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列伊的意见。 “那么现在问一问我们的智者，看他们是怎么想的……” 然后他会认真听取他们对所讨论问题冗长的陈述，以及对此前所提出意见的正反两方面的分析。一般来说，两位专家会给出相同的建议。但也有的时候，克林和夫列伊会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这会使米高扬生气。他要求两位专家再次掂量自己的意见，其时会议则转到日程的另外一个问题上去。两位专家在一边耳语，有时会离开会议室。如果他们回来之后，仍然没有一致意见的话，人民委员会求助于与会者，后者经过简短讨论之后最终赞同某个方案。 这两个专家对我来说活像圣经里的先知或者古代的辩士：夫列伊身材胖大，衣着邋遢；而克林则身材高大，像个运动员，略有谢顶，西服笔挺，打着蝴蝶结。 我立刻就明白了，自己的知识多么贫乏。我不得不研究最近几年来的商务信函，商务谈判的备忘录，苏联驻外商务代表的电报，以及党中央和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决定。我还阅读了苏联与德国从魏玛共和国时期以来的协定与条约。而所有这些都应该在日常工作、每天作为翻译参加与德国人谈判的同时仔细加以研究。我的职责范围还包括写出米高扬的谈话纪录，然后这些材料分发给政治局委员们，以及起草给苏联驻德国贸易代表的电报文稿。 1940年9月份和10月份，与德国进行了紧张的贸易谈判，德国方面除了1939年8月和1940年2月参与准备过贸易协定的特使什努列之外，大使李特也参加谈判。他身材结实，胸部发达，宽肩膀，更像个武士，而不是外交官。所以，他有真正的武士的虚荣，坚毅而耐劳。我有一种印象，米高扬同样具有出色的武士特质，对李特非常高看。德国人要求扩大苏方的供货。他们对比萨拉比亚的油料作物和战略原料非常感兴趣。与此同时，我方定购的设备德方一直在拖延发货。现在已经清楚了，当时希特勒开始对登陆英伦三岛的适宜性发生了怀疑。 九月七日，德国空军对英国许多城市实施了袭击。伦敦的船坞遭到严重破坏。首都的几个区以及其他城市变成了废墟。所有这些鼓舞了元首，于是他决定将登陆延后，希望借助空袭打败英国。德国海军上将列德的报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考虑到英国军舰集中在英吉利海峡，以及天气情况转坏，海军上将对实施入侵可能的不利后果向希特勒提出了警告。结果，元首预定在十四日进行登陆的“最终决定”未能实施。 九月十九日，希特勒下令撤回集中在法国北部准备入侵时使用、且未受英军空袭破坏的登陆设备。十月份，当英国空军重创了戈林的德国空军之后，元首不得不将“海狮”行动推迟到1941年的夏初。在相关指令中说，如果再次提出登陆英国的话，届时将发布新的指令。这实际上意味着放弃入侵计划。 柏林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希特勒重新回到了那个从未离开过脑海的“消灭布尔什维克”的想法。早在六月三十日，在伯格霍夫接见德军将领时，希特勒宣布：英国的全部希望在于俄国和美国。如果对俄国的希望落空，那么对美国的希望也将落空，因为消灭俄国之后日本在东亚的局面将大大改观。只要俄国被打败，英国最后的一线希望便会破灭。德国将在欧洲和巴尔干称霸。结论：在这场冲突中俄国必须被消灭。 根据这些目标，德国总参谋部下令开始在东部地区部署部队，于是八月二十六日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向苏联边界投送了一个步兵师和两个坦克师。九月初，以过境到挪威为借口，德军部署到了芬兰。德军开始沿着苏联边境线集中。 一个重要的细节：1940年8月14日，希特勒要求提供“到1941年春天”的苏联供货清单。这是进攻苏联的大致时间。当李特以及什努列坚持要求扩大苏联向德国的供货时，毫无疑问知道元首的这个任务。而德方向苏联供货的延迟，以至最终停止，也与此有关。当时，米高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希特勒的企图，这个我很难下结论。无论如何，作为政治局委员他能够看到苏联驻德国情报机构的报告，据我们现在所知，这个机构的消息十分灵通。不管怎么样，米高扬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对我方任何一个微小的让步都要求对方做出回应。有时候，当李特在外贸人民委员会一无所获之后，跟大使舒伦堡一起直接找到斯大林。而斯大林往往会大度地满足德方的愿望。他用这个姿态表明。只有“主子”本人可以决定一切。同时，他也给了希特勒一个信号，即他斯大林是靠得住的。
贸易谈判（2）
