青来闹事，结果大大出乎意料：茅老刚进科技馆报告厅，早就人满为患的论坛现场听众们突然集体鼓掌，向茅老致敬；在茅老演讲的过程中，听众先后鼓掌几十次；随后的提问环节，提问者与茅老之间也完全是有理有据的分析与辩论。网络和现实，怎么区别这么大呢？仔细一想，在网络上骂人，所谓“成本低、见效快，而且还不用负责任！”很多人在网上骂人，常常根本都没看对方说了什么，只是看个标题，就开骂了，毫无理性可言。而在公众论坛，在周六上午，能够牺牲周末休息时间，一大早起床赶车来听讲的听众，自然会花时间思考茅老所提出的问题，即便有不同的意见，那也是理性的批评，而非简单的谩骂和人身攻击。论坛的这种公共表达和公共交流本身，也会对参与者的理性提出要求：你要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你也要考虑自己的发言是否有理有据，因为你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
在现场演讲结束进入提问环节时，常常有提问者一拿到话筒就放不下来，甚至会争夺那个话筒，把提问变成了自己的演讲。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恰恰说明，这些普通人，他们有多么强烈的公共表达的欲望，却又缺乏公共表达的空间，因此，他们把论坛的提问变成了自己的演讲。
市民们听的，是这样一些表面上与他们的生活不搭界的大问题，大叙事——《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茅于轼），《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朱学勤），《消费社会的精神颓废与改革困境》（任剑涛），《回望1917——俄国十月革命90年》（金雁），《回归常识——关于现代化道路中的几个误区》（资中筠），《俄罗斯知识分子给人类的启示》（王康）……但是，就是在这样一道道的思想大餐中，在一次次聆听、提问与辩驳中，市民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在潜移默化地滋长。
广州市民陆伯是南都时评的忠实读者，也是公众论坛的铁杆粉丝，几乎每期公众论坛都能在固定的位置看到这位70多岁的老人家（可见他来得多早）。陆伯不仅来听论坛，还经常送书送材料来报社，给我们这些编辑们，“这个材料非常重要，你们一定要看！”过段时间他还会打电话过来，“何编辑，上次送的书看完了吗？有什么心得交流一下？”
有这些听众和公民，我们这些公共论坛的操办者始终诚惶诚恐，时刻提醒自己必须做得更好，因为他们就是公众论坛继续前行的方向与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