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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药物之困局
有时候，反公地悲剧事关生死。例如，一种大有希望治疗帕金森病的药品，在药店里却买不到。某家“大药房”的研发部主管告诉我，很多年前，他们实验室的科学家就发现了这种药（就叫它“化合品X”吧），但生物科技领域的竞争对手们却阻碍了它的发展。要是“大药房”和生物科技公司携起手来，它们或许都能赚上一笔，我们甚至有可能已经征服了帕金森这种可怕的疾病。但这位研发部的主管，却被一种当时还叫不出名字的问题弄得灰心丧气。他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找到了解释。那篇文章是我和一位同事联手撰写的，阐述了生物医学私有化和药物研发之间的荒谬关系。12
20世纪80年代前后，美国开始允许人们对归属于药品开发名下的大量医学研究工具和测试申请专利。有了这些专利，专利持有人可以禁止他人使用自己发明的东西。除此之外，所有权范围的扩张，引发了“生物技术革命”。由于赚钱大有希望，私人热钱投进了基础科学。生物科技公司刚一发现诸如化合品X之类的药品能够影响大脑通路，就为其申请了专利。很多时候，专利权也的确带来了更好的药品检验和更安全的药品。
但这项改革也存在出人意料的副作用。随着专利权的累积，它逐渐变成了“幻影收费站”，阻碍了新药开发的步伐。莱茵河上的船夫要向每一个贵族的厘卡缴费，开发化合品X的公司，也需要向测试相关的每一项专利的持有人付钱。哪怕只忘了一个人，也会招来昂贵难缠的官司。每一位专利持有人都认为自己的发现至关重要，并有权索取相应的费用，到最后，他们要求的金额总计已经超过了这种药所能带来的预期利润。没有哪位专利持有人会首先让步。生物科技公司看重的是私人收益，可这些理性的个别决策放在一起，却危及了化合品X等新一代药品的市场。
这个故事没有幸福大结局。再也没有哪家公司有勇气整合所有必要的研发工具。怎么做才可能付清所有专利持有人索取的费用，又让这种新药赚钱呢？研发部的主管没盘算出来，所以，他调整了主攻方向，转而从事一些野心没这么大的项目。研发资金用到了现有药品的创新上，因为这些药的潜在专利本来就归该公司所有。实验室不得不把化合品X束之高阁，哪怕明知它技术可靠、市场庞大，并有可能一举消除帕金森这一顽症。
这位知情人要我对当事公司的名称以及化合品X的细节保守秘密。他仍然指望有一天能整合必要的知识产权，所以不肯向竞争对手和管理机构摊牌。就本文之目的而言，他的身份无关紧要，因为碰上这种事的不止他一个。每一家医药公司都处在相同的竞争环境下。没人愿意掀开这道专利谜局，没人会透露自己放弃开发的潜力新药。13
生物技术研究人员并不是坏人，他们不过是照着现行专利制度做事罢了。从单个专利持有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完全合理，但从整个社会福祉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做法无异于强盗贵族。为掀起生物科技革命，联邦政府在无意间为基础医疗研究创造了一个妨碍协作、阻塞救命药品开发的专利权环境。
化合品X并不是困局的唯一受害者。丧失潜在利益的，也并不仅仅只有研发实验室。疾病使得家庭痛失至亲，社会惨折栋梁。研发科学家们悄悄向我透露了好些内幕：治疗老年痴呆症的药品Y，针对某一癌症的疫苗Z，还有其他潜力治疗措施，全都因为专利持有人太多而搁浅了。这些搁浅新药便是无声的悲剧。数以百万的患者，被原本可以治愈或预防的疾病折磨至死，可没人提出抗议。本该发明出来的救命药品没出世，这事你到哪儿去抱怨？要怎样才能调动起公众对药品创新困局的怒气？
桂格公司的“大英寸”地契赠礼
幻影收费站这个说法，抓住了反公地悲剧的一个特点。生物技术专利持有人、政府管制机构或者强盗贵族，一个接一个地要求瓜分利益。此外还有一种想象困局的方式。多名所有人一股脑儿地出现在你面前，每人手里拿着一块拼图，要想拼成完整的画面，你非得把每一块都买下来不可。14
世界上最小的公园
这里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上了一定年纪的读者，想必还记得桂格公司出售地契的故事。15 20世纪50年代末，桂格燕麦公司买下了克朗代河一块20英里长的灌木地，并将之分成2 100万块小片土地，每块的面积都是1平方英寸。接着，他们把每小块空地的地契装在标有特殊记号的燕麦盒子里。公司的广播发言人，来自俄克拉何马育空市的普雷斯顿军士，在每周的电台节目上提到了这件事，全国上下顿时掀起了抢购潮，孩子们抓狂地想得到地契。我拥有编号为#Q578898的土地地契，16 你也可以在eBay上给自己买一份地契。
