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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礼治理想是“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所以，他还对伦理规范作了详尽的界定，为人君者“以礼分施，均徧而不偏”，为人臣者“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为人父要“宽惠而有礼”，为人子要“敬爱而致文”，为人兄要“慈爱而见友”，为人弟要“敬诎而不苟”，为人夫要“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为人妻要“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荀子强调，任何一方都不得偏废，所谓“偏立而乱，俱立而治”是也。
裕民富国 节用以礼
在荀子看来，礼治的最后目的是养。这一点与孔子还是一脉相承的，也可与孟子引为同道。其富国之道是“节用以礼，裕民以政”。裕民以政也不外乎是“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与孟子相去不远。不过，荀子还有流通财物之说较为著名，可使天下物产以有易无，相互供给，“四海之内若一家”，百姓得养而安乐。其裕民之策是力主扩张供给，认为这才是富国的关键。
荀子认为，欲望是物质生产的动力，但又须节用以礼，适可而止。他觉得政府没有必要遏制人民的欲望，扼杀人民生产的动力，以至于天下富裕竟成奢想而如镜花水月，如果全天下都贫困，那么社会就会滑入到危险的境地。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五、荀子：重礼尊君，礼治法治（2）
荀子养民之策因为其强调礼治而与其儒家先贤有所区别，关键的一点就是等级。他认为，国家也好，社会也好，一切都有等级之分，所以，必须按照个人之贤能来决定财物的多寡，所谓“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推而广之，“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如此礼治之下，人民才能够安于本分，纷争与社会###也就不会滋生。
然而，荀子的礼治之处又有特异的政见。“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虽然讲究社会的等级，但又对阶层持有破格之论，不平之中暗寓了出类拔萃的念想。可以说，此论上承孔子以德从政的理想，下开秦汉布衣卿相之风气。
荀子身处于战国末年，各国竞霸，人心思动，社会阶层的流动已经司空见惯，其礼治之术不过是对天下士子奔走诸侯的现实表示默认而已。百家争鸣激越之时，诸侯各国先后谋变，法家功利之士已经身居治国之主流，儒、道、墨等家只能作壁上观，无可奈何。荀子的礼治虽有深入细化的探索，但被法家挤到了边缘的尴尬处境也迫使其所代表的儒家作出了转向“隆礼重法”的选择。
尊君以礼 可诛可杀
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荀子·王制篇》
天下专制前夕，法家春风得意。儒家的礼乐仁义之政不能进入诸侯君主的法眼。荀子坚守了儒家的仁政之本，但是想要做官还得放下身段贴近现实。孔子虽有忠君之论，但没有明说，只是为了饭碗，做官而已；孟子则贵民轻君，没有衣食之虞，怀抱修身兼济之才，做不做官进退自如；到了荀子，则大唱尊君之论：“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将尊君列为儒家要道之一，甚至开始大言不惭地宣称“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这与孔子的“天无二日”并无显著的差异。
既然走出了这一步，再度滑行又何妨？荀子继续大放厥词，“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服从，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后世学者认为，这与法家已经区别不大，甚至还有背离孔孟之学的意味了，与同时代的孟子也大相径庭。孟荀都生在国霸君威之时，不过，孟子以仁政抗击时代潮流，而荀子则就时势自立学说。荀子的礼治之术，不外乎明贵贱、别上下、异君臣三大要点，在他看来，不尊君则谈什么都是空谈，所以君不可二，势在独尊。
