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道理谁都懂，但是真正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就寥寥无几。
新高潮集团总裁陶新康的总部大楼是上海最大的私营企业大楼。虽不高，只三层，但却造得虎踞龙盘，气势不凡，有一种西方建筑的色彩。大楼中央的几根石柱子顶天立地，撑出一个圆弧型屋檐。三个楼层50多个房间在金色的阳光照射下，四周绿树草丛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夺目。
“陶新康是搞木头出身的。由‘木’到‘森’，开始他的创业之路。”年轻的陶新康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他十八、九岁便掌握了一手高超的木工活。在计划经济时期，靠这手艺挣钱也非轻松的事。当时，陶新康经常走村串镇挨家挨户地询问，是否有人因婚嫁要打成套家俱，是否有人要漆家俱，哪怕是修旧家俱也行。他对客户保证，打出的家俱式样新颖，经久耐用，可以延续几代。生意接到后，当时只能称得上是工头的陶新康就得安排人手、测算工时、计划用料、估价钱，接下来就乒乒乓乓锯劈刨削，个个干得脸上热汗涔涔，木屑刨花沾满一身，而最终到手的血汗钞票却只是薄薄的几张；有时候，陶新康累得躺在床上不想动弹，伸手看那满掌的老茧，感叹岁月的艰难。
就这样，通过辛勤的劳动，年轻的陶新康用最原始最简单的方法积累资金。
1988年，陶新康作出大胆决定，承包东北八个林业局的业务。八个林业局的业务各自分散在辽阔的林海雪原之间，如同八枚棋子，遥遥相望，挪动每枚棋子，都要花费许多时间于精力。陶新康不辞劳苦，在八个棋子里转来转去。有时候遇到大雪封山，交通阻塞时，马车也过不去，爬犁也乘不过，他只好啃又冷又硬的窝窝头。
然而，要使这八枚棋子走得活，走得合理、走得效益，陶新康别无选择，只有三个字“拼命干”。不但在大山里转来转去，还得为工人制定工资、奖金标准，确定工时、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及必要的福利和待遇，件件都要安排得妥妥帖帖。
1988年初冬，大雪封山前，一个东北汉子告诉他，260公里外秃帽儿山区有5000立方米东寸匕松积压，林区为了让职工年底发工资，可以过年吃上饺子，愿意以超低价出让。听到这消息，陶新康二话没说，从箱底（那年头东北还没有信用卡、汇票的概念）取出一大包钱，雇了一辆北京吉普车进山。那司机愣了，说：“进山，莫不是要大山里去过年？这条泥路大雪只要下三天，啥车都不能跑了。”
陶新康决心已下，大手一挥，说：“走，进山！”
新康与林场商量了以后决定，由林场联系兄弟单位，货从邻近铁路线的兄弟单位提，运费差价由陶新康支付，但是，陶新康如何下山呢？北京吉普被冻在了大山里。憨厚的东北人说：“在咱这里喝喝酒等过年吧！”
但是，陶新康背了一大袋食品，一步一步地向山下走去。这260公里足足走了9天。
就这样 ，陶新康通过苦干精神，一步一步做大了自己的事业，成为了林业大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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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破规矩，思想没有框框
第二章：粗在敢想
老粗的想是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想，他们做事不会幻想。在这个基础之上，老粗开始“敢”了，他们想的时候不参照固定的模式做事，事情怎么来他就怎么想对策，有点见招拆招的味道，而且，往往在此时有许多奇思妙想出来，计策之妙，让人叹为观止。
破规矩，思想没有框框
在老粗的眼里，规矩是有出息的人制定、让没出息的人去恪守的。有出息的人要敢于打破规矩，想方设法让别人执行自己立下的规矩。
打破规矩是要付出代价的，轻则人生失败，重则付出生命，但是，历史上总有一些老粗，通过付出代价，颠覆了那些常人觉得不太可能推翻的旧规矩，并且正是倚仗这种出人意料的做法，这些老粗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而且还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在这一行当建立起了新的规矩。
袁世凯，这个连他都承认自己是大老粗的人，从小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货色，从小就有蔑视清规戒律的思想，他的发迹之路是一条谁也想不到的另类道路，而这条道路也正是因为一条敢于突破常规想问题的道路。
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在河南东部陈州府项城县袁家寨呱呱坠地，排行第四。他出生时的中国正处于清王朝的暮年，内忧外患，乱象横生。
