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湖南布政使李榕提倡大户领先捐米，当时曾国荃号称拥有一百顷田地，按照法律，属于上等人家，当在应捐献之列。可是李榕无法过问这件事。而他作为首倡者，立刻成为权贵们的眼中钉，京城的流言终于毁掉了这个官员。
这样一来，捐输的实行，会使好心人受到盘剥，却肥了不肖之徒。实行的时间长了，剥光了好心人的银子，就不会有什么效果了。总计全国每年得到的银子不过二十万两。清廷发现这个办法为害政治，于是宣布停止。
然而，自从1851年以来，盛衰相参，民间捐输的银子，总计也有了一千万两。因捐输得官的人其实并不多，比军功保荐的还少了十分之三，而他们的才智、为官之道或许还强过正途得官的牧令太守。所以说，捐输为害政治不假，却未必给吏治带来了什么混乱。
雷以諴在扬州用了钱江的计谋，上奏确定商税和关税的税率，本钱一千而取三十，也就是按本金的百分之三收取。向店铺收税，则是按收入的百分之一收取。厘金的意思是每金取一厘。
扬州虽然是厘金的发源地，但是实行最得力的地方，却是湖南和湖北。后来东南各省纷纷仿效，军饷缺乏不找农民要，对农民宽松，对商人严格，对内宽松，对外宰割。
曾国藩率部于1854年底攻克武昌，攻打九江，便命令胡大任、何玉棻和孙谋在汉口办理厘金。百姓向总督杨霈告状，杨霈下令逮捕胡大任等人。胡大任是礼部主事，好歹有些来头，曾国藩也行文给杨霈，为胡大任争辩。杨霈不得已，便把过错推到藩司头上。
不久，太平军又攻占了武昌和汉口，厘局便在湖南兴起。郭崑焘特别喜欢谈论厘金，倡议起用士人，派他的弟弟郭崙焘辅佐总局，而府县厘局任职的人都是诸生，容易与商人相处。院司虽然也担任委员，不过是挂个空衔而已。后来，官员们略为资助一些薪饷，再后来，陆增祥总管省局，才把权力交给官员，诸生们也都因保荐而得到官职，一个个文质彬彬，衣冠整齐，簿册井井有条，下级服从上级，但税收却越来越少。
布政使吴元柄和涂宗瀛削减办公经费，灯油和茶叶，令他们自行解决，每年也能省下一千多两银子。然而湖南的厘税，起初每年能收一百三十万两，到了陆增祥和吴元炳时，每年只有一万两。
江西物资丰饶，面积广阔，起初湘军靠着江西供饷，而后来这个省多次受到战火摧残，不能长期供饷。湖南的军需得到充实，是从湖北开始的，后来打开了上海这扇门，都是靠厘税供给，这就是吃军队所在地的租税。
湖北有四川这个近邻，得天独厚，多数厘税都是从川盐而得。在和平时期，淮引正课不超过三十万两银子，还天天抱怨盐税太重，拖欠的税收年年积累。太平军占领江南以后，盐运阻塞，四川的盐靠着船运沿长江而下，官府便在沙市设立厘局，尝试抽税，将多余的钱交给官府开支，每年增收的银子多达一百多万两。当时湖南也使用广西的私税，院司打算按照湖北的办法收取，但无法仿效，然而每年也能收取三四十万两银子。
1864年，同治三年（16）
1857年，骆秉章采纳左宗棠的提议，首次减少湘潭浮折漕粮，确定军需公费，先前私取十五者，全部改为公取一，藩司以下的官员兴高采烈。
当时湖南因交通阻隔，与外界联系很难，凡事由巡抚独断专行、骆秉章决定实行这个方案，便修改征收公粮的章程，每年增收了二十多万两银子，百姓便减少了几百万两银子的赋税。湘军再次攻克武昌之后，胡林翼也仿效实行。曾国藩在江西也仿效实行。湖北和江西的税赋翻了几倍，所以湖南也增加了许多银子，但这些银子都用于打仗，百姓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好处。
后来，骆秉章任四川总督，设立夫马局，津贴捐输就更是拙劣的办法了，不仅仅是因为本身就很难办。舍本逐末，竞争利益，也要看什么样的人，使用什么样的法子，才能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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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涂炭生灵，影响民生，却没有消灭财富。战争是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军人的收入增加了，百姓踊跃参军。部队打了胜仗，收缴的金币和珍货不可胜数。
湘淮军攻克苏州时，一名主将卖掉的废锡器，达到二十万斤。所有人卖掉的加起来，就有一亿斤了。凡是战胜之师，都无须等待别人供给军饷。
湘军初起时，从南海调来水师大将，湘军设宴欢迎，商议开支二万钱，还为费用太高而叹息。当时，江南粮台委员从苏州前往金陵，拥有八所公馆。帷帐姬妾，不用跟随迁移，各处都有现成的，因此才会被太平军打败。
而湘军起于贫苦，将士一同忍受饥饿，转战五千里，军饷都靠厘金供给。尽管大帅们频频上奏，请求向四川和广东征调军饷，但都被当地的总督和巡抚所把持，指望的数额，实际得到的不到十分之一二。
刘蓉和蒋益澧是个例外，他们出身于四川和广西的监司，得到了总督的协济。刘蓉在陕西作战，四川不再为他供给军饷。蒋益澧率部进入浙江，屡战屡胜，饷源自然丰厚。
