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在石垒里面，曾国荃下令日夜发炮轰击地保城。
7月3日，李祥和等将领对石垒发起攻击，占据地保城，在上面修造炮台，俯瞰城内。从这里开炮轰击城堞，很容易将城墙轰塌。
曾国荃担心军心懈怠，突生变故，又催促李臣典等部在炮火密集处悄悄挖掘地道，环城排列队伍，形成十几道阵线，把湿芦苇堆积起来，在上面覆盖沙土，堆得与城墙一样高，扬言要通过土堆登城攻击，以此迷惑太平军，使他们防不胜防。
长沙人吴宗国为了测定挖掘地道的方位，冒着弹雨冲到城下测量，为地道工程提供了准确的数据。
进入7月以后，久旱无雨。曾国荃在露天下祈祷，然后说他看到天空中出现了一条龙。他是否真的看见了龙，自然是个疑问，但是大雨倾盆而下，为他的说法提供了可性度。
7月18日，地道挖掘成功。当夜，曾国荃正在睡觉，似乎听到有人叫他，突然惊醒，好像被人催促着，奔到地道口，向部队报警。
果然，当晚李秀成率部出城袭击湘军军营，派军士携带火蛋焚烧芦蒿，伍维寿和彭毓橘分别出击，才避免一次火灾。但是邵阳人郭鹏程在潮阳门外中炮身亡，终年三十四岁。李臣典腰部中弹，伤势严重。
7月19日，曾国荃命令围攻部队一百个营全部进入战斗状态，令朱式云起草了一份命令，告诫各部，并悬赏募集敢死队，在城墙倾塌时率先入城。这道征集令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曾国荃召集将领们签署军令状，朱洪章署名第一，武明良署名第二，刘连捷署名第三，李臣典、伍维寿、谭国泰、沈鸿宾、张诗日和罗雨春依次署名，九位将领誓死先登。
中午，曾国荃下令引爆地道里的炸药，将城墙炸崩二十多丈，砖石如雨一般落下。李臣典身带重伤，与诸将率部争先登城。朱洪章率所部长字营、胜字营和焕字营，共一千五百人，从缺口首先冲入，太平军仓促从城头抛掷火药，倾盆而下，爆击湘军。朱洪章所部士卒死亡四百多人，总兵王绍羲等将领阵亡。湘军敢死队被迫稍稍后撤。
1864年，同治三年（18）
彭毓橘和萧孚泗杀掉几名退后的军士，敢死队又拼死冲锋，从城墙缺口杀了进去。朱洪章令部队团团结阵，旋转前进，冲垮一排排太平军。他和沈鸿宾、罗雨春等人的部队从中路攻击，在天王府以北。刘连捷、张诗日和谭国泰等部从右路攻击，沿台城杀向神策门。适逢朱南桂等部搭梯攀城攻入城内，便一起攻取仪凤门。左路分为两支，彭毓橘的慎字营从内城杀向通济门，萧孚泗等部夺取朝阳门与洪武门，将防卫城墙的太平军全部斩杀。此外还有罗逢元等部从聚宝门杀入，李金洲所部从通济门杀入，陈湜和易良虎所部从旱西门和水西门杀入。
李秀成领兵奔向旱西门，被陈湜所部阻挡，便掉头奔向清凉山，藏匿在民房里。
黄翼升的水师攻夺东关，乘胜杀到旱西门，与陈湜等部会合。至此为止，天京的九座城门全被湘军攻破。
天已黄昏，太平军四散逃走，有的出城，有的返回子城防守。
夜半时分，太平军纵火焚烧天王府，突围而出。黄润昌等部站立在龙广山的露天之下，袁大升等部沿着城南巡逻，遇到逃跑的太平军，便过去拦截，斩杀几百人。
伍维寿、张定魁和黄万鹏等部向东南追击太平军，抵达淳化和湖熟，擒杀李万材等几百人。伍维寿以提督记名。
留在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大部分自焚，或者投入池水和井水。
洪秀全的儿子洪福瑱年方十五六岁，太平军残部带着他奔向天京东南方安徽境内的广德。这个少年本名天贵福，所刻的印章上称为洪福，下面刻了“真王”二字，从左向右排列，别人误将两字合为一个“瑱”字，所以称他为“洪福瑱”。湘军将领也误读了这两个字，于是在奏折和诏书中对天王之子都是如此称呼。
太平军纵火焚烧城内的王府，为了“不留半块烂布给清妖享用”。 曾国荃传令关闭城门，不许太平军出逃，同时扑救天王府的大火。火灭之后，找到两方玉玺和太平天国金印一方。萧孚泗的吉字营搜捕到天王兄洪仁达和忠王李秀成。
按照曾国藩的说法，金陵一役，杀死太平军十多万名。所有在天京的王爷、主将和天将，以及天国的大小官员三千人，都死在乱兵之中。天京城内的居民，仍有几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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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天京的湘军成了一支强盗式的军队，如同一群贪暴的豺狼，大肆抢劫，把钱财一抢而空。然后放火焚烧，大火七天七夜不熄。萧孚泗抢走了天王府的金银，举火一焚，毁灭证迹。一座保存着中国古文化的六代繁华的东方名城，全部毁在他们手里。
他们在大抢大烧之后，便大肆杀戮，连老人和幼童都不放过。士兵们搜抢妇女，四十岁以下的女性无人幸免。一些老年人身负刀伤，有的被砍十几刀，有的被砍几十刀。全城都是受害者的哀号。连两三岁的幼童也被诬为孽种而斩草除根，士兵们杀来取乐。
