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些利益和一些用以支付成本的工作来解释宗教，但它们在回答“何人受益”上有着惊人的差异。受益的是群体，还是精英，还是个体有机体，或者这只是一个“红皇后效应（redqueeneffect）”［3］，其中所有各方不得不跑得尽可能快才能留在原地，或者还有其他某种进化利益？这些假说中没有一个诉诸“宗教基因”——尽管基因在为宗教的某些方面设定部分可能前提条件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然，实际上或许存在宗教基因之类的东西。比如，强烈的“笃信狂热”是一种特定形式癫痫的定义性症状，而已知癫痫是存在遗传易感性的。文化环境——一系列传统、实践和期待——可能会成为特定稀有表现型的放大器和成形器，倾向于将它们转变成萨满或祭司或先知，他们的预言只是他们就近听到的无论什么消息（就像你在学习你的母语）。
“预言天赋”能够仅仅以这样一种方式就“在家族中传承”——存在对之负责的基因，如同存在对近视或高血压负责的基因一样。（是的，是的，我知道，“严格地说”，不存在对近视或高血压负责的基因这种东西，那些被这么叫的基因只是对这些疾病的易感因素。让那乌鸦闭嘴！）如果存在任何宗教基因，那实际上将是各种达尔文主义可能性中最无趣也最没知识量的一种。重要得多的是这些可能起放大作用的条件的进化（和维持不消亡），而这几乎肯定完全不是由基因支配的。那是文化进化。
当我在抵挡对达尔文主义思考的漫讽时，我可能也在就它们中的另一个发出警报，我将后者称为裸体主义谬论。我还记得，《美国日光浴者》杂志（其中少数几期曾在我还是个少年时到过我汗津津的手里）曾大肆宣扬裸体在本质上的自然性：这是对我们赤裸动物古风的回归，是我们与“自然之母意欲我们成为的样子”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胡扯。不是指关于自然之母意图的部分——我恰恰乐意为使用这一生动短语而辩护，该短语是对进化所发现并支持的设计中的漂浮性理由的适当简称。胡扯的是这样的观念：自然之母意欲之事依事实本身（ipsofacto）（在此刻对我们）就是好的。
无论何时若这一精神打动你，你大可以脱光你的衣服，但别错误地假设，通过如此变得“自然”，你会以某种方式改进你的状况。（实际上，对我们物种来说穿衣服和一只寄居蟹借用一个贝壳一样自然，对于寄居蟹，光着身子乱跑是非常不明智的。）近视是自然的，但多亏了眼镜。自然之母希望我们吃掉我们能够染指的任何甜东西，但这不是顺从这一本能的好理由。许多经由文化进化的人类生活特性，很明显是对这种那种过时“本能”的成本合理的矫正（坎贝尔（Campbell），1975）——而其他一些特性，如我们将看到的，是对这些矫正的矫正，依此类推。达尔文过程是由基因组中等位基因之间的底层竞争所发动的，但在我们这个物种里，适应性已将基因发射台远远抛在后面。
第25节，娇贵工具，但你仍不得不使用它们
娇贵工具，但你仍不得不使用它们
我们的意见，被环境柔柔的轻推，趁我们漫不经心时自我修订。我们用沉稳的声音告诉它们，不，我现在没兴趣做出改变。但不存在原封不动的意见。它们不在乎我们是否想要坚持它们，它们做它们不得不做的。
——尼科尔森贝克（NicholsonBaker），《思想的尺寸》
在过去几十年中，每个人都读过或见过无数专门谈论自恋文化、怀疑文化、欲望文化或无论什么文化的书。这些书里的观点总是一样的：在你想象中似乎有着充分根据的信念或偏好，被发现只不过是你的“文化”的隐含假设在你头脑中植入的映像。你是宗教怀疑论者并不是因为你不相信诺亚和方舟的故事，而是因为你是怀疑文化的一个成员。
——亚当哥普尼克，《纽约客》（1999年5月24日号）
在我们能够舒适地继续行进之前，需要对这一气氛紧张的背景中达尔文主义思维的一个更深的抗拒来源加以揭示和化解。对达尔文主义思维的一个深层而持久的误解是，以为无论何时我们对人类现象给出一个进化解释，无论从基因还是模因方面，我们必定是在否认人们有思想！这有时是基因决定论漫讽的副产品，他们想象中的信徒说：“人们不思考，他们只是拥有许多未经思考的本能。”
但这也能在一个文化进化理论家的漫讽（有时我必须承认，这是自我漫讽）中看到，他们相当于是在说：“我的模因让我这么做！”——说得好像模因（比如微积分或量子力学的模因）能在它们的人类宿主中做它们的工作，而无需这些人类做任何思考。模因依赖人类大脑作为其栖居之地；人的肾或肺做不了替代场所，因为模因依赖它们宿主的思考能力。卷入思考过程，是一个模因完成工作程序并接受自然选择考验的方式，就像遵照其蛋白质配方并在世界中得出结果，是基因接受考验的方式一样。如果模因是思考的工具（而许多最好的模因正是如此），它们必须通过展现其表现型效果而得到运用。你仍必须思考。
