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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我去参加一个特无聊的会，四周的人都不认识，大家很老实，坐着仰脸睡觉的，双目无神抽搐般没完没了晃悠腿的，掏耳朵挖鼻子挠头发的，当然也有目视前方不定想什么的，各门把守森严，走是万万不合适的。要说人的手是不能闲着，我跷着二郎腿，一会儿左压右，一会儿右压左，跟憋了尿似的，折腾了一会儿，我发现我裤子上有个地方磨出了线头儿，下意识用手在那又抠又拨，这会开了多久，我跟裤子那儿耗了多久。最后宣布散会，那些跟被点了穴一样的人突然全活了，还都急茬儿的，一个推一个往外走。我的鞋还特不争气，关键时刻鞋带开了，我弯腰系鞋带的瞬间，只听“吱啦”，我的大红秋裤立刻映入眼帘。我赶紧往膝盖上趴，拿胸口把秋裤护住，等人走差不多了，我才起来，腰窝得都快断了，那大口子撕的，明眼人一看就能瞅见。
哪儿也别去了，直奔宾馆吧，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连个商店都没有，出来开会，最多带睡裤，谁也没富裕的罩裤。惟一的办法就是缝！
打电话给服务台要针线包，那边低声问：“您要几个？”我要那么多干吗，答曰：“一个。”没一会儿，门铃一响，服务员递给我个针线包，那叫一个小，跟矮人王国用的似的，打开一看更哏了，五种颜色的线，每根都是我一个手指头那么长，好么，这是缝衣服用的吗，跟玩飞镖的似的。我只好再打电话，这回一气儿要了六包，坐床上蘸着吐沫把七包五彩线往一块接，最后口干舌燥地发现那些小疙瘩在布上穿梭阻力重重。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俺娘说：“不早告你了吗，女的就得学针线活，现在傻了吧，连裤子都缝不上。”
如今我把我们家阳台上的“蝴蝶”搬屋里来了，当女人，用缝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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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书装修
咱买不起房还换不起家具吗？咱换不起家具还不能换换摆设吗？赵文雯一把将有楼盘广告的那页报纸撕了，扔地上拿脚踩，弄一袜子底儿油墨。“这是给老百姓盖的房吗？为凑首付得先把孩子卖了。老娘我死心塌地在这住满七十年了！”赵文雯带锁的小抽屉里那些卡呀存折呀也不用动了，几十万块钱如今在商品房面前就是粪土，谁看得上啊，咱自己都觉得拿不出手。为了安抚自己一颗失落的心，赵文雯把书房东西倒腾到客厅，把卧室换到书房，该送人的送人，该扔的扔，最后愣腾出一间屋子。
没隔几天，赵文雯狂敲我的门，拽我看她新买的书架。就她，前半生看的书能把最下面一层铺满就不错，估计里面大部分还是课本。陶冶精神情操的我就见她看过本《废都》，跟看科教片似的，最后那章没翻就搞对象去了。幸亏她平时就不爱看书，学习这么用功的人不定最后被毁成啥样呢，老话不总讲吗，学坏容易学好难。
我说：“你打算囤点文物摆屋里装文化人？”赵文雯小胖手撸着木架子，都蹭上汗了，“嘛呀！我连房都买不起，买什么文物啊！我打算买一架子书！得老有所乐。”我见过农民企业家这么干过，但一挣工资的家庭妇女有这想法，境界太高了。我当时就同意了，赵文雯让我带她去书店。这年头儿，在咱这城市，超市走几个路口就是，找书店可费了劲了。
我们直奔最有气派的大卖场，人家那儿的书，撕角的，卷边儿的都不给你便宜，不买拉倒，给人家放那，别耽误摆。里面的场面挺人声鼎沸的，卖文具的、卖学习机的、卖MP3的，再加上时不时冒出来个小屏幕自吹自擂自己品牌的产品，耳朵都快聋了，彼此对话基本靠吼。再上几层，还能看见游乐场和小饭馆儿。赵文雯跟我急了，质问我：“这是买书的地方吗？拎个塑料筐像进超市似的，往里扔书跟扔双拖鞋的感觉一样。我都二十多年没看过书了，买书还不得找个能静下心挑书的地方。”其实别说她，进来半个小时，我的脑袋都快炸了，想找的书找不到，服务员跟藏闷儿似的，问点什么事你得追他，慢一点儿人就丢了。
我们悻悻而出，转悠到一条新兴的商业街上，赵文雯忽然发现这儿冒出来个图书城，拉着我就往里走。这地方我也没进去过，想像里全是租柜台瞎吆喝的，我对这种书店早死心了。推门进去跟进谁家了似的，我下意识往后看看，还有存包放衣服的柜子，门一关，里面的静谧立刻把嘈杂推出去了。那装修弄得特欧式，书架全是大厚木头，跟把欧式大床拆了打的似的。这哪是书店啊，如同进了一家人的书房，我都想踅摸个鞋套穿脚上。我站在满目畅销书面前没动地儿，赵文雯踩了我一脚：“你痴呆？这才叫书店！”其实我当时脑子里一闪而过了很多书店，比如小时候经常去的百货大楼对过的新华书店，那高高的台阶在我心里总那么向往；滨江道上的外文书店，我在里面买到第一盘原版小提琴协奏曲；还有滨江书城，叫了一个这么大的名字却没撑几年；南大对面的高教书店曾经是我每周都去的地方，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再推那扇门。