湘军起于寒酸，终于富有。攻打捻军时，清廷的京官来到湘军和淮军当中，将领们都给他们送礼，动不动就拿出一万两银子。看一个大帅是否有能力，只要看他筹饷的手段，就能知道了。
五口通商，中国每年收入七百万两银子，加上货厘盐税，又可得一千万两，而刨去军费和官府的开支，俭省节约，藩库扣留下来的，也会有一千万两，所以说国家的富裕莫过于当时。
算账的人看不到大头，听信了小官吏们所说的假话，说什么财政困难，费用浩繁，收支不能平衡，漏洞无法堵塞，没有战事而蓄养军队，舍本而逐末，制造船炮，徒费银两，耗尽了国库收入，不懂得筹划计算。这种说法，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湘军筹划军饷，确实十分艰难，但后来人人都很富足，将近一百人拥有十万两以上的资产，应该领取的薪饷，还没有领到的，就换一个县官来当，所花的银子，动辄几十万两。
厘金兴办之初，官府在码头设卡严密盘收，却不敢过问高官和清廷使者的船舶。但是贵宦的家人、姻亲和仆从，却难免遭到盘查，不能公然逃脱。御史们便以损害商人和百姓为由，纷纷呈上奏章，请求停止征收。
曾国藩刚任两江总督时，无处获得军饷，黄冕建议把湖南的厘税增加到十分之三，称之为东饷，专供曾国藩的部队。刚刚提上议事日程，骆秉章支援四川去了，文格继任巡抚。他与曾国藩和胡林翼关系不好。曾国藩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以责令他，便提醒黄冕不要与新任巡抚结怨，以免无法提高厘金。
黄冕和裕麟等人既已提出建议，便不等报告，就设立厘局，增加税收。恰值文格和翟诰相继被清廷罢免，毛鸿宾出任巡抚，恽世临又继任，都是新进的官员，要依靠曾国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黄冕等人所起用的收税官员，也是强悍而无所顾忌。如果有人聚众捣毁厘局，殴打官员，便出动炮船和绿营兵前往弹压，重设厘局。地方官员纷纷协助捕人治罪。商贾纳税争先恐后，全部用于供给湘军。
厘金的出入，连藩司都不得过问，只能在账目的末尾签个名。
厘金成为一个主要财源之后，各省都争取对它的使用权，以至于上一年曾国藩为争军饷，与沈葆桢闹起了矛盾。两人都上疏互相攻击，并以弹劾自己、请求罢官相要挟。清廷不但没有责怪他们，反而居中调和，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txt小说上传分享
1864年，同治三年（17）
本年7月，湘军攻克金陵，湖南巡抚所上的第一道奏疏，就是请求免除本省的东饷。曾国藩裁撤湘军部队，多少与此相关。各地厘局也频频接到清廷的诏命，纷纷裁减，以断绝军队与民争利的渠道。然而舆论的指责，仍然没有停止。
后来，左宗棠率领湘军西征，有意仿照东饷加税，湖南巡抚置之不理，这件事也就作罢。然而各省仍然用厘税供应军饷，只是由于战事平息，税收才日渐减少，但仍然承袭下来，不肯罢休，已经背离了当初开征税收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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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暑的日子到来之后，清廷的决策者们也和天气一样焦躁。他们认为曾国荃湘军对天京的攻击，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却不料节外生枝，河南的捻军攻进了湖北，安徽的太平军又深入江西。清廷担心天京一日不克，对全局产生的影响总是十分恶劣的。大臣们议来议去，决定在金陵再加一把火，于是清廷下诏，命令李鸿章率部会攻天京，以强势的兵力，对太平天国的国都发起致命的一击。
天京城下的湘军将领们，眼见得攻下天京已是指日可待，耻于借用李鸿章湘淮军的力量，当然也是不愿把莫大的功劳分出去一部分。就天京城内传说中存在的巨大财富而论，他们也不愿让别人染指。
李鸿章这时已有足够的历练，也有足够深邃的眼光，不愿与曾国荃去争一时之功。他拿定主意要把这份曾国藩通过十年征战才赢来的大功，完整地保留在曾家兄弟手里。于是他随便编了个借口，说天气太热，不利于使用火器攻城，拖延着不向天京进军。清廷却不管是谁攻下天京，只要早日攻克就行，连连催促李鸿章，甚至用上了激将法。
清廷的激将法没有激起李鸿章的功勋意识，却把曾国荃激得忧愤不已。同时他又把自己的忧愤传染给手下的将领，叫大家拼死一搏，一定要赶在湘淮军到来之前结束战役。
曾国荃每天派出大批将士挖掘通向城内的地道，指望一举破城。在他前面还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龙膊子石垒，也就是太平军所说的“地保城”。湘军没有占领这个堡垒，总是容易遭到太平军的突袭。为了将太平军压制在石垒里面，曾国荃下令日夜发炮轰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