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所有惊悚小说都称为“娱乐之作”（entertainments），以区别于他那些更有野心的关于宗教和政治的作品。然而，他的确对异域场景和身处险境着迷，并且有制造神秘（mystery）和悬念的天分。在写《斯坦布尔列车》的同时，他重新阅读了《黑暗之心》，并在日记中写道，用冒险故事的成规也可以“写得优雅精妙”（转引自Sherry，1：421）。窍门在于，必须颠覆某些成规，同时通过耸动的动作来创造与大萧条时期相对应的焦虑感。
65从儿时起，格林就倾心于约翰？布臣（John Buchan）的通俗间谍小说，他赞其为描写的是“不想冒险的人在寻常环境中的冒险故事”［34］。但是，到1930年代，布臣的那些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爱国主义小说似乎早已过时了。他笔下的主角总是那些方下巴的保守党绅士、吃苦耐劳的南非地主和那些相信英国种族优越的北美企业大鳄；他的小说背景总是在田园乡村，充满了华兹华斯那种对苏格兰乡村的热爱；他的宗教和道德观源自《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在他的小说中，性在他的构思里实际上是缺席的。格林在写他自己的惊悚小说时，保留了布臣的精巧情节设置，以及那种暴力在文质彬彬的英国文明中爆发的感觉，但他在其他几乎所有方面都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格林小说的主角是那些心理扭曲的犯罪分子或落魄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他们被困在他们中一个人所说的“一个旧世界中……充斥着不公和混乱”；背景总是城市，被一种生动的、意象派的散文所呈现；他的叙述手法运用了内心独白和视角上的复杂变化；而他小说的结尾总是充满黑色的讽刺意味，笼罩在一种卡夫卡式的罪感之中。他长于发掘个人主体与*国家之间的暧昧边界，并玩味着“窥视”在公共与私人层面上纠缠不清的含义，暗示人物心灵深处的性动机。也许最为重要的是，格林通过他对日常生活的肮脏细节的观察，制造了一种恐怖的感觉——例如，他对《恐惧内阁》中的主角的描写就是，他“经常生病，他的牙齿很差，并且在遭一个无能牙医的罪”（21）。
格林所有娱乐之作的故事都发生在被批评家们称为“格林之原”（Greeneland）的地方——这是一个肮脏的出租房、罐头鱼、低垂的一叶兰和被宿命所困的人物的世界。一位评论者认为，“这些肮脏的东西让格林得以诗意迸发”，但是，很难讲，这些小说中的场面调度是用来表达一种“对鄙俗之物的膜拜”（nostalgie de la boue），还是对穷摆阔（genteel poverty）的反感，抑或是一种奥威尔式的对被排除在中产阶级之外的恐惧。［35］这些小说的氛围多与艾略特在他多思、公开反犹的阶段所写的作品相似。例如，《一支出卖的枪》（A Gun for Sale，1936）中的男主角找到了一个名为尤戈尔（Yogel）的非法堕胎医生，让他给自己的兔唇做手术。尤戈尔在一条小街中的昏暗房间里工作；他的指甲却是肮脏的，全身散发着白兰地的气味，当他拿起手术刀时直流汗。他在昏暗的灯光中颤抖着，乜斜着眼睛，咕哝道：“我习惯这样……我有一只好眼睛。”［36］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现代主义与血腥情节剧：三个个案研究（17）
66在1930年代，格林的反犹立场是含蓄的，但却是系统性的（这是他和布臣的又一共通之处）。他的那些最冷血的人物包括一个犹太军火制造商——他组织暗杀身为社会主义者的战争大臣，一个控制着布莱顿黑社会的长着“紫红色眼睛”的犹太黑帮分子，以及一个经营着超级现代的“丽都”（the Lido）度假酒店的犹太贵族。他似乎不仅把犹太人看做黑暗的种族他者，而且尤其把他们与现代性及美国风格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方面来说，他和艾略特极为相似，而艾略特正是他经常暗指的作家。［37］事实上，“格林之原”可以被视为迈克尔？谢尔登（Michael Shelden）所说的“荒原的一个省份”（99），或可以说是对艾略特1912至1922年间诗作的一种有意识模仿。艾略特的“虚无之城”（unreal city）很大程度上乃借鉴于19世纪的法国文学，组成这座城市的是廉价的旅馆、半废弃的街道、滋生老鼠的地下管道、空地上的报纸、在空旷房间里的寂寞打字员、讲着废话的轻狂年轻人和那些不绝于耳的流行小调的碎片。格林把所有这些细节都搬进自己的惊悚小说，并把艾略特在宗教、种族和文化上的很多想法贯注其中。于是，他给予情节剧一种形而上的灵韵，并产生了复杂的意识形态效果。从政治立场上来说，格林是个激进的左派，愤怒于一切社会不公；但是从宗教和文化的立场上看，他却是个极端的保守派，他惊骇于“有机”社会的失落和那些媚俗的休闲场所或现代的房产业，后者如《一支出卖的枪》中那幢假都铎（Tudor）建筑和那条叫做“莎士比亚”的大街。正如他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所说的，现代社会所代表的“比贫穷和精神的困乏更糟糕”（44）。