很多年了，我们在寻找书店，书店在寻找读者，很多年过去了，我们和书店却彼此失散。当我再次走进这样安静的地方，走进一个这么像书店的书店，确实有点痴呆。无论是放在书架上的台灯还是顶灯，无论是精心预留的藤椅还是让人惊羡的外版书，都让我喜悦不已，以前咱哪见过这个啊，连厕所都那么洋气。我从后面掐住赵文雯的肩膀使劲晃悠：“可算找到书店了！”赵文雯这个没文化的白了我一眼说：“神经！”接着往书店提供的橙色布袋里装书，跟老妈猴摘果子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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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的符号
傍晚，在市场两次遇见楼里的李娘，大冷天跟丢了钱一样来回转悠，我这么热心肠当然得打听打听，结果李娘一把拉住我，上来就问：“正宗的老城里十三香崩豆你知道哪卖吗？”我看了看她的牙，没几个了，就问：“您吃得了那个吗？”她把我往边上拉拉，给后面的自行车让道儿，“我们老头子不知道想起什么了，非要吃十三香崩豆，跟害口了一样，脾气还上来了。刚在卖瓜子那儿买了点儿，他觉得味儿不对，说我穷对付。我刚给他又买了两块钱乌豆先嚼着，这不，赶紧出来踅摸。”大爷就剩八颗牙了，李娘说以前一颗豆子扔嘴里他能嘬一天，临睡前还能看见他在嘴里磨啊磨啊，立刻让我想起豆浆机。大爷口太刁，一般崩豆蒙不了他，那么大岁数肯定不会像小孩馋劲儿上来了，我想，他是想以前的老房子了，虽然搬进了新楼，但所有的记忆却深藏在一种味道里。
记忆力是个挺抒情的东西。我的同事说他前几天经过和平路商业街，看见那里一个年代很长的书店没了，他在原址上凭吊了很久。其实这么多年里哪儿多个什么建筑哪儿少个什么店铺很平常，又不是咱自己的生意，记那干吗。可想当年那个新华书店几乎是这座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最早书都是放在柜台里的，你只能拿肚子顶着人家的玻璃柜台抻着脖子使劲往里看，充其量也就能看见封皮上那几个字，那会儿书不卖挑，你麻烦售货员次数多了人家就烦，你要是一男的，人家以为你想耍流氓呢。以前年画、贺年片什么的也在书店里卖，一样不能下手，你指，售货员给你拿，想看看买的到底嘛东西，得等交完钱。
后来现代化了，书店把柜台拆了，弄一张大桌子，把书都摆那，让你自己选，其实模式已经跟现在差不多了。书店里那些人啊，待时间长了衣服能给你蹭破了，力气大的袖子能着了。那会儿人们的阅读情绪真高涨，书店门口一般坐着俩人，跟现在超市门口查小票的保安似的，他们查书上那个小戳，书上没盖戳的证明你是贼。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一个女售货员长得跟螳螂精似的，细胳膊细腿，在门口查得那叫一个细，她看谁都像心怀鬼胎的，口袋、书包翻一遍，就差看手相了。有脾气暴的，就急眼了，硬往外闯，那女的挥着螳螂拳抓人家衣服，我都怕劲儿一大再把她细胳膊掰断了，归齐俩人厮巴起来，螳螂精简直就是花木兰，穿上军装绝对是一人物。男的没一分钟就服了，老老实实交出书，结果真有戳。螳螂精不依不饶：“你交完钱跑什么？装贼呀？”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书店秩序井然。
刚有通俗歌曲那会儿，想听歌只能去书店买磁带。一盘五块八毛钱，清一水咱这儿的人翻唱港台歌，故意大着舌头唱齿音字。能在晚上偷偷摸摸拿录音机听邓丽君的，都得有点海外关系的。那年代有本很严肃的书叫《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目录第一节就是“对黄色歌曲的认识”，分析了黄色歌曲的特点，比如“音乐上，大量采用软化、动荡，带有诱惑性的节奏；旋律多采用叙述性与歌唱性相结合的写法；配合比较细致的伴奏。演唱上，大量采用轻声，口白式唱法；以其裹声；吐字的扁处理；大量使用滑音与装饰音；演唱中出现歌腔延迟和重音倒置”。按这规定，现在除了部分军旅歌曲不犯歹，都得算黄色的。而我们则是听着黄色歌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书店搬出了商业街，就像我们楼下的大爷终于摆脱了平房，可享受新生活的同时，记忆还在，记忆还有温度，如同识途的老马，我们偶尔还会回去，这应该就叫怀旧吧。
规矩
我们配合应试教育从小把孩子往绝路上逼，就为以后能找个好工作。想当初我毕业那会儿好歹学校还管分配，不会看着你当社会闲散人员，家里有背景的就更仗着潜规则，人还没报到，几年后的去处都给找好了，所以没工作的人太少了。可如今，规则不规则的都得靠你自己蹚出条道儿，自己的事自己想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