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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火星人组成的研究团队造访我们的星球。他们中的一位在智识层面上对地球音乐产生了兴趣，并努力将一个人类音乐热爱者的全部辨别力、偏好和习惯等等，吸收进他自己的知觉能力和癖性中。一个普通人类不需要做这些工作，他实际上是天生的音乐热爱者，而对于想象中的火星人，音乐确切无疑是一种后天获得的品味。但假设该火星人凭借勤奋学习和自我训练确实获得了它。现在抛开该火星人是否真的“以人类的方式”赏识音乐这个（根本就是无聊的）问题，转而考虑更有趣的问题：是什么模式区分了伟大音乐和好音乐和勉强过得去的音乐以及糟糕透顶的音乐。
比如，该火星人若要成为一个出色的音乐评论家，将不得不去领会的模式是什么？这些将是达尔文主义音乐理论家最渴望去发现的模式——肯定与曲折的智人遗传历史深深纠缠在一起，但可以被独立描述。假设我们的火星人先驱将地球音乐带回火星，其他火星人喜欢上了这一外来的新消遣，并追随他们先驱的引领，勤勉地向自己灌输必需的（但由文化携带的）态度和性情。当他们演奏、享受、批评莫扎特的作品时，对其性情来源的解释将是文化方面的，而不是遗传方面的，但那又如何？
第27节，
某人到底是个“自然的”（经遗传设计的）音乐家还是个“人造的”（经文化设计的）音乐家，（从某些重要的观点看）真的不重要。让这成为莫扎特音乐，或巴洛克音乐，或地球音乐的有关关系、结构、模式的问题，将是介质中性的。而且，如果（这似乎很可能）火星人流行榜包括一些在地球上从未有人问津的作品，那么对导致火星人与地球人品味差异的反应差别的解释，对其遗传或文化起源将是中性的。如果火星人根本无法获得这些品味，那他们将永远不会展现出能保持该现象的偏好或习惯模式，他们长的是迟钝的耳朵，音乐与他们无缘。
但如果他们能够获得音乐品味，那怎么获得的其实并不重要：在其发育过程中天性与教养的力量的叠加，可以通过许多不同路径——都是达尔文的——而达到相同的总合效果。这个科幻小说般的思想实验，提醒我们记住一个关于人类音乐家直接差异的重要真相。在那些拥有“先天”音乐才华，和那些必须通过反复灌输而将大堆理论内化的音乐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然而，宣称只有前者才是真正音乐家，只有前者才是在真正演奏音乐，是某种近乎于种族主义的做法。我猜，最终我们将能够识别出“导致”音乐天才的基因，但音乐理论是也应该是中立于这些基因的。●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所以，解释道德的理论也应如此。它应中立于我们的道德倾向、习惯、偏好和癖性是不是基因或文化的产物。一个重要的经验问题是，在何种限度上我们生就一副“良好天性”——如德瓦尔（deWaal，1996）曾就黑猩猩说过的，而在何种限度上我们生来就是“扭曲的”，不得不被文化所掰直——如康德曾就我们说过的：“AussokrummemHolze；alsworausderMenschgemachtist，kannnichtsganzGeradesgezimmertwerden”（用造人所用材料那么扭曲的木料，造不出任何完全直的东西）。对道德如何出现以及为何它具有它所有的那些特性的解释，无论如何都必将是达尔文主义的。文化的和遗传的传递通道之间的相互作用，只能从一个中立视角处理。
甚至遗传上完全同一的群体，也可以因为文化机制而在表现型层次上出现深刻差异，而这些差异在对自然选择过程唯一重要的意义可能是可继承的。文化本身便可提供自然选择过程所需成分这一事实，赋予了文化以生物决定论批评者所强调的那种地位。（索布尔和威尔逊，1998，p。336）
解释音乐何以存在以及为何具有它所具有的那些特性，是项几乎还没开始的工作。解释道德何以存在以及它为何具有它所有的那些特性，是另一项工作，对此已取得的进展则更多一些，这也将是下一章的主题。来自这项工作的一些引导性洞见，已在第五章有关进化博弈理论的部分讨论过。近年来，一支壮大中的多学科研究队伍已在探索“合作”或“利他”或“群体性”或“美德”的进化。