君主在荀子的治国理想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所以他说，“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不过，他也强调，“君者善群者也”。他认为，国家政权产生于圣智之君主，政府管理也得靠君主维持。治乱系于一人，则尊荣殊于万众，“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君主的职责就是规定全国臣民的权利和义务，并监督他们。如果君主没有至尊之位，至大之权，那就难以行使他的职责了。荀子将孔孟之学转身而接近法家之学，所以唐宋之后，儒者反而将孟子之学奉为儒学正统，而荀子倒居然成了儒学身体上的瑕疵，是孔门异端。实际的情况也是如此，后来法家的中坚人物――韩非、李斯等人恰恰就是出自荀子之门下，几乎成了一大反讽。后世学者说，儒家思想有过法家化的趋势，就是出自荀子时代的变异。
不过，身为儒家之后，荀子虽然有尊君重礼的强烈倾向，但还没有完全废除儒学中的民贵之本，与法家纯粹以君主为政治主体仍有一点差别。如果真要美言荀子之学的话，那也可以说，荀子尊君的理由不过是因为君主的职位。可能在荀子的想象中，君主是一个高贵威严的公仆罢了。如果君主不能尽其天职的话，那就没有了君主的尊严了，甚至可废可诛。因为荀子还说过，“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而且“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如果君主不能尽到他自己的责任，那自寻死路也是咎由自取。这一点与孟子的“诛一夫”之论并无二致，所以荀子还能算是儒学中有点血性的圣徒。
礼法交糅 治人治法
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荀子·王霸篇》
实际上，礼与法之间很难界定，因为在先秦的封建宗法社会之中，冠婚丧祭、乡村饮酒以及朝会聘享等仪礼已足以维持社会秩序。战国分崩离析之时，宗法关系一度失效，制度因此而出，也称之为礼。法家是力主刑名制度的。礼法相混也呈现出封建时代向专制时代过渡的特点，荀子的礼治思想恰好如此。也有人说荀子是援法入礼。讲究礼治使荀子不算是纯粹的儒者，而接近于法又使荀子难登申商法家之堂，所以荀子总是有非儒非法的尴尬。
荀子认为礼与法是一样的，所谓“非礼，是无法也”。礼就是法，梁启超先生说：“荀子所谓礼，与当时法家所谓法者，其性质实极相逼近。”不管怎样，宗法强盛之时，王族世卿可以参与政事，君主不能擅权；荀子觉得，君主应该专权但又不能独治，君臣分工各有职守，下移上侵，都不可以。
荀子的礼法无非是等级名分和政令制度。划分了君臣百姓之间的等级之后，荀子急欲使儒家摆脱窘境，进入庙堂之上，就在政令制度上向法家看齐。既要证明儒家的“礼”为治世之道，又不得不承认“法”的治国方略。荀子调和的目的就是，礼与法同为治之本，所谓“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是也。治国之道既是礼又是法。后世学者称荀子进献给君主的是礼法并重的“礼治”。
显然，无论是礼还是法，仍然不足以称之为治国之道。荀子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其“取人之道，参之以礼。用人之道，禁之以等。行义动静，度之以礼……故卑不得以临尊，轻不得以悬重，愚不得以谋智。是以万举不过也”。――荀子所主张的正是打破世族门阀、专论士子才能的文官制度。这也是前述荀子礼治的特异之处。与世禄之制恰好相反，他的取官原则就在于立公制以摈私意。因为取官之私意，恰恰来自于君主；所以，立制度之公正以防君主之私心。
实际上，尽管荀子在“法”的取向上摇摆不定，但其主张大致还没有超出儒家慎刑的范围，所谓“凡刑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末也”。其政治思想与孔孟精神仍然是一致的，即以人为本以法为末，因为“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有了法也得有人来执行，关键还是看执行的人是不是君子，否则也只是有法的名义。诚哉斯言！
六、管子：君之当尊，民为君用（1）
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管子·重令篇》
守国之度，在饰四维。――《管子·牧民》
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管子·霸言》
管仲和儒家几位思想大师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的治国之术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尽管他出身卑贱却做到了齐国的宰相，而且还被齐桓公尊为仲父。齐桓公和管仲之间有长达四十余年的通力合作，齐国也因为他管理有方而跻身于春秋五霸之首。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5年40年间，管仲相于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死后，齐国也随之轰然坍塌。
管学既非儒家，也不是法家。他的尊君理论比荀子更为彻底，为君主辩护，他几乎肝脑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