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有钱的商人，更是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12月22日，林凤翔和李开芳的太平军攻进汉阳，知府董振铎在巷战中拼死。太平军放火焚烧汉口镇，大火绵延十五里，火声隆隆，五昼夜不绝，湖北的财富，都化成了灰烬。
武汉江面宽阔，正值北风刮起，渡江的船只停开了。冬季江水干涸，江中浮出一片河床。唐正财率领水营从汉阳晴川阁用铁链把船只连接起来，作为浮桥，一直通向武昌汉阳门，往来渡兵。江水不起波涛，浮桥十分平稳。太平军士气更加高涨，认为是得到了上帝的保佑。他们在武昌城四周修筑壁垒，日夜围攻。
常大淳这时有所领悟，连忙给皇帝上了个折子。他说，太平军分水陆两路攻打武昌，水上的来势更加凶猛，船上摆满了大炮。他告诉皇帝，听说朝廷在湖南的大军拥有广西炮船，江南水师有广艇炮船及中小号炮船，请求皇上将这些水战部队调集到长江上下游，遏制太军的势头，切断他们的粮食运输。于是文宗下诏，命令徐广缙等人监督办理。
其实，常大淳的这些消息来源并不可靠，他对清军的水师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当时清廷军备松弛，水师徒有虚名，哪里有什么战船！更要命的是，清廷的文臣武将们，对于水战的知识，贫乏到了可笑的程度。常大淳在实战中懂得了水师的重要性，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徐广缙也注意到了水师的作用。他上奏说，有个叫卢应翔的人用炮船在长沙作战。长沙的官员却没有听说过，等到皇帝下诏询问，才得知有这么一个人。
两江总督陆建瀛防守长江沿岸，只有大小舢板八桨船。向荣上奏，请求派遣张国樑率领湖南的炮船。其实湖南哪里有什么炮船？不过是用民船装载大炮而已。文宗下诏，征集登州水师战船，同时招募商船。其实太平军也没有战船，他们后来攻占武昌，挥师东进，将几千艘舟船连接起来，使用的也都是商船。祥厚上奏说，只要金陵留下十艘战船，分别防守芜湖和梁山，就足够了。由这样的官员来指挥对太平军的作战，清廷怎能指望他们打胜仗？ 。 想看书来
1852年（咸丰二年）（19）
清廷官员如此糊涂，其结果自然是听任太平军取得了在内河江湖上的优势。直到1853年下半年南昌战役以后，由于郭嵩焘、江忠源和曾国藩这一批湘军人物看到了争取水上优势的必要性，促成曾国藩在衡州大力创办湘军水师，又经过多次反复的水上博弈，清廷才掌握了水上的制胜权。这又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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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离开岳州以后，晏仲武起义军没有跟随洪秀全北上，他与张幺、黄陈之和杨见之等人再度起兵，联合临湘李君瑞和李清安等人的义勇军，与追赶太平军的清军作战。
晏仲武所部于12月中旬在新墙截获了清军副将巴图押解的三万两饷银，然后以梁夫岘、隆奉庵和黄福滩等处为根据地，一时声威大振。
徐广缙命令总兵阿勒经阿和提督衔副将邓绍良率领兵勇前往镇压。江忠源的楚军也没有尾追太平军北上。因为江忠源怨恨向荣过去压制乌兰泰，又知道向荣不会采用自己的谋略，不打算与他共事。
张亮基体谅江忠源的心情，命令他率部留在湖南，与邓绍良部一起攻击晏仲武的起义军。
邓绍良和江忠源的部队先后抵达新墙，与晏仲武的起义军接战，双方各有伤亡，但晏仲武的部将赵捷权等四人被俘。
江忠源率领两千多名楚军围攻黄福滩、梁夫岘和隆奉庵等起义军根据地，重创晏仲武的部队。
12月27日，清廷追究岳州失守的责任，将徐广缙革职留用，将湖南巡抚张亮基和提督鲍起豹降四级留用。
1852年的局势，对于清廷而言，比前一年更加危急。不仅南方的起义军在年底打到了武汉三镇，北方的起义军，也在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
起源于山东的捻军起义，是朝廷的心腹之患。从康熙朝开始，就有游民聚集在一起，有的结拜为幅，有的结拜为捻。后来，捻日益增多，淮北和徐州之间，一伙人聚集在一起便为一捻。有人说，他们用纸做成捻子，浸在油脂里，可以点燃，所以叫做捻。
清廷从上一年起，就在北方加强了对捻军动态的监视。河南夏邑有人告状，说捻军抢劫了御史张沣翰，而南阳也发生了盗劫案。文宗下诏，斥责河南巡抚，并且命令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和巡抚严加搜捕。接着，清廷接到报告：安徽的寿州也出现了强盗。
这一年，陕西人李僡出任山东巡抚。山东兰山的幅军抵抗清军，杀死把总，他们的首领活动在江苏西北部的徐州、邳州和山东南部的峄州、费州之间。这时，山东捻军袭扰江苏东北部的海州，安徽捻军攻打河南东部的鹿邑和宁陵，而江苏西北角上的丰州和沛州，以及山东西南角上的曹州和单州，也发生了骚动。
不过，清廷的注意力，还是集中于太平军的进攻，因为湖北的省城，眼看就要落到洪秀全的手中。
