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再走。
怎么回事儿？难道是社长和塞姆塞丁同志缺乏敬意？莫非是社长把居辽同志就提高农村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同他发生的争执、提出的正确要求告诉给塞姆塞丁同志了？他们真是太不知羞耻了！他们居然更多地听从那个塞姆塞丁，而不听从居辽同志！我们俩落在后边几步远的地方，居辽同志靠近我跟前，拉着我的胳膊，慢腾腾地跟我说话，以防被别人听到：
“咱们不重视自己本身的心理疾病，咱们没有察觉到这一可怕的疾病正在威胁着自己，因此也就没有采取预防性措施保护自己。有时咱们还以为自己干得很聪明。但是，其实咱们干的事情就像心理病患者干的一样。有些人在他们干的事情那一刻刚刚过去，就陷于沉思，并且大有所悟：他们错了。（真实的情况是：这是由心理疾病造成的无意识的错误。）可是，还有的人，他们从来也不懂这一疾病，因为他们的心理疾病太重了，所以他们也就一个错误跟着一个错误屡犯不断。个人夸大狂其实是一种心理疾病。这种疾病不仅能使疾病携带者变得可笑，而且还能在社会上带来相当大的损害。这种疾病的携带者，咱们可以称他是受难者，不是蓄意制造祸端。我觉得一种心理疾病已经开始威胁塞姆塞丁；他开始承受夸大狂这种病的煎熬。”
“是的，是的，他对咱们的举止行为是有些不一样。”我思考着说。
“如果说这种举止行为是心理疾病造成的后果，那就不要匆忙把罪过加在他的头上。咱们可以只加给他一个罪过：他为什么不努力采取预防措施？”居辽同志说。
“也许他没有觉察到这种病。”我说。
“你所说的那种事儿也发生过。”他肯定道，“尽管如此，我可以用两句民歌概括塞姆塞丁的特点：畜群的牧犬挂着大铃铛，只有半奥卡奶汁的产量！”他放声大笑起来。
我瞪大了眼睛。居辽同志在引用阿拉尼特的话。不久以前，是阿拉尼特把这两句民歌告诉给居辽同志的。奇怪的是，他竟然记住了这两句民歌，虽然他并不喜欢，而且它还成了他与阿拉尼特争执的原因。
这时候，塞姆塞丁同志回头站住了。社长和老师也停下了脚步。居辽同志对我眯缝着眼睛说：
“想起来了！”
“喂，居辽，过来！那么快你就累了？”塞姆塞丁同志喊道。
“来了，塞姆塞丁，我们来了。”居辽同志冷淡地说。
“来吧，澡堂子的火生着了，咱们可以一起洗澡。”塞姆塞丁同志说道。
社长和老师们都笑了。这种发笑叫居辽同志很不开心。哼！他们真是拿居辽同志想组织的行动开玩笑。居辽同志想组织的行动是：他请村里的全体干部洗澡，以便树立一个个生动的榜样。这很必要，塞姆塞丁也承受着唯智论之苦，他觉得这种种行动都是无关紧要的。噢，塞姆塞丁，玩谁呀！
尽管如此，居辽同志并没有让自己露出不愉快的神色，对他们的发笑予以沉默而了之。他走到塞姆塞丁跟前；塞姆塞丁将胳膊夹在夹肢窝下边。
“嗳，你和社长相处得怎么样啊？”塞姆塞丁问道，这次问话的口气带着真诚。
“不错。”居辽同志说，“我们有过一次小小的冲突。”
“那是为了工作。”社长说。
“这个我知道。居辽，你知道吗？人家从地拉那给我打电话，要你赶紧回去，我不愿意在桌子旁边说这件事儿，因为我不愿意把你的幽默给破坏了。这些日子要召开关于若干农村文化问题的会议，我觉得你应当作报告。”塞姆塞丁说道。
我犯起愁来。整个报告将落到我的肩上。在村子的山丘和平原上，我觉得自己安稳多了，虽然在这里报告的影子也时不时地在我面前出现。不行，不行，我一定要请求Q同志安排我一个自由的天地，叫我作为编辑到《新闻工作者论坛》工作。我已经成为半个人了！我走错路了！
“要那么急吗？”居辽同志问道。
“不知道。”塞姆塞丁说道。
社长和老师们在我们面前停下脚步，对我们说，过后还要与我们会晤。他们三个人出了门朝田里奔去。麦子地里到处都摆放着麦捆，排放着刚刚割倒的苜蓿的平展展的田地里，没有放牧骒马和漂亮的小马驹。
“塞姆塞丁，工作情况怎么样？寂寞吗？你没带家眷来，没有家眷在身边日子难过啊。几天前见过你的妻子，她挺好。”居辽同志说道。
塞姆塞丁同志叹了一口气。
“有传言说我将重返地拉那。上边叫我，通知了我一点儿事儿，但是整个事情还没定下来。”塞姆塞丁同志说道。
居辽同志活动一下右臂。塞姆塞丁将到哪里工作？他的岗位现在已经被居辽同志占上了。难道塞姆塞丁将重返自己的岗位？那样的话，居辽同志将干什么？
这些问题在居辽同志面前立刻打起旋儿来。这些问题好像从玉米地和苜蓿地里跳出来，出现在他的面前。它们似乎是从红红的西瓜心里，从团团香瓜籽里走出来，缠绕在他的脑际，叫他不得安宁。
“将会很好的。”居辽同志说。
“我在这儿已经习惯了，居辽！你知道我为分手感到遗憾吗？”塞姆塞丁同志说。
“这是自然的。”
我的心思都在报告上，他们的这次交谈我模模糊糊没听清楚。
“要到戴佩莱那就坐我的车来。”塞姆塞丁同志说。
“那是一定喽。我的车四天以后来，我把车打发回去了，何必白白地把司机留在这里？”居辽同志说。
我们散步时间很长，直到社长来邀请我们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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