本地的老弱百姓，不能挑担，又没有地窖可以躲藏的，都被狂暴的士兵们杀死。
江浙是天下财富最集中的省份，而金陵作为十朝古都，由太平天国经营十多年，金银财宝堆积如山。曾国荃的部队在这里得到的钱财，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数字。
关于金陵的浩劫，曾国藩和官文在联合上奏给清廷的折子中说：这次攻克江宁，十多万太平军没有一个人投降，甚至聚众自焚。李秀成在其供词中则说，金陵被攻占之前，全城军民不过三万多人，太平军一万多人，而且大部分已是病饿交加，能守城的不过三四千人。李秀成是天京保卫战的总指挥，他提供的数据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李秀成被俘后在木笼里写的《自述》中提到，金陵城内有圣库一座，里面都是天王的私藏，天王的长兄和次兄还各有宝库一座，传说里面装的都是稀世珍宝。
曾国荃下令攻城时没有宣布纪律，当曾国藩得知弟弟纵容部下烧杀抢掳时，便对他加以训斥，而他辩解道：立功的将士太多，清廷拿来奖励的官职太少，而且其中很多只是虚职，五个实缺，有一万多人排队等着，那么，这些大兵吃什么？拿什么养活老婆孩子？
听了弟弟这番话，曾国藩只好叹息说：“凡是带兵的人，都免不了中饱私囊，我无法禁止别人的这种行为。”他无法要求别人做圣人，只好独善其身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864年，同治三年（19）
抢来的财物要运送回家，湘军水师的上行船，大部分都为湘军运送赃物。曾国荃规定，士兵托运的行李，水师无权检查，只有他的监察部门可以检查。他委任的监察官员当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受了几坨银子的贿赂便放行，大家皆大欢喜。
早在攻打吉安时，吉字营的士兵就用马队护送赃物回湖南；打下九江以后，大部分将士走水路运赃；后来不敢明目张胆地用水师的船只运了，就雇用民船运送。攻克安庆以后，有的将士甚至与洋船搭上了线，将金银珠宝一箱箱运到城陵矶，在那里有专门的保镖取货，再将赃物护送回他们的老家。
前面说过，湘军将士的薪饷本来就很丰足。他们在外面打仗，个个都有银子捎回家。营官周凤山带兵不到三年就发财了。水师统领彭玉麟在湘军攻克金陵时，就拥有了六十万两银子。可见，在湘军中只要当了点官，带了个“长”字，就会很富裕了。胡林翼在论及湘军对军官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时说：“不宽博，不足以养廉耻。”
在曾国荃的部队里，官阶越高，越是贪心，军营中流传着“顶红心黑”的歌谣。上梁不正下梁歪，当兵的就去搜刮老百姓。参将、游击和都司一类的军官所得的饷银，加上他们一路掳掠的银子，平均每人都有了十二万到二十万两的积蓄，守备、千总和把总平均收入则有七万到十万两，就连一个普通的小兵，饷银加上掳掠所得，每人也有二万到五万两银子。难怪湘中地区出去当兵的人，家家盖起了大瓦房，购置了几十上百亩的田产，喂了好几头水牛。
乡下人子女多，送一两个去打仗，就算死在战场上，家里还有儿子延续香火，做父母的不在乎。在这种观念驱使下，尽管湘军将士在前线每天都有大量的伤亡，但补充的兵员仍然是源源不断。
湘乡大坪人章合才，1856年从军，到打下金陵时，因战功而当上了提督，大肆搜刮江浙的民财，然后用船运回湖南。他在衣锦还乡时，先将财物用船运到涟水码头，然后动用一百多辆独轮车，从银田寺码头起运白银回到老家。银子多得不知如何花，就在乡间建起一座豪宅，共有四十九个天井，一百零八间正屋和两百间外屋，占地六千亩，其气势可与荷叶塘的曾侯府邸媲美。陈湜耗银一百万两建庄园、购田地，被人称为“陈百万”。
曾国荃的部属带着大量银子还乡，互相攀比奢侈，有的一夜输掉几万两银子，把一个本来注重农耕和文化的湘潭搅得乌烟瘴气。
吉字营五万将士的烧杀抢掠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连友军都看不惯了。曾国藩当然是明白这种情况的，“升官发财乐呵呵”，是他这支部队的动力。他在1857年给皇上的奏折里公开宣称：湘军的将士认为军营是图名图利的场所，把打仗当作日常的事务。
湘军大将李续宜也向曾国藩陈述过他的看法：作为一位名将，没有十万两银子的收入，他不会出来打仗；出来之后，每个月又要另外给他一万两银子供他花销。
湘军攻进天京时，曾国荃无法约束部属的行为。湘军将士们将抢来的金银珠宝和江南女子一船一船地运往湖南，连曾国荃自己都觉得局面难以控制了。湘乡至今还有这样一个传说：一千多名江南美女被掠送到湘乡之后，至今下落不明。经纪人拿着银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