那么，这有什么问题吗？确实有问题。对桂格公司有好处的事情，不见得对我们其他人也有好处。桂格公司犯不着费心考虑这些小块土地将来的用途，毕竟，营销活动已经成功结束了。可是，假如有一天这一区域发现了石油或天然气，开采者必须拿到所有地契才能动工。那么，就算每一个拥有地契的人都愿意通过协商让出开采权，石油还是会躺在地下动弹不得。光是把所有业主找出来，跟他们讨价还价，这部分成本就足以让人望而却步了。倘若法定权利太过分散，无法有效使用，又没有简单的工具可以重整所有权，那么人人都会为此承担无形的成本。
为解决这些无形成本，立法制度设计了一套限制所有者任意分割其产权的古怪规定。地产税一类的日常琐事，以及“反永续规则”（这是一套极其复杂的地产规划路障，每一代法律系学生看到它，都会不由得打个哆嗦）等晦涩法律，都具备克服或预防困局的作用—虽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17 这些规则似乎与个人订约自由背道而驰。为什么我们不能随意使用自己的财产？就算我们把它分得太碎，又有谁会遭罪呢？现在，你大概能看出限制分割规则的原因所在了：充当天然工具，控制桂格地契一类的创意行为。
由于桂格公司仅仅把地契当成一个营销策略，根本没有考虑这片土地的未来用途，自然也没有去登记、支付土地税。等未付的土地税累积到大约37美元的时候，这块地重新收归州政府，整块拍卖给一位私人所有者。于是皆大欢喜：桂格公司卖掉了好多麦片，育空市政府使得土地重归经济用途，我的地契变成了纪念品。可有一位地契持有人不乐意了，他本来想把名下的“三大块”（面积3平方英寸）捐献出来，造一座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公园；还有一个小男孩往当地地契办事处寄了4根牙签，说要给自己拥有的那一小块地修个栅栏。除去这些，法律倒确实做了它该做的事。18 地产税充当了整合小块土地、破解困局的无形之手。
五十英里混凝土
其他“大英寸悲剧”的后果远比麦片公司创造的这一起严重。我们经常眼巴巴地坐在机场候机，飞机要么是迟到了，要么是准点到达却没地方可降落，只好在半空兜圈子—这就是管制版“大英寸困局”造成的恶果。1978年，航空业取消管制，乘客周转量翻了3倍。那么，打那以后，美国新建了多少座机场呢？只有一座：1995年建起来的丹佛机场。地方社区的行动就跟持有桂格地契的业主一样，阻碍了新建机场所需的土地整合。不仅美国如此，国外亦然。19 居民们想法设法地推迟、阻挠机场建设项目。由于有能力控制地方土地使用规划流程，他们甚至不需要拥有土地，就能制造困局，阻止必要的建设开发。
居民们还阻止了现有机场的扩大改建工程。几十年来，芝加哥奥黑尔机场一直迫切需要重新规划现有跑道，并增建新跑道（新的喷气式飞机跑道，每条约两英里长）。本森威尔和艾尔克·格鲁夫村的业主们阻止了这一项目的进行。同样的事情还出现在纽约、西雅图、达拉斯和洛杉矶，但凡有地方需要扩建机场，我们就会碰到困局。根据空中交通管理协会的说法：“只要在全国最繁忙的25座机场多修50英里混凝土跑道，就能解决大部分飞行延误事件。”20
困局不仅阻碍了机场的地面建设，还限制了空中交通能力的扩容。在纽约市，只要对飞机到港离港的通路加以优化，就能减少20％的空中延误。现有的一部分航线年代太久了，还是靠飞行员顺着哈德逊河飞下来，从窗口目测篝火和灯塔定下的。2007年，管理当局公布了20多年来的首个重新规划计划。可新航线途经地区的业主们坚决不答应，洛克兰县、费尔菲德、伊丽莎白、卑尔根县和费城郊区立刻提起了诉讼。与此同时，纽约的空中交通延误继续蔓延全国。21
有关空中交通困局的新闻标题，我最喜欢的一条出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终结航空困局之困局”。22 根本的问题在于，美国目前欠缺一种公正又有效的方式来整合经济发展—兴建新机场或其他大规模土地使用计划—所需的土地。（我在第5章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历史和文化上的困局
大英寸困局，并不仅限于桂格麦片包装盒里的地契或者修建跑道的土地，它们还生生截断了我们的历史与文化。想想马丁·路德·金留给我们的遗产吧。少数读者或许跟他一起在塞尔玛参加过*，甚至听过他站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然而，到了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只能通过著述、采访、录音录像间接地认识他。
PBS电视台荣获艾美奖的纪录片《民权运动史》（Eyes on the Prize），23 为数百万美国观众再现了金博士不朽的形象。克里伯恩·卡森，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金博士报》的编辑、该片的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