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实施的效率上。很多人都很羡慕中国政策的实施力度和速度，也有很多人希望能够尽快效仿建立经济特区，但是十几年过去了，这些还是在讨论当中。但是从1947年甚至更早一点的情况来看，印度在独立后采取*和*体制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因为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尼赫鲁和甘地两人对于*和自由的追求是非常强烈的，他们在英国求学期间，对英国的议会制*制度非常熟悉和推崇。
虽然独立前，尼赫鲁…甘地的个人政治理念特征让印度无法实行中央集权制度，但是后来尼赫鲁…甘地家族在印度几十年的家族统治实际上还是形成了所谓的尼赫鲁…甘地王朝，从尼赫鲁本人开始到他女儿英迪拉？甘地到拉吉夫？甘地，现在的索尼娅？甘地和正在崛起中的拉胡尔？甘地，这个家族领导着国大党带领着印度从一穷二白的基础走到了今天。这几十年中，他们有所有建立家族式专制统治的可能和机会，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国大党从尼赫鲁时期的一党独大、多党竞争的局面，到今天遍布全国几百个大小政党，此起彼落的壮观场面，尼赫鲁…甘地家族的宽广心胸和对*的推动作用可说是功不可没。
我经常跟印度人讲，中国的精英和印度的精英所关心的东西恰巧是相对的。已经有了*的印度，他们想要的是发展和经济；已经有了经济发展的中国，中国精英们想要的是*和*。这两个国家如果能够抛开一切的敌意，抛开一切的障碍，能够互相合作和支持，互相学习的话，这将会是两国人民之福。这一次辛格总理访华，*总理引用了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一句名言“中国和印度应该互相学习、互相进步，而不是互相地比较和互相地对立。”
2003年底周济部长到印度访问，我当时是学生会长，要负责一些接待工作。他问“你讲一下你对印度教育的感受”。我说同级别的学校里，印度的学生大学一、二年级的综合水平和综合素质可能要超过中国硕士毕业生。原因有几点：中国在传统的文化重视上不如印度，中国的传统已经断裂了，印度还有很多的传统可以供他新一代去思考，他们的宗教文化，可以系统地引领他们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进行系统的思考。印度还有开放的媒体，可以让他们的新一代接受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点，让他们的大脑能够持续地激荡和深入。
可以肯定地说，印度实行了*制度以后，保证了*，他维护了很多少数和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持了媒体的开放，言论的自由。实际上，印度的学术成就、艺术成就，甚至政治理论成就都非常高，这都是直接相关的。
而在公民社会自我完善方面，印度也有值得借鉴之处。印度有很多的志愿团队，NGO组织非常发达，各种类型的NGO都有。2005年的南亚大海啸，印度敢说不需要其他外来的资助，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印度的NGO团队太强大了，有一个团队从德里出发要到南方去，公布一个热线电话号召大家报名，这都是需要志愿者自费参与的，我只是迟了十几分钟打过去，可人家说已经人满了。在校的学生很多是扛着包袱立刻下去了，反应非常神速，跟中国民间社会对待灾难的态度很不一样。即使那些在街边流浪的住贫民窟的人，每到需要的时候，很多的志愿团队会去帮助他们，来自政府的帮助反而是很少的。
高校扩张的隐忧与出路（1）
主讲：张鸣
时间：2008年6月21日
人物简介：1957年生，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制度、农村政治与文化。著有《历史的坏脾气》、《武夫治国梦》等。
现在的中国大学，至少从规模上，已经达到历史的顶峰，中国的在校大学生数量，已经从1998年的340万，达到2374余万，过几个月，相信还会有大幅度的增长。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陡然升为22％，平均每年增加20％，我们已经拥有世界最多的大学生，而且是在8年内创造的奇迹。同期的中国的GDP增长，平均不到10％，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在叫过热，而飞速扩张的高等教育，已经不能用过热来形容。
高校的大规模扩张起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跟上世纪的大跃进不一样，这是一场完全由行政力量拉动的跃进。在跃进期间，为了弥补规模扩张造成的资金短缺，大学的学费开始猛涨，从每年几百元，涨到几千元，而随即到来的大规模扩招，使得学费收入相当可观。在此基础上，部分高校甚至开始大规模借贷，今天困扰人们的大学贷款债务问题，就是这期间形成的。
