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法国代表声称，只有在接到请求的情况下才能通过这个国家，但是，是否将会有请求，现在尚不清楚。所有这些促使伏罗希洛夫于8月14日发表声明：“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和毫不含糊的回答，那么继续进行军事谈判毫无意义……苏联军事代表团无法建议自己的政府参加这种注定要失败的行动。” 当柏林传来愿意改善苏德关系的建议时，局势便是如此。但是，更早些时候，在跟苏联驻柏林大使馆代办阿斯塔霍夫谈话时，里宾特洛甫毫无疑问根据希特勒的指示，表示愿意为德苏关系确定“新的性质”。他宣称，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没有任何问题不能够被双方满意地予以解决。当阿斯塔霍夫询问帝国部长的具体所指的时候，里宾特洛甫表示愿意就重要问题进行谈判，如果苏联政府也愿意这样做的话。帝国部长在向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通报与阿斯塔霍夫谈话内容的电报中，有一点异乎寻常的补充：向苏联代办透露了德国“与苏联就波兰命运达成协议”的意愿。
夜半敲门声：“杀死犹太鬼”！（1）
我母亲领到一周的食品包括：半个黑面包，两条鱼和四个土豆。 父亲巧妙喝退了专门袭击犹太人的劫匪。 我们一家人离开饥饿的彼得格勒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国内当时内战非常激烈。曾几何时，美丽的北方巴里米拉（俄国诗歌中指称彼得堡）变成了阴森、冰冷而暗淡的一堆石头，前沙俄帝国首都的居民们躲在屋子里，苟且偷生。苏联政府迁到莫斯科去了，而涅瓦河上这座“高傲的城市”却成了外省，一直到现在。妈妈拉着我的手。我裹在围巾里，努力加快脚步。涅瓦大街上，风刮起了烂报纸，广告和瓜子皮。迎面走来一队水兵，肩上的步枪上着刺刀…… 在爸爸的工厂里，妈妈领到了一周的食品：半个黑面包，两条鱼和四个土豆。她急着要赶回家，父亲患伤寒正躺在家里。平常总是强壮精力充沛的父亲，现在是那样的无助…… 父亲，尤其年轻的时候，总是远离政治。不过他还是欢迎二月革命的，所以，进城的时候，他总是在西装上衣的翻领上别着一枚红色胸花。他认为，俄国从专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之后，将为工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而他也可以参加这个过程。但是，十月革命之后出现的混乱，自相残杀的内战，父亲将这些看作个人的灾难。他出身于外省中学教师的贫苦家庭，早年父母双亡，靠自己的努力成家立业。他中学毕业时获得了金质奖章，从切尔尼戈夫来到彼得堡，以同样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一所技校，最后毕业于彼得堡工业学院。作为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他的名字被用金字刻在大理石牌上。但是，他上学的时候非常穷。他多次讲过，他经常跟其他穷苦家庭的大学生一起到一家餐馆里，那里桌子上总是放着一壶水，和切成大块的面包，都不要钱。在那里，他们可以拿一份新报纸，什么菜也不点，做出一副正在读报的样子，然后悄悄的就着水把面包吃完。为了维持学业，父亲还作过家教。大学毕业之后，他马上就得到了普梯洛夫造船厂高级工程师的职位，工资很高。他娶了城里有名望，但已经败落的一家人的女儿。当时觉得，生活似乎将是富足幸福的……可是，突然之间，这一切都破灭了。一个孤儿付出的巨大努力，忍受的苦难全都白费了…… 外祖母变卖了家传的珠宝，从投机商人那里弄到吃的东西。这可以使生病的父亲营养好一些，我们其他人也要想办法支撑下去。房子里已经不供暖气了，所以我们大家挤在一间屋子里。没有劈柴烧壁炉，但一个铁皮的小炉子救了我们。它有四个长长的支脚，放在客厅屋子中间的一块铁板上。像排水管一样的管子贴着天花板，弯弯曲曲地通到窗户的透气口。我们已经烧光了一打椅子，还有外公的写字台。现在轮到厨房里的橱柜了。有些精明的商人生产这种小铁炉子。原来富人区的住家户现在就靠这种炉子，因为中央供热系统早就失效了。它很快就能烧得通红，茶壶里的水几分钟就烧开了。但是，小铁炉子凉得也很快。夜里，室内温度在零度以下。 1941－1942年间，当时莫斯科也没有供热，这种小铁炉子再次出现。1942年，我的大儿子谢尔盖出生之后，在彼得罗夫街分给我们那套房子里，这铁炉子也救了急。 父亲在慢慢地康复，他开始能上街了。没有燃料，没有金属材料，也没有订单，他工作的普梯洛夫船厂早已经关闭了，大部分工人被动员上了战场。城里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了。父亲有一个姐姐叫柳芭，她住在乌克兰，在离父亲老家切尔尼戈夫大约一百多里地的一家乡村医院里作助产士。 “要不，到那儿去？”父亲提议说，“那这地方一直都是富裕，好客……”“你们在那儿靠什么生活呢？”外婆表示怀疑。“我随便找一个工作，无论如何，那里比这边好活一些。您看看，您的外孙多么瘦。在这里他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他现在需要牛奶，蔬菜和水果。这些东西在乌克兰多的是……”听着他们说话，我想象自己躺在一个小棺材里。最近几个星期，这种事情我见多了。就像后来四十年代的围城时期一样，悲痛的人拖着小棺材走在彼得格勒冰封的人行道上。我躺在小棺材里一动不动，而他们三个人，弯下腰，撒下了眼泪。于是我开始嚎啕大哭。“你这是怎么啦？”妈妈严厉地斥责道，“闭上嘴，已经都那么瘦了……” “别那么粗鲁，”外婆干涉了，“他那么弱，而且神经也弱。” 我哭得更厉害了。总是受不了别人可怜我，哪怕有人开玩笑地说“小可怜，小可怜见的”，我马上就会放声大哭。 我这一通发作，再加上虚弱的样子，成了出走的新理由。但外婆固执起来了： “你们走吧，我留在这里。” 不管怎么劝说，她就是不听。 “我一个人能撑下来，”她叫我们放心，“所有东西都卖了，再说我也不需要太多。反正快活到头了。我已经活够了。这里有父亲，祖父，曾祖父的墓地。我也要呆在这里……” 最终决定，我们自己走。 收拾上路很简单。妈妈把衣服，毛毯，卧具等等放进一个类似箱子一样的藤筐里。她跟外祖母要了一本家族的相册。我加上几册插图杂志《金色童年》。那里面的插图非常漂亮，类似现在的幽默画。后来，我靠这些杂志学认字。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夜半敲门声：“杀死犹太鬼”！（2）
终于该告别了。整整一天，外祖母紧紧地抱着我，她亲手用革命前积攒下来的面粉做了甜馅饼。我头一次看见她流泪。也可能，她感觉到再也见不着我们了：我们离开一年之后，外祖母就饿死了。 南方之行路途遥远，万分艰难，十分复杂：要穿过内战的几条战线，有时要乘坐挤满了人的火车，有时要乘马车，有时候，把行李装在独轮车上，父亲推着车子一路步行到下一站。对于四岁的我来说，路途太艰难了。记得，有时候出现胸部疼痛，就像多年之后心脏病发作时候的那种痛感一样。我自己走不了，甚至连手也活动不了。父亲被长途跋涉折磨得十分疲倦，他生气了，以为这是我在装样子。甚至有一次轻轻拍了我一巴掌。妈妈替我说话，要我们停下来，喘口气。可他还是要我接着往前走。我感觉到再走一步，一切都全完了。我倒在地上，不能动弹。父亲不得不把我放在独轮车上。我知道父亲本来已经很难了，但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甚至觉得，如果我消失的话，他们会高兴的。当然，这样想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对的。但是，每当出现疼痛的时候，我自己想死去，解脱他们。我牢牢记住了几件事情。 ……在一个小站上，一大堆人挤在一列货车旁。所有的人都带着背包，箱子，篮子等等。人们挤来挤去，大呼小叫。火车已经鸣笛，马上就要发车了。我们必须赶上去挤到冷藏车厢里去。父亲头顶上顶着筐子，挤进了车厢，他伸出手来给母亲，母亲一只手拉着我。两边的人挤得我很痛。我刚要挣扎着抬腿上阶梯，突然，人潮一下子把我挤到了一边。我从妈妈的手里滑脱了，摔倒在月台上。人群在挤着，我看见妈妈一点点被推进车厢里边去了。父亲想要挤出来，但周围的人挤得水泄不通。火车开动了，我一个人留在了月台上。妈妈从一个人的身后伸出头来，大声喊叫着，但没有人注意她。车厢一节节从眼前闪过，但我的脑子里转得更快：我再也见不着他们了，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就像我在各个车站上见过的许多衣衫破烂，饥饿的孩子们一样。突然，什么人有力的手臂把我捞了起来。最后一节车厢的阶梯上，一个身材高大，穿着水兵衫，敞着呢制服的水兵把我放在了车厢里。他为什么这样做？也许，他看见了我被人群分开，听到了妈妈的哭喊？由于神经过度紧张，接下来的我全都不记得了。很快我跟父母亲会合了…… 在破败的国内经过三年漂泊，记忆中留下的是痛苦的饥饿感。 记得已经到了乌克兰的什么地方，村子边上有一座歪歪斜斜的房子。一个犹太人家庭给了我们一个容身之地。时间还不算晚，但天色已经黑了。炉子上烧着水。妈妈准备给我洗头。一家之主在屋子角上，披着条纹布，在低声祈祷。两个儿子围坐在桌子边低头读课本。父亲对母亲小声说： “你看看，多么坚强的人。学校现在肯定都关门了。但是他们自己学习，将来一定有出息。”女主人把一个旧木盆放在小凳子上，倒进开水。妈妈加了一些凉水进去，她把我的头摁在木盆上，于是我看见，从头发缝里小小的淡黄色小动物成堆地爬了出来，在热水中挣扎一会，死了。 “快看呀，”我喊道，“这是虱子……” “天啊！”女主人叹了一声，“对不起。现在虱子到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