1853年，咸丰三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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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与清军争夺湖北省会，拉开了1853年战事的序幕。
太平军从年初就继续攻城。向荣率领一万人的援军驻扎在洪山，虽然号称劲旅，却被太平军的壁垒所阻隔，无法靠近城墙。他秘密派人进城，邀约常大淳出兵夹击太平军。常大淳认为城内人心不稳，如果打开城门，会动摇军民的意志，于是回绝了向荣的提议。
1月10日，向荣从洪山进攻，击破太平军的几十座营垒，致使太平军乱了阵营。向荣率部将太平军逼到沙河，太平军伤亡惨重，尸体枕藉，堵塞了河水。
向荣见部队距武昌只有三里路，便派人呼唤城内的守军，再次邀他们夹击太平军。无奈城内兵力单薄，缺乏战斗力，而常大淳为人过于谨慎，还是不敢出兵。恰值天气寒冷，又下大雨，淋湿了火药，向荣便收兵回营。常大淳失去了最后一次为武昌解围的机会。
太平军在长沙攻坚时积累了经验，决定在武昌城下如法炮制，挖地道轰炸城墙。这一次，他们看准了江边的文昌门。1月12日，林凤翔在李开芳的配合下，带领先遣队挖掘一丈多长的地道，在城根埋下地雷。
守城的清军把管子埋在地下，把耳朵凑到管口谛听，隐隐约约听到挖掘的声响，请求从城内挖地道灌水，淹没城外的地道，常大淳没有批准。
当天，地雷爆发，城墙坍塌，太平军攻上城墙。太平军的旗帜还没飘上城头，城内守军和城外的援军就望风而逃，都躲进了武昌附近的城镇。太平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进占了湖北省城。
清军防守武昌，大不同于防守长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武昌城内没有聚集懂得军事的人才，也没有一支骁勇善战的楚军。六十岁的常大淳也是湖南人，但他年事已高，遇事犹疑不决，以致丢失城池，自己投井自尽，家人十几口也跟着丧命。清廷官员都把武昌的失守归咎于他，后来的人谈起这件事，都摇头叹息，为他感到遗憾。
太平军进入武昌，杀死了布政使梁星垣和按察使瑞元以下的高层官员。江夏县的知县绣麟持矛巷战，奋力搏斗而死。王定安的《湘军记》记载，武昌的绅民妇女，几十万人悬梁投水，死人之多，为两百年所未闻。
太平军攻占武昌，湖南大为震动。自从太平军离开湖南进入湖北之后，各路增援湖南的清军，都跟随太平军北上。长沙的守军只剩下四千名，其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就是江忠源的楚军。巡抚张亮基听说湘乡人罗泽南和王錱两位书生，把团练办得有声有色，便命令他们各自招募一营湘勇，准备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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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岁的王錱是个很有主意的人，他为湘乡团勇制定的营制，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在后来通过实战的检验，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编练制度。这种营制，后来基本上为曾国藩的湘军所沿用。
湘勇以队为基本单位。一般十二人为一队，有抬枪的队人数多两名，十四人为一队。每队设什长一名，伍长一名，副伍长一名，另设炊事员一名，散勇和抬枪队员十名。八十五人为一哨，设正哨长一名，副哨长一名。哨长管旗，有四名勇丁保护。副哨长持令旗，执斩首刀一把。护勇二名，兼击鼓吹喇叭。五百人为一个营。每营设四个哨，另外有中军侍勇壮勇游勇各二队。都是十二人为一个队，由营官管辖。一营设三十名长夫。
湘勇的武器，主要以冷兵器和热兵器交替使用。这些兵器包括：普通刀矛，耙叉，长刀，七尺矛，腰刀，火罐，火箭喷筒，神鞭，抬枪，鸟枪，劈山炮，藤牌，短枪，弓箭，三眼号炮。
打仗肯定有伤亡，所以每哨配备了一名整容师和一名缝衣师，年龄在二十岁以上。治伤治病的医生，发药卖药的药师，炊事员及铜工木工诸色人等，由营官统一配置管辖。每队配备两袈帐篷，供宿营使用。
湘乡团勇的号衣都是蓝色镶边，按旗人镶边的式样。衣服有四粒扣子，号铺用白布印字，中书“湘勇”二字，上注营号，左旁注哨号，右旁注队号，下注姓名。每个勇丁都有一副腰牌，上书姓名、年龄、籍贯和住址，还有担保人姓名和入营时间。
每营都有名册。名册上注明本营所有勇丁的基本资料，及担保人姓名。每逢新勇入营都要有人担保。
1853年，咸丰三年（2）
营官以下，所有官佐和勇丁，以及其他随营人员，都各自规定了相关的职责。营官是一营的核心，他的作用是挑选并管好哨长和什长。从营官到勇丁，形成一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
湘勇组建，遵循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兵归将选，并为将有。兵归将选，就是由营官组阁，如同一朝天子一朝臣。给你五百人的编制，你愿意要谁就要谁。营官自己选择的哨长和什长，自然都会绝对服从他的命令，把他当成自己的父兄，这就是兵归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