凡是大跃进，必然蕴含着危机。1958年在全民大跃进的同时，高教也跟着大跃进。那场跃进，就当时而言，危害也是相当大的，多招了一些工农兵学员，学生出面编了一些垃圾教材，正规大学有几个月不能正常上课，教学秩序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今天这场高校大跃进，虽然表面的繁荣还在维持，但已经蕴含了一场波及广泛、内容深刻的危机。
大学衙门化败坏了学风
高校大跃进式的扩张，最大的恶果是加速了高校行政化和衙门化的过程。
由于高校大跃进中，各种名目的资金流向高校，学校和学院两级实体单位，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资金，因此权力大增。一个不大的学院，院长手里可以支配的资金能达到上千万元，资金分配基本上由长官说了算，学院里的教师，如果想要分一杯羹，只能讨他的好。因此，学院领导对学院教师的支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跟当年基本上没有多少资源的系主任，不可同日而语。同样，学校的校长，连同学校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也因此权力陡然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教授纷纷争当处长副处长的原因。
有钱在手的权力，含金量足，威力巨大，虽然学校里的各种“长”，原本都是教授，但是加了长的教授，官架子摆起来，一样吓人。一个小小的学院，居然开起会来要设主席台，台上按照官阶大小排座次，第一首长先说，第二首长次说，无论这种是行政性质的，还是学术性质的，在这个意义上，学校已经成了衙门。
由各种评审指挥棒驱使的行政化、衙门化的大学，一个直接的结果是败坏了学风，使各种形式的学术*，肆无忌惮地浮出水面。 各种评审的指标体系，主要是以科研为导向的，比如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国际SCI论文数量，国家级课题数量，省部级课题数量，课题经费总量等等，这种指标体系，只有SCI还勉强有点国际性，而且也并非国际通行的衡量体系，其他的指标，实际上只是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自娱自乐。
中国所谓的学术核心期刊，其学术品质，原本就需要测定，但是，在各个高校发疯追求论文数量的情况下，有某大学带头发明了硬性规定研究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作为毕业前提条件的方法，人为拉高学校的论文发表数量，其他学校纷纷跟进，使这种本质上违法的行为，成为高校的新惯例。研究生做不出论文，就买，不仅买论文，而且买版面，各个学术期刊因此出卖版面，蔚然成风，进一步败坏了学术期刊的质量。现在的状况是，跟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大学生相匹配，中国也有世界上最大的论文发表量，但科研竞争力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高校扩张的隐忧与出路（2）
核心期刊和论文发表如此，所谓的课题也如此。往往官越大，课题就越多，当然也就越没有时间做（这是假定他们都有学问的前提下），只能让学生做，因此研究生们就成了导师的打工仔、廉价劳动力，这样的课题能有什么质量，可想而知。
学校的教师，在定期的考评面前，必须拿出东西来凑数，否则就会下岗。当然，如果产量高，也有奖励，尤其是在所谓A级B级刊物上发文章，奖金甚为可观。这样一来，所有的教师，都必须围着考核指标转，以增产为第一需要。大家都在忙于争课题，跑项目，出文章，一本又一本的学术著作问世，形成了科研论著出版高峰和读者阅读量下降共存的奇特景观。
在这种科研成果的增产竞赛中，学风极其浮躁。从老师到学生，大家只想着早出、快出、多出成果，大量粗制滥造的所谓成果因之大量问世，简单重复，低水平重复，甚至充斥大量的常识性错误。同时，抄袭，作假，侵占他人（主要是学生）成果等学术偷窃和*行为流行。有些学校，越是所谓的大腕学者，越可能犯这种在国际上看来是学者致命伤的错误，因为附他名下的东西太多。由于对考评体系的特别在意，这些大腕的类似错误，往往得不到处理，因为如果一旦处理，不仅自曝家丑，而且可能丧失附生在大腕身上的评审资格，就算一个顶级高校，也不能无视这种损失。
在国际上，教授学者，声誉是高于生命的，一旦一个教授学者的声誉有了问题，他的职业生涯就完结了，意味着他的余生，只能靠从事低级劳动为活。然而在中国，对于教授学者而言，权位和金钱是第一位的，声誉出现问题，哪怕是特别明显的问题，只要你能动用各种关系，将之摆平就行，丢人不要紧，但不能丢位置。
大学这些年，最大的问题是在教学生做人方面的失败，在老师的榜样面前，有的学生甚至丧失了起码的责任心，起码的道义感。国家和社会对大学培养独立人格，创造性人才的期望，在现实中已经南辕北辙。
高校扩张隐含巨大的危机
高校大跃进，最大的危害，是给社会和国家制造潜在的巨大社会危机。
大学收费激增最大的结果，其实并不仅仅在于让某些农村的贫寒子弟上不起学，而在于大多数普通百姓倾家荡产，债台高筑供子弟上完大学之后，居然找不到工作。近年以来，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连清华、北大、人大这样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