确实，一个好的达尔文思考模型看上去不会像传统模型。我们的确需要替换老旧而糟糕的笛卡尔模型：一个非机械的中央思想体（rescogitans），真正的思想之物，做着严肃的精神工作。笛卡尔剧场——那个想象中位于大脑中央的场所，意识（和思想）所需的“所有东西都汇聚到那里”——必须被拆除，全部思想工作必须被分配给更不奇妙的代理。在下一章，我们将更仔细地看看如下事实所引出的细节：我们的思考任务被外包给了半独立且相互竞争的神经分包商，但思考工作仍必须要完成，而无论思考在何处完成，人们做事情的理由是他们自己的理由。
所以这不是模因与理由对立的情况。这甚至不是模因与好理由对立的情况。提及由思考着的主体所提出的理由以图说明一件或另一件事情的解释，并未被靠谱的达尔文方法所排除。远非如此。基于理由的立场中唯一与模因学（memetics）抵触的，是这样一个几乎不自洽的立场：假设理由根本无需生物学上的支持，不知何故便会存在，吊在某个笛卡尔天钩上。
一篇恶搞文可揭示该谬论：“波音公司的人有个可笑的误解，以为他们是根据可靠的科学和工程原理琢磨出他们的飞机设计的，并严格证明了这些设计正是它们应该的那样，而实际上，模因学向我们显示，所有这些设计元素只不过是在飞机制造者所属社会群体中得以幸存和传播的模因而已。”当然，这些模因确实在那些圈子里表现良好，但这并未与从适当计划、适当组织、适当实施的合理研究开发方面出发的良好的旧式解释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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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
为何有人会不这么认为？除了某些冒牌达尔文主义者时而会发生的混淆，还有漫讽之外，还有个更有趣的理由。冒牌模因主义者有时好像否认思考的任何角色，因为他们时而模仿通常被种群遗传学家（populationgeneticists）所采用的视角，后者故意忽略表现型的实际作用，而正是这些表现型的差异化繁殖成功度决定了被研究的基因的命运。种群遗传学家倾向于完全避免谈论身体、结构和真实世界中的事件——无论如何这些事件构成了自然选择，而仅仅谈论某个假设改变对基因池（genepool）产生的效果。
就好像狮子和羚羊并不真正过日子，而只是要么生育要么不生育，取决于它们身体的适应性得分。想象一场网球比赛，其中参赛者成对地脱个精光并接受运动医生和教练的仔细检查，由他们投票决定每对选手中哪个进入下一轮，直至决出冠军。种群遗传学家会赞赏这种奇怪做法的要点，但也会承认，因为判断标准应该是基于杂乱混战的真实竞赛的，最好让选手上场动手，并让他们的实际竞赛决定胜负。但他们仍会坚持，你不是必须要观看。这里有一个对此标准原理的表达：
只要邻近机制导致了可继承的变异，适应器便可因自然选择而进化。在一种意义上，特定的邻近机制并不重要。如果我们在果蝇中选择长翅膀并得到长翅膀，谁会在乎特定发育路径？如果脑包虫（brainworm）已进化得可以为群体最终进入牛的肝脏而牺牲其生命，谁会在乎当它藏身进蚂蚁大脑时，它的（如果它有）想法和感觉如何？（索布尔（Sober）和威尔逊，1998，p。193）
类似的，大脑中模因之间的争斗可以被忽略（毕竟，它是那么凌乱而复杂），我们可以退后一步并仅仅列表一览最终的赢家与输家，但我们绝不能忘记，竞赛确实发生着。思考发生着，而且思考如何发生影响着哪些模因表现良好。
进化的达尔文算法是介质中性的。它们无关蛋白质，无关DNA，甚至无关碳基生命，它们是关于伴随变异的差异复制的，无论那发生于何处、在何种介质中。这一点在我们转向道德性（morality）的进化——如我们即将做的——时显得尤其重要。为领会这一中性，考虑一个有关另一个人类独有创造物——音乐——的幻想。我们智人成员非常可能拥有某个与音乐有关的遗传禀赋。但无论这是否可能，让我们为思想实验起见而假设如此。让我们假设，我们对音乐的热爱，我们对音乐的反应，我们的音乐才能，等等，部分的是某种经遗传传递的设计特性的产物。让我再假设，这将我们与智能“火星人”（某种非人类，但文化上老练且善于沟通的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