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行情？”我一头雾水。
主任伸出两个手指头：“一个车皮红包100元，两条烟只是行情的1/10。”
带着两条烟返回东门招待所。躺在床上脑海里浮现着姚主任的那张笑脸，是嫌两条烟太少还是真想帮忙？辗转反侧，一宿难眠。
翌日，顺利办下两个计划外车皮指标。
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一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而货运主任对我所诉求的正是后者。货运主任的精神需求很简单：欣赏这位城市年轻人的做事态度和吃苦精神，愿意无偿伸出援助之手，从支持行为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感。既然是在做令人敬佩的事业，为什么还要通过物质的诉求，直白地讲，用行贿手法来获取计划外车皮呢？
破产边缘、困兽犹斗
1983年8月，香港媒体的新闻报道：鸡饲料中发现致癌物质。
一夜间，香港人不再吃鸡肉，改吃肉鸽。珠三角出口香港的肉鸡也在瞬间失去了市场，饲养主不再购买饲料养鸡，饲料厂也暂时停产。王石饲料组的畅销玉米成了滞销货。
月内，铁路在途的近千吨玉米陆续抵达笋岗北站。
一天，邓仔一脸愁容递给我一张通知单，单上写着：鉴于货主的积压货已妨碍全特区人民的粮食、煤炭的正常卸载，如不能三日内清理货站的玉米，将视货主藐视管理部门，对其货物没收并重罚云云。落款：深圳市政府交通指挥部。
哎呀呀，岂敢藐视，实在是一没市场二没仓库。我暗自叫苦。
打听到交通指挥部焦主任的居住地址，我抱了个西瓜，连夜敲门赔罪。让进会客室，焦主任气恼地质问：“我们还在纳闷，这货主何方神圣？玉米把地方全占了，煤炭、大米、面粉全都卸不下来。必须三天将玉米清理干净，否则重罚。”
“给宽限一个星期吧。”
“没有商量余地，就三天，再拖延一切后果自负。”
从焦经理家里出来，开车到皇岗村。村里已经没有灯光，只星点传来几声狗吠。咚咚咚，敲响“牛仔”家的木门，睡眼惺忪的村支书问：“什么事，不能明天商量？”
“给你生意机会。”
“赚钱也不能不睡觉呀。”
讲明原委，“牛仔”思索了一会问：“我能做什么？”
“港商在你们村投了那么多鱼塘，我想玉米也可以喂鱼。”
“这么急，鱼老板还不杀你个血本无归？”
“顾不了那么多了，焦主任上纲上线，我现在已成了破坏特区居民安定生活的祸首，看那架势三天不清理干净要拘留我呐。”
“还是跟着我做旧轮胎生意吧，不辛苦，也没有什么风险。”村支书忧虑地望着憔悴疲劳的同龄人。
“呐，第一，你现在就通知鱼老板，明天上午10点钟在笋岗北站参加拍卖库存玉米；第二，通知其他村的干部，让附近鱼塘的老板全去参加拍卖，也得现在通知。拜托啦。”
翌日10点钟。我站在一垛玉米堆上，下面围着二十几位鱼塘老板或代理人。我抬高嗓门：“这一堆30吨，你们看到有些玉米浸水发霉，但大部分是好的，就是发霉的也可以喂鱼。成本价4万块，起价2万块，有人要吗？”没人应价。“1万8。”“3 000。”一位鱼塘佬举手应价。
“你说的是美金吧？”众笑。
“1万7”，我故作镇静，心口却一阵痉挛，好似被捅了一刀。
“1万6”，我仍固执地每一叫价只降低1 000块钱。
“5 000”，第二个应价。叫价应价几轮下来，30吨玉米1万2成交，相当于每吨400块。接着第二堆、第三堆、第四堆……
下午接着一堆一堆拍卖，拍卖一直持续到夕阳染红笋岗北站，那似乎是鲜血的颜色……
一天下来，拍卖出400吨，明天继续淌血，无论如何后天要清理干净仓库和站台。
当天晚上，东门宿舍来了几位不速之客。自报是深圳华侨光明农场的，听说这里有大量便宜的玉米出手。来主介绍：光明农场饲养奶牛，为香港维它奶提供鲜奶，价钱合适，数量不限，希望有长期合作关系。“每吨700元，全部扫光。怎么样，王经理？”
“这是卖麻袋！你们是趁火打劫呀。”我脸上很不情愿的样子，心里却盘算着：同鱼塘佬接受的价格相比，每吨多卖了300块，仅此一项，少损失近100万元。问题是从未同光明农场打过交道，是实盘吗？
“OK！”我伸出手表示接受买价。
第二天，聚集在笋岗北站的鱼塘老板们得知没有便宜玉米拍卖了，痛心得直嘬牙花子。
港人不吃鸡，我就认栽！
整个一役下来，赔了110万，把白手起家赚的40万搭进去，还有负资产70万。只要供货方催逼货款，我随时可能破产。怎么办？
足足睡了24小时。我起来打点行装，踏上北去的火车，再从广州搭上飞大连的航班，找到大连粮油进出口公司，询问对方还有多少库存玉米？
“万吨。”