无论结果是否被称为社会生物学或进化心理学或达尔文经济学或政治科学或自然化伦理学或只是进化生物学的一个有趣分支，这一进路描绘了一个必须被呈现在任何此类冲突环境中的模式，无论它是否体现为基因或模因或某种其他文化规则性。若干最近出现的优秀著作考察并解释了这一研究，而在其他人已做得那么好的情况下（见下一章末的“对来源与进一步阅读的说明”），我不会尝试提供另一个入门读本。相反，我将退而提供一些阐释以使这些研究适应我们的需要，同时也对顽固泛滥于该研究中的误解做一些必要的矫正。
第28节，对来源与进一步阅读的说明
第六章
一条探究人类文化的达尔文主义进路，允许我们去勾勒一条能够说明我们与我们的最近动物亲戚之间重要差别的解释路径。文化是进化史上的重大创新。它为智人这个物种提供了去思考的新主题、用来思考的新工具，以及——因为文化媒介为文化复制子开拓了可能性，后者的自身适应性独立于我们的遗传适应性——思考的新视角。
第七章
我们的道德主体性锚泊于其上的社会状况、个体实践与态度的稳定性，需要且已开始得到来自进化理论家的分析，后者注意到，文化本身必须服从由自然选择所推动的进化的约束。相比某些评论者的可怕警告，这一进路并不颠覆道德观念，相反，它提供其所急需的支持。◆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对来源与进一步阅读的说明
伊藤阿维塔尔（EytanAvital）和伊娃亚布隆卡（EvaJablonka）的《动物传统》（2000）是对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动物传统这一主题的一个迷人考察。另见我的评论（丹内特，即将出版B），即将在《进化生物学期刊》发表，还有马泰奥马梅利（MatteoMameli）的评论，发表在《生物学与哲学》（17：1，2002）。
想对孪生地球主题了解更多的读者，可参阅安德鲁佩辛（AndrewPessin）和桑福德戈德堡（SanfordGoldberg）的专题选集《孪生地球编年史》（1996），或我的《意向性立场》（丹内特，1987）中的文章“超越信念”。
关于模因，见布莱克摩尔（Blackmore，1999），奥格（Aunger，2000，2002），丹内特（即将出版C），以及有关观念认识论的一本专刊《一元论者》（斯珀伯（Sperber），2001）。除了《达尔文的危险观念》（丹内特，1995）和奥格和斯珀伯的文集中我的文章之外，我在别处也写过关于模因的文章：“估值器的进化”（丹内特，2001），对瓦尔特布尔克特（WalterBurkert）的《神圣性的创造：早期宗教的生物学踪迹》的评论（丹内特，1997A），还有一篇概述，收录在帕吉尔斯（Pagels）编辑的《进化百科全书》里的“新复制子”（丹内特，2002A）。
帕斯卡博耶（PascalBoyer）的《宗教的解释：宗教思想的进化起源》（2001）是对宗教何以存在这一问题的出色考察。
格雷和乔丹（GrayandJordan，2000）一篇关于太平洋语言传播的文章，是有关使用支序方法分析语言进化的优秀文章。马克里德利（MarkRidley，1995，p。258）有一个对柳叶吸虫的解释，而更详细的讨论可见索布尔与威尔逊（1998）。克洛克（Cloak，1975）在有关文化单元的“何人受益”问题上与道金斯（1976）不谋而合：“文化指令的生存价值等同于其功能，那是它对其自身的生存/繁殖或其复制品的价值。”
对将达尔文解释与理由相对立的错误的讨论，见我对詹姆斯L布恩（JamesL。Boone）和埃里克奥尔登史密斯（EricAldenSmith）的“对进化考古学的一个评论”一文的评论（丹内特，1998B），发表在《当代人类学》上。
第29节， 守住防备潜行开脱的界线
第十章人类自由的未来
TheFutureOfHumanFreedom
这一切到哪里是个头？有关自由意志最有说服力的焦虑来源，莫过于这样一种想象：物理科学把我们的所有行为（无论好坏）淹没在因果解释的酸汤里，将灵魂蚕食殆尽，不留下任何东西可以去赞美或谴责，去尊崇、尊重或热爱。或许在许多人看来都是如此。所以他们试图竖起一道栅栏，确立一些绝对主义教条来遏制这些腐蚀性观念。
这是个注定会失败的策略，是过去千年留下的遗迹。得益于我们对自然不断增长的理解，我们已认识到，这样一个堡垒只能延迟灾难，而且经常把它变得更糟糕。如果你想要生活在海滩，你最好准备着在海滩进退时跟着迁移，因为它确实会进退，缓慢而又确定。防波堤可以“保持”海岸线，但必须通过破坏它的一些特性才能做到，而正是这些特性才让海岸成为如此宜居的地方。_米_花_书_库_ ；www。7mih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