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吗，这就是那扇门，像往常一样，伏拉西科将军在打盹。我开门，但是，门不听话。伏拉西科长身而起，用一只手拨开我。从深处传来的声音说：“您绝对不能进去！”地板在我脚下裂开，我飞速跌入深渊……每天夜里，“被逐出天堂”的场景以各种变化重复出现。 多年以来整夜工作到早晨的习惯，使我不能按时回家。当大家都离开之后，我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阅读编辑部收到的塔斯社新闻简报，英美国家的报纸。那上面时不时会出现我十分熟悉的美英政治家的名字，他们似乎立即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而这一切在不断地在提醒着，我已经被淘汰出局了。我似乎应该扔开这些报纸，不要看见它们，但手就像伸向发痒的伤口般伸过去。前不久外交部的同僚们，当年是我接受了他们，当时他们是些小心翼翼的新手，在自己的外交生涯里迈出最初的几步，可现在都成了总领事、公使、大使等等，可对我而言这条路却永远关闭了。他们毫无例外地不再理睬我。在快乐的胜利日没有一个人来看望过我，没有一个人打过电话。而前不久，所有人争先恐后地请我的客……1945年5月9日，只有两个海军的战友带着香槟酒来编辑部看我，后来我们一起去了红场，那里到处是狂欢的人们。 特别难受的，是读到从雅尔塔会议发来的报道。似乎就在昨天，会议的参加者就在我的身旁。我本来应该跟他们一起去克里木，进入拉瓦地宫，翻译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谈话。四年来，我已习惯于一个念头，即在这些场合我自己一直是有用的。我万分委屈，甚至感受到屈辱。什么是翻译？没有他，谈判的参加者就像聋子哑巴。翻译是有用的、必需的、不可替代的。但我发现，需要他仅仅作为一个专业人员，而根本不是作为一个个人。人消失了，但专业人员还在，但已经是另一个的躯壳。从前的那个从未有过，并且无关紧要。 理智上我能理解，但无论如何不能释怀。触及伤口，我作了如下的判断：我根本不仅仅是翻译，并且还是外交部长助理。不过，我虽然勤勤恳恳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在这个职位上作用有限。我当时过高估了自己，以为自己有某些特殊才能，因此他们不能就这样简单地抛开我。我记得“领袖”的话，“干部决定一切”，但是他也有另外一句箴言：“没有不可替代的人”。许多比我更有才华、国家更需要的人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并且遭到肉体上的消灭。我还活着，并且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我应该感激才是！但是，内心骄傲的小虫子在继续吞噬。我觉得自己这一生已经完了。我感觉到浑身酸痛，冷漠的粘雾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三十岁的我觉得自己衰老、无助。 我夜间的不眠使家庭生活变得复杂。1947年第二个儿子的出生未能拯救我的婚姻，无可挽回地走向离婚。此后，有近乎于疯狂的迷恋，有不断的吃醋，和解和爆发。不过这些心灵上的创痛治好了病症，并压制了对“失乐园”的思念。 1953年3月，当斯大林死后，我像千百万苏联人一样，哀悼了他，但已经没有了被无辜开除的情绪。 在贝利亚被枪毙之后不久，1954年4月初，在我的单身汉房间里响起了电话铃声。科西列夫，他的声音我已经十年没有听到了，若无其事地说：“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请您马上来一趟……” “领袖”死后，不久前还命悬一丝的莫洛托夫再次成为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外交部长。部长会议主席由马林科夫担任，他的第二副手是贝利亚，同时担任内务部长，赫鲁晓夫被委以党中央书记的职责——这在当时被认为并不重要。 最近几年，在莫斯科修建了几座类似克里姆林宫塔楼那样的高层建筑，斯大林非常喜欢。在位于斯摩棱斯克广场的其中的一栋里，搬进了外交部。为我准备的出入证放在大门口值班员处。我一方面激动，另一方面却不理解部长突然约见的原因。我来到七楼，这里是他的秘书处。我想，外交部从铁匠桥搬过来很好，并且莫洛托夫不是在克里姆林宫我所熟悉的办公室接见我。否则的话，我的心里又会酸痛。在这里，在斯摩棱斯克广场一切都不一样。 当进到秘书处时，科西列夫要我直接进到办公室，部长正在那里等着我。 莫洛托夫还是那样坐在桌子后面，向我点头问好，并请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里。一切跟我工作的那四年里毫无二致。几乎这期间并未相隔十年。而似乎我就在昨天和今天早晨还见过他。他既没有问我的身体情况，也没有问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直截了当地说：“明天，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将在维也纳开幕。我们想派您去执行一项任务。据信，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前总理约瑟夫·维特将出席会议。您必须结识他。最好作为报道会议情况的《新时代》记者前去。您将以这个身份向维特作自我介绍，请他就保卫和平运动为题接受采访。