青少年时期的袁世凯，也曾想过要通过科举考试这条道路，由秀才考上举人，由举人考上进士，最终当上大官。但是，前后两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这种结局使得袁世凯从此对科举制度恨之入骨，他将过去赶考所作的诗文书稿、友人书信、笔墨纸砚，统统扔到院子里，一把火烧了，并且咬牙切齿地说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久困笔砚之间，自误光阴！”
正当袁世凯苦苦地思考着自己发达之路的时候，在朋友的提醒下，他选择了一条做官的捷径——花钱捐官。他拿出了家里所有银子，在光绪六年的春天，辞别母亲、妻儿，兴冲冲地来到京城，委托京城的一帮公子哥儿捐官。谁知白花花的银子流水般花出去，那些自称手眼通天、胸脯拍得嘣嘣响的公子哥们却一个个消失了，袁世凯这才明白自己被京城的纨绔子弟们耍了。他在京城客栈里睡了三日，粒米未进，因为交不上房钱，又被客栈老板扫地出门。
袁世凯在京城街头流浪了几日，也许是苦尽甘来，也许是天不该绝他发迹的路。一天，他在街上闲逛的时候，遇见了自己的盟兄徐世昌。
故人相见，分外亲热。徐世昌得知袁世凯落魄的内情后，带他回家中，并很快凑了三百两银子，嘱咐他回家后再凑些银子，到南京去找袁世凯养父的老关系，只有这样捐官才能成功，临走时，雇了辆马车送他返乡。
返回故乡后，袁世凯硬着头皮向亲友借钱捐官，在看尽了亲友们的脸色，听饱了气话后，袁世凯终于凑足了一千五百两银子。然后，他按照徐世昌的指点再次背井离乡，奔赴南京寻求前程。然而，盘桓十几天，跑遍亲朋故旧的宅邸，袁世凯还是没捞到一官半职。
这次惨痛的经历让袁世凯体会到了什么是世态炎凉，深深刺痛了这个大老粗的心。面对这种情况，袁世凯想到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们所想不到的一条“出路”。
在看到捐官一事没有什么希望后，袁世凯前往大上海去撞大运。在上海他也碰了一鼻子的灰。十分痛苦的袁世凯开始沉浸于烟花场合中，准备花完钱就回家去等死。
但是就是在烟花之地，袁世凯的命运发生了彻底改变。
一天夜里，他到一家妓院，点了一个小女子。两个人聊天熟悉之后，那小女子劝他不要沉迷于烟花场合中，说，大丈夫要能屈能伸，这条路走不通就走其它的路，听了小女子的一番劝诫，袁世凯深为感动。临走的时候，那女子将所有的积蓄全给了袁世凯，让他再去搏世界。
袁世凯带着一个妓女的全部积蓄远奔广东潮州，投到潮州府知事兼办海关周馥门下，此人是袁世凯嗣父袁保庆的老朋友，官虽不大，但因为兼着海关肥差，有钱。周馥不忘袁保庆旧恩，不到两个月，就花银子为袁世凯捐了个正五品同知。过了一段时间后，周馥看到袁世凯很有抱负，又把他推荐给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张佩纶与周馥是同年至交。袁世凯带着推荐信北上，找到张佩纶，张佩纶看完信直摇头，前来求官的人都快把总督府的门槛踏烂了，僧多粥少，他实在无能为力。不过，张佩纶并没有赶他走，看在周馥情分上，让他先在府中打打杂，待机找差。
到了年底，仍然没有什么好消息，张佩纶看他满脸愁云的样子，也没什么好办法，搜索枯肠，给他指了条路子，要他去投李鸿章部属、淮军统领吴长庆，走当兵的路。张佩纶本来只是试着说说，没想袁世凯一听就来了精神，他马上想到，当前，清末正值乱世，乱世出枭雄，大丈夫要想成一番事业，就得去当兵。于是，袁世凯当即答应了张佩纶，同意去当兵。
光绪七年，春节刚过，二十二岁的袁世凯，迫不及待地辞别张佩纶，出津门，渡海河，兴冲冲奔赴山东登州，投入淮军重要统领吴长庆部下。
正是因为这个大胆的决定，不循规蹈矩的做法为袁世凯后来成为乱世枭雄奠定了基础。在袁世凯的那个时代，当兵在常人眼里是一条没出息的出路，因此在民间也就有了“好男不当兵”之说，但袁世凯却没把这些常规看法当回事。作为一个“大老粗”，袁世凯想问题不会瞻前顾后，他只有这么一种直线型思维，那就是什么对我有利，我就做什么，至于所作的是不是合乎所谓的常规，他则不会考虑，而这恰恰成了老粗成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推动力。
也正是凭借着上述这种“老粗式想问题”的方式，袁世凯从军后不久就与吴长庆出兵朝鲜，帮朝鲜平定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乱，以致在壬午兵变中，袁世凯立了战功。光绪十年，朝廷同意任命袁世凯为“总理营务、会办朝鲜防务”。袁世凯一下连升两级，成为驻朝军队的头面人物。
作为老粗，袁世凯发迹途中所展现出来的那股突破常规的另类思维方式，那种”不按常理出牌”的行事方法，这正是老粗自身的优点，是大多数”知识人”，”文化人”所不具备的，而那种不怕挫折，勇往直前的想事做事态度，恰恰是干大事的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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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不迂腐，不犯教条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