“全收了，我派船，在当地港###货，付款条件是到达目的地深圳蛇口100天再付。”我清楚，外贸急于出手积压的库存，再苛刻的条件也会接受。第二站天津，第三站青岛，把外贸库存的玉米全买下来，总共3万多吨。
我不相信香港人从此之后不再吃鸡。只要吃鸡就得养鸡，就得消耗大量的玉米，而玉米只有我王石手中有现货。现在谁都不要玉米，市场价是最低的。问题的要点不在香港人是否吃鸡，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要点是，香港人什么时候开始吃鸡？如果玉米运到深圳，香港人还没有唤起吃鸡的热情，就会造成更大量的玉米积压；如果玉米到了深圳100天后香港人仍然固执地“以鸽代鸡”，那我只有彻底认输。
第一条万吨散装船在大连装载了7 000吨玉米，启程经渤海过黄海向南海驶过来。随着海轮距深圳的路程缩短，我也开始紧张起来，天天盯着报纸电视，“香港人啊，你们吃鸡啊吃鸡啊……”
1983年的夏天，台风来得特别频繁。7 000吨玉米船却没有误期，按时抵达南海海域，并向珠江口进发。
还没有香港人开始吃鸡的消息，7 000吨的玉米船却距离深圳越来越近。夜深人静，我在莫扎特《弥撒曲》声中默念：台风啊，南海的台风，你刮吧，刮吧，阻滞这条船，最好能把它打沉。反正船运合同保了自然灾害险。
差两天，7 000吨船就要停靠蛇口赤湾码头了。香港报纸刊登了一条消息：之前的报道有误，饲料中不存在致癌物质。
这消息如同及时雨！香港人再次开始享受吃白斩鸡、盐鸡的快乐！
来到皇岗村，找到发仔，预订20台8吨翻斗卡车，装卸7 000吨玉米。
来到赤湾港。我站在一个高台上。看着万吨巨轮耸立眼前，载重翻斗车一辆接一辆。起重门吊上的吊网一兜是8吨玉米包，轻轻抓起，滑轮滑动到停车的位置，一松网兜，100多包玉米落进翻斗，卡车启动，后面一辆轰隆隆补上位等待装包。向正大康地、远东金钱驶去的装载卡车队掀起尘烟滚滚。我双手叉腰仰望天空，天空是那么的蓝，云朵是那么的白……
第二役，我不仅补回赔掉的钱，还赚了300多万元。
一箱钱岂能满足我？
1984年秋，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商品经济”首次写入了中央纲领性文件。
展览中心的营业厅每天挤满了交款的购物客户，交款的工作台边也挤满了人。总经理的办公室同营业厅隔着一层通体玻璃隔墙，营业厅的情况一目了然。
从通透的办公室中望出去，我却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当时流行的猎装静静地站在旁边，似乎和排队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更让人好奇的是，他戴着一顶水獭毛的皮帽子，下面拴着带子，就如同电影中走出的人物。
我让秘书将戴皮帽子的男子请进办公室。
“您有何贵干？”
“我想见总经理。”
“我就是。有什么事情吗？”
“想买投影机和录像机。”
“哦，您戴皮帽子是……？”
“引起你的注意啊。你看排队的有那么多人，啥时能轮到我？”
就这样，我认识了陈宇光。按陈宇光的货单，我安排秘书给他办了提货手续。谈话之中得知，他还有两个弟弟宇安、宇建，公司位于成都，卖羊毛衫起家，后改为经营电器。
随后，陈先生差不多每个礼拜来一次，带着一张十几万限额的支票，开过提货单便即刻赶到展销中心位于广州的仓库提货。
一天，接近下班时间。一个男子跌跌撞撞走进销售展厅，头额还缠裹着绷带。我迎过去，却不想竟是陈宇光，绷带上滴渗着血痕、衣衫不整、狼狈不堪。
我吃了一惊：“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从广州打的过来，在东莞车翻了，受了伤。到医院包扎了一下又租了一辆车赶过来。”
“你这不是玩命嘛。休息好再赚钱，不至于休息两天生意就没了啊。”
“我实话跟你说，我这儿是空手道，拿的是客户的钱，我应承说款到给货。如果不能马上到你这里拿到提货单，再返回广州仓库提货，我就露馅了。”
“哦，明白了，我让秘书办手续……”
一个星期之后，再次见到陈宇光，额头上的绷带换上了创可贴。
我请吃饭。饭桌上，我问：“设备、机器在我的仓库里，客户怎会把支票交给你呢？”
他露出狡黠的笑容：“呵呵，这还不简单，你的仓库就是我的仓库啊。”
“……？”
“我领着客户去看你展销中心的仓库。”
“这又怎么样？”
“嘿嘿，你们仓库负责提货的两个小女孩被我两包天府花生就搞熟了，再夸奖她们打扮得像模特，女孩经不起这么夸奖呀……你可不要批评她们，我告诉她们说，‘如果我领着客户看货，你们就问，‘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