在类似情况下，我发现米高扬脸色阴沉，于是，在跟德国人庆贺又一个“协议”的晚宴上，他会多喝几杯。 十月底，李特大使就要离开莫斯科了。虽然他未能全面完成柏林交给的任务，但他仍然有理由感到满足。似乎斯大林也相信了对德国延迟发货的解释，以及在完成入侵英国的准备工作之后，供货不足的部分将大大得到补偿。根据“主子”的承诺，苏联将履行自己的义务，并将以优待的方式研究德国追加的要求。所以，李特想，他终于玩了一把这个倔强狡猾的亚美尼亚人。不过，他现在有的只是许诺，但是斯大林的话就是法律，所以米高扬未必胆敢与“主子”争辩。 在德国代表团临行之前，米高扬在外交人民委员会斯比里多夫卡街的招待大楼举办了告别招待会。李特和什努列两人都是情绪高昂，甚至有些戏谑。 就这样，我来到了早已经想来的这个美丽的别墅。 三十年代末的一个暑假里来到莫斯科之后，我住在了过去的一个同学那儿，他搬到莫斯科之后，在招待大楼对面分到了一间房。每天晚上去牧首池塘滑冰时，我们不止一次出门时赶上客人陆续前来参加招待会：外交官们闪闪发亮，插着旗帜的汽车，人民委员们深色玻璃的“别克”轿车，红军的高级将领们——我们认出了图哈切夫斯基，布留赫尔，耶格罗夫等元帅。这是那些练达的政治家、获得最高奖章的将领和周游世界的外交家们的诱人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话般的世界。冬日的初夜，当水晶吊灯已经点亮，而奶油色窗帘还没有放下时，可以略微探究一下我们命运主宰们的神秘王国的内部。那时谁能够料想到，这些声名远扬的元帅们，以及其他许多参加这些招待会的人们，很快就将成为血腥镇压的牺牲者，而这幢别墅好客的主人李维诺夫死于斯大林统治时期频频发生的不明不白的一场车祸。 但是，暂时那里的一切似乎如此稳固而牢靠。 就这样，我跟着人民委员米高扬走进来，沿着宽阔的大理石台阶走上来。无论是建筑，还是内部的装饰，这幢小楼都可以说是真正的艺术品。革命前，它属于富裕的工厂主萨瓦·莫罗佐夫——一个艺术鉴赏家，当时非常著名的艺术赞助者。二十世纪初最优秀的画家、雕塑家装饰了莫罗佐夫这幢房子。前厅的玻璃绘画和楼梯，其雅致令我惊叹不已，出自伏鲁贝之手。风格各异的大厅里装点着荷兰、西班牙和俄国艺术大师们的作品。到处是堆成“小山”一般的中国瓷器，小型塑像和银质餐具。 门厅右手的绿色客厅里，已经有一群客人。其中有几位是外贸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站在一边的一位个子矮小、身材结实、头圆而略微谢顶、长着暗白色凸出虾眼的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身穿做工精细的一套黑色西服，雪白的衬衣和深色带斜道的领带。他显得十分自信，甚至有点随便，当米高扬走进大厅时，跟其他马上忙活起来的人不同，他不慌不忙地，懒散地走到人民委员身旁，随便跟他握了握手打了个招呼，然后像跟老朋友似地开了个玩笑。这些看起来不那么寻常，所以后来当我跟托奇林站在一旁时，我问他这是何人。 “杰卡诺佐夫，贝利亚的人，前不久被任命为副外交人民委员。”他小声回答说。 我绝对没有想到，很快我得跟他打交道。 德国代表团到了。服务生开始分送饮料。米高扬和李特就谈判顺利结束而相互道贺，虽然各人的理由并不同。斯大林的许诺使李特感到高兴，而米高扬满意的是，我们仅仅承诺研究德方的愿望。 服务生领班请大家去餐厅。我们再次穿过前厅，来到一个亮灰色调，带一个大型壁炉的宽大的房间里。绕着桌子摆放着高背雕刻椅子。大家按照每套餐具前的卡片就座。我本来以为，在如此隆重的招待会上，仅仅担任翻译任务的我会被安排在第二排，位于主人与主客之间。但是，我的餐具跟其他人一样，位于米高扬的左手。 次日，塔斯社的一条简讯说，苏联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为李特大使举行的晚宴，是在无拘无束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我喜欢上了人民委员秘书处的工作，学会了许多有用的东西，那些不明白的地方，托奇林和比我更有经验的德国问题第二助理奇斯托夫总会帮我。但这个工作我干得并不长…… 我急不可耐地期待着1929年的暑假。我们升入了最后一个年级，七年级，感觉到自己是大人了，虽然我们都不满十四岁。但是，当时七年制中学毕业之后一般马上就要工作。那些想继续上学的人，晚上到工人夜校上课，准备参加技校或者大学考试，后两者招生的年龄分别是十六岁和十七岁。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我还有整整一年时间。现在，父亲答应我的乘轮船到黑海亚热带的旅行吸引着我。 暑假最初几周我跟尤什科夫一家人在阿纳帕度过的，从这里我计划乘小船前往诺沃罗西斯克，我的父母乘“格鲁吉亚”号客轮将从敖德萨到达那里。我拿上自己小木板行李箱，上到甲板上，靠着船舷安顿好。 “解缆。”船长从舰桥上高声喊道。 每次，当生活的一个段落突然截断，开启了通往另外一段大门时，心里总有一种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