但我们对另外一件事感兴趣。我们正在重新评估国际局势。我们有被隔绝的感觉。所以应当采取措施，打破这种局面。制订新的欧洲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维特在1922年的拉巴罗时期，积极看待与苏俄的合作。有关我们如何解决欧洲问题，其中也包括制定对西德的新政策，他可能谈一些重要的见解。我希望您理解了我的意思。” “是的。我会尽力完成您交给的任务……” 听着莫洛托夫说话，我一边在想：我的命运中又一次出现了某种转折。他当然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外交部的任何一个人，但不知为什么仍然决定了叫我来。也许是因为我还有战前与德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最近几年，莫洛托夫被排斥在外交事务和外交部机关之外。可他本人认识我。正因为如此，他才将如此微妙的差事交给了我。尤其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事跟出国有关。不过，当时在奥地利驻有苏军，可那里也有美英法的部队。而维也纳在四个占领区之间没有任何阻隔。人到了奥地利，可以去往任何一个方向，包括西方。在当时，这种出国，尤其考虑到我的情况，是特别受信任的信号。并且现在是多年没见我的莫洛托夫对我表示了信任。这事，以及他事实上使我免遭贝利亚的毒手，让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是像他这样一个基本上毫无怜悯之心、以自己坚不可摧的“坚强”而自豪的人所不常见的。他从来不曾软过心肠。但是，我还是在想，改正对我不公的时机到了？可能是由于那些对他自己和他妻子的不公正而态度软化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维也纳之行（2）
“当然，维特不必知道您带着政府的任务。”莫洛托夫解释说，“只需作一个暗示，即莫斯科的重要人物想了解他的意见，将会尊重他的意见。回来之后，向我提交一份详细报告。现在会给您发一个到奥地利的有效证件。明天早晨出发。维也纳的旅馆已经订妥。祝你成功。” “谢谢对我的信任。”按照我们的老习惯，我对党表示感谢，即便她——这非常少见——仅仅是在弥补自己的过失。 我们的体制有时真的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运行！我刚刚从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出来，科西列夫就将贴着我的照片、带国徽图章和出境签证的一本深红色小本交到手上。原来，这些年来，我的档案一直保存在秘书处，这里面有几张照片。同时我领到了机票。 飞机早上七点从伏努克沃机场起飞。我甚至来不及给编辑部说一声。但后来才知道，列昂捷夫从莫洛托夫那儿知道了全部情况。 大使馆事先得到密码电报通知，派人在机场接了我。我住在被苏军司令部没收的“帝国”饭店里，它由经济部队管理，一切都是马马虎虎。在德国占领时期，这曾是一家豪华饭店，现在的样子令人失望。两部电梯中有一部趴了窝，房间隔三差五整理一次，水池和浴缸里是损坏的水龙头长时间滴水的留下的水渍锈。餐厅和咖啡厅关张，甚至没有办法烧水煮茶。但我觉得，这是生活小事。最主要的是，经过不许出国的十年之后，我来到了维也纳，并且肩负政府的重托。 晚上，我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开幕式。会场旁边的休息室里挤满了与会者，客人和记者。到处散发着新鲜咖啡、昂贵雪茄和一些令人头晕目眩的香水的气味。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时我们尚未见过的“夏奈尔5号”。参加保卫和平运动的，有当年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和作家。在那儿，我见到了罗素、约利奥－居里、伊利亚·爱伦堡，当然还有约瑟夫·维特。我决定不着急，不必过早操办自己的采访，而是先在陌生的环境里搞熟悉了，并且跟尽可能多的与会者建立联系。 我在这里遇见了当时非常风行的剧作家亚历山大·科涅楚克，在基辅时我们就认识。战争一开始，他就成了前线记者，但常来莫斯科，因为他的妻子、波兰作家旺妲·瓦西列夫斯卡娅是波兰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她身材庞大、年纪已经不轻、身穿军便服，骑兵马裤，足登高筒长靴。跟她在一起，科涅楚克显得小巧而年幼。当时，在前线流行着这样一首四句歌谣： 来了一份电报，措辞激烈， 指挥部里，有人心里颇为紧张。 来人是旺妲·瓦西列夫斯卡娅， 她可是——科涅楚克的妻子。 战争快结束时，科涅楚克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负责斯拉夫国家事务的副委员，所以我经常看见他到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参加部委会。他一般坐在长桌的顶头上，并且大多数情况下沉默寡言。莫洛托夫则带着滑头的讥笑说： “这个科涅楚克坐在这里，观察着，随后会把我们写进戏里去呢……” 在维也纳，上午和下午举行会议，晚上安排有文艺节目。市政当局的代表邀请我们到维也纳歌剧院观看莫扎特的《后宫诱逃》，施特劳斯作品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