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体系脆弱是中国经济最大隐忧
在中国入世前，中国的银行体系可谓千疮百孔，脆弱无比，成为了威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与长远增长的最大风险因素。
首先，中国银行体系的资产质量问题非常严重。在1997—2000年间，由于中国缺乏严格统一的银行会计财务披露与贷款分类标准，曾经有过对中国不良贷款水平的不同估计。在较低端，有政府官方按所谓“三级分类”所估算的不良贷款率，为26％。在中端，有独立研究人员包括笔者本人依照微观企业财务数据样本并参照国际可比数据所估计的结果，认为中国的NPL率在30％～40％之间。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BIS）等的估计也大约处于这一区间。而在最高端，有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所声称的高于50％的NPL水平。
如果人们接受中国银行业的NPL率在30％～40％之间，那么，中国的不良贷款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三个最受重创的国家——泰国、印尼与韩国。无论如何，即使较保守的官方NPL估计也印证了这么一个不幸的基本事实，即中国的银行体系在技术上已经破产。
其次，作为长年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产权与政府干预的直接结果，中国的银行机构政企不分，官僚文化压抑了商业文化，公司治理薄弱，经营水平低下，尤其是在信贷决策、风险管理与内控能力上与国际一流商业银行相去甚远。再加上外部环境的不健全，包括信用文化、监管与透明度的欠缺，中国的银行*贪污案件层出不穷，触目惊心，严重动摇了存款者、社会公众与投资者的信心。
由于前者所造成的巨大历史包袱（存量问题），后者所不断引发的新增不良贷款（增量问题），中国的银行体系可以说已经病入膏肓，全面的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一触即发。正因为如此，银行体系的对外开放成为了中国入世谈判中最为艰难最为敏感的议题之一。
入世成为银行改革之锚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展现了远见、勇气与智慧，就银行业的开放作出了大胆果断而又切实可行的承诺。从2001年12月11日入世之日起的三年后，开放外资银行的境内公司人民币业务；五年后再放开外资银行的境内零售人民币业务。
入世五周年与中国银行业改革（2）
事实上，正因为中国经济日趋外向，中国才见证并切身感受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从此才如梦方醒，真正意识到了中国自身银行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当时的广国投、粤海企业与海南发展银行等资不抵债事件都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1997年底，中央召开了首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把银行改革列入国家战略重点。
1998年春，中国发行了2 700亿人民币特别国债用以补充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1999—2000年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接收了面值达万亿人民币的巨额不良资产，部分减轻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历史坏账负担。
但是，银行改革伊始就遇到了重重阻力。其中两个最大的阻力，一是银行体系历史包袱过重，大规模财务重组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巨大的直接与当期的经济成本，这个成本谁来负担？二是为了控制流量问题，银行必须采取更为严格的信贷决策与风险管理，意味着经营不善的国企从此再也得不到信贷补贴支持，有可能增加企业破产与员工失业，从而造成社会乃至政治问题。
在这进退维谷之际，主要贸易伙伴国坚持把银行业开放作为中国入世的前提条件之一。银行业的开放将会加剧竞争，至少在短期有可能加大银行不稳定的风险。但是，如果不承诺银行开放，中国将无法如期入世，银行改革步伐也将太慢，过程太长，显然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最终，中国政府决定有条件分步骤地开放银行业，扫除了入世的一个主要路障。
中国的入世，是*开放政策的自然结果与延伸，通过入世协议与条约，把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更加制度化和永久化。
结果表明，入世达到了“一石双鸟”之效，即成为国内结构改革的催化剂，通过开放促进深化包括银行体系在内的市场化改革。
雄厚的外汇储备为大规模财务重组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入世和银行业开放五年过渡期等于为银行改革设定了期限。这种即将背水一战的压力更加强化了中国加快银行改革的意志与决心。显然，要在短短五年间使一个庞大脆弱的银行体系恢复健康，小打小闹的游击战难以奏效，集中大量资源强势攻关方能达到预期目标。而大规模财务重组正是中国入世后银行改革的第一役。