但是“格林之原”这个堕落的世界看上去也像是某种电影。早在学生岁月，格林就开始为《牛津展望》（Oxford Outlook）报写影评（他的兄弟休［Hugh］是牛津电影社团的第一任主席），有几年他也是《特写》（Close Up）的热心读者，这是一本高度现代主义的电影杂志，其撰稿人包括H。 D。全名Hilda Doolitle，1920年代著名的意象派诗人，她的作品都以首字母缩写署名。——编注和其他几位现代主义要角。自其职业生涯伊始，格林就酝酿着为电影写作的雄心，而1935年至1940年间，他在《旁观者》（The Spectator）和《日与夜》（Night and Day，相当于英国的《纽约客》）有电影评论专栏。从他对他所欣赏的那些场景或意象的描述来看，这些评论显然是和他作为小说家的目标相关的；而他对流行情节剧的态度是有所保留或批判性的，预示了他将在战后参与创立的黑色气息的电影。
像几乎所有的后期现代主义者，格林对美国式的现代*到灰心，67好莱坞的电影工厂是后者的缩影。在他为《旁观者》所写的第一篇影评开篇，他就谴责了“光鲜的流水线文明……其流行艺术的代表是《弗兰肯斯坦的新娘》（The Bride of Frankenstein）”。他认为，詹姆斯？威尔（James Whale）的电影是“一个由演员、声效系统、特技镜头和应声虫们（yesmen）所组成的巨大机器发动的；现在，我坚信，它将用彩色胶片来拍摄，并在电视中播放；在以后的美丽新世界（Br*e New World）中发臭”（５）［38］。两年之后，针对詹姆斯？威尔的《归途》（The Road Back），他的批评则变得更加严厉了：
第二章 现代主义与血腥情节剧：三个个案研究（18）
（电影）真正强调的是美国人心灵的永恒幼稚状态，这在文学上的代表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美国诗人，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抒情诗、歌谣、叙事诗和诗剧。——译注的诗，在道德上的表征是坚持母亲节传统和保护妹妹的贞操。在心惊胆寒地走出剧院后，那些美国大兵闲逛在干草市场（Haymarket），他们穿着蓝色制服，戴着小军便帽，军徽在胸前叮叮当当地响，他们手中揽着的女人的行装都一模一样——旅游指南、眼镜和种种军队行头：圣安娜和明尼苏达标志的小帽；灰色的头发，但都是同样的幼稚、丰满、自鸣得意、多愁善感，时刻准备着廉价的眼泪、开怀的大笑，以及表示亲密的叫喊。难道我们还要假装认为和这些人在一起有可能拯救文化吗？对母亲节、反对活体解剖、人道主义、宠物狗及住所火灾、联合教育学院和操场来说，是的。文明会让他们感到震惊：他们手持旅游指南，这就是他们的庇护所，他们快速地离开它，仿佛它只是一个国家收藏的*雕像一样。（172—173）
格林反复抱怨好莱坞，说它是多愁善感和虚饰浮华的混合体。他反对声音、色彩，以及每一个电影技术上的新发展——虽然当他晚年在观看“戈达尔先生”时，表达了对“逝去的1930年代”和“西席？地密尔（Cecil B。 DeMille）及其十字军战士”的怀念之情（4）。他喜欢卡普拉的《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尤其喜欢朗的《狂怒》（Fury），但是普通的类型电影并不能引起他的兴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为《旁观者》所写的第一篇影评中，他提到了1934年派拉蒙所改编的哈米特的《玻璃钥匙》，他说这是一部“毫无想象力可言的黑帮片”。他对塞缪尔？高德温公司（The Samuel Goldwyn pany）的《死角》（Dead End）中的一些场景更感兴趣，他说，亨弗莱？鲍嘉演活了一个“无情的感伤主义者，从一开始便把自己情节剧化了”，而本片导演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也提供了一个“爬满甲虫的楼梯、泥土和薄雾”的恰当背景（181）。他同样赞扬了雷电华公司对麦克斯韦尔？安德森（Maxwell Anderson）的《攻击者》（Winterset）的改编，这是一部关于城市犯罪的诗剧；他特别喜欢片中“那个冰冷的场景，在乌黑的拱廊下，滂沱的冻雨中”，这使他想起了“那些詹姆斯一世时期作家最血腥、最精确的作品”。（143）
68除了像《夜邮》（Night Mail）这样的纪录片，格林对英国电影也甚少赞许。他甚至批评希区柯克，说他虽然有才华但太过好莱坞化，他更注重的是奇观和视觉噱头（visual gags），而非现实主义或戏剧价值。他反复地抱怨“（希区柯克）毁了《三十九级台阶》（The Thirtynine Steps）是多么不可原谅”（1—2），他只给了希区柯克改编自康拉德小说《间谍》（Secret Agent）的电影《破坏》（Sabo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