入世后两周年，中国政府成立了中央汇金公司，破天荒地动用外汇储备450亿美元与中国人民银行央行票据，对中国银行与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财务重组，使这两家大型银行的资产负债平衡表焕然一新，一级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率、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等关键财务指标顷刻间得到了根本性改善。
在紧接下来的两年，即2004—2005年期间，汇金公司与人民银行、财政部、社保基金一道先后分别对交通银行与工商银行进行注资与剥离不良贷款，使交行与工行相继摆脱了历史沉重包袱，在财务上变得远为健康。
在过去几年中，银行体系大规模财务重组，包括注资与划拨不良资产，累计近3 000亿美元之巨，其中相当大的部分直接来自国家外汇储备。正是入世后开放银行业的承诺，促使了中国下定决心加快银行改革，而持续的成功的开放政策通过贸易盈余与外资净流入累积，使中国的外汇储备在入世后的几年中急剧膨胀，又为大规模银行改革积聚了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与许多银行体系不健全的新生市场国家相比，雄厚的外汇储备是中国银行改革的一个重要优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入世五周年与中国银行业改革（3）
国际战略投资者的作用
中国政府在银行改革中的另一着高棋，就是积极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战略引资有别于中国入世多边协议中对开放银行服务市场的相关承诺。这一政策是中国在2001年入世后单方面主动出台的。前者涉及服务贸易开放（经常账户）问题，后者涉及投资（资本账户）问题，即容许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内银行作为少数股东参股，外资参股行为并不改变境内银行性质。外资在境内机构参股，使得2007年初银行业全面开放以后的竞争格局出现了颇有意思的变化，将不再是单纯的中资与外资银行之间的竞争，而是相互渗透，利益交错，更可能实现多赢局面。
鉴于中国银行改革财务成本高企，注资压力巨大，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能够在国家注资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质性地帮助银行充实资本金。对于那些不能优先得到中央政府注资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而言，国际战略投资往往是补充资本金更为重要的有效渠道。
在中国入世后的短短五年中，尤其是过去两年中，先后有30家国际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参股于中国境内25家银行，累计投资金额达210亿美元，相当于同时期印度所吸引的国外直接投资总额，令许多新生市场国家为之眼红。其中著名的战略投资案例包括汇丰银行对交通银行的投资，美洲银行与淡马锡对建设银行的投资，苏格兰皇家银行对中国银行的投资以及高盛、德国安联、美国运通对工商银行的投资。同样令人注目的是，新桥和花旗通过其对于深圳发展银行与广东发展银行的投资分别获得了实际控制权。
所有这些投资案例都伴随着中长期的战略合作计划，包括产品开发（如信用卡）、技术转移与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由于中国银行机构的整体经营水平较低，风险管理与内控能力尤其薄弱，引进国际一流战略投资者有助于在未来若干年中显著提高中国银行的经营服务水平。中国的制造业正是通过引进外资，得益于全球跨国企业的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从而迅速缩小了差距，提高了竞争力，使中国一跃成为了世界工厂。中国完全有能力通过积极引进外资，在银行业借鉴其制造业已有的成功经验。
举世瞩目的中国银行海外上市
与国有工业企业类似，国有银行的改革在内部阶段性重组完成后，也必须走向资本市场，接受资本市场的洗礼、检验与持续监督，从而实现股权多元化，优化完善公司治理，增加透明度，提高经营效率与资本回报率。
虽然境内A股市场应是中国企业包括银行企业自然优先考虑的上市地，但A股市场历史短，存在透明度过低、流动性不足、机构投资者群体欠成熟等诸多结构性问题。当交通银行于2004年顺利完成其财务重组与战略引资，启动公开上市程序后，曾认真考虑评估了H＋A股同步发行的方案。遗憾的是，当时A股市场正经历所谓股权分置引发的，本质上为一场公司治理的信心危机，市场极其低迷不振，根本无法容纳任何一个较大规模的IPO。所幸的是，交行于2005年6月作为首家内地大型银行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大获成功，为其他境内大型银行在海外上市铺平了道路。其后，建行、中行相继成功完成了H股IPO。中行借海外H股发行的强劲东风，旋即在A股市场发行，标志着中国境内A股市场数年低迷沉睡后开始展现了新的生机。2006年10月底，中国工商银行首次成功完成了H＋A股的同步发行，把中国银行的上市潮推向了最高峰。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入世五周年与中国银行业改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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