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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获释（2）
“侦查员福克斯，阿布拉木·约西佛维奇。”他作了自我介绍。 他叫父亲坐在桌旁，母亲的对面，他自己则坐在旁边。父亲伸出手来，握住了妈妈的手。然后握住我的手掌，紧紧地握着。“这不，我们最终还是见面了吧，”他开始说话，努力地在脸上显出开心的微笑，“你们看见了，我很好，只是当然非常想念你们。说说看，你们过的怎么样。”“亲爱的米沙，我已经绝望了，都快等不到这次见面了。”母亲扬声说，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但她很快就控制住了，用比较平静的语气讲述我们的生活情况，当然是尽量说得好一些。 父亲开始询问我学校里的情况，夸奖我顺利念完六年级。 “现在，”他说，“你应该在七年级，在最后一个年级里有更好的表现，作为前几名毕业。如果我在这里耽误了，你得养家了……” 侦查员福克斯似乎奇怪地哼了一下，于是这些话刺痛了我。难道父亲一年之后还不能回家吗？难道这就是他要让我们明白的吗？ 妈妈跟我一样理解了父亲的话。她开始神经质地对父亲说，我们一切都好，叫他不要操心。然后突然说道： “我们相信，我们苏联的政法机关能够把所有事情查清楚。他们不会让无罪的人受苦的。这不，久别之后我们重逢了。可是我此前已经不寄希望了。事情清楚之后，你就回到我们身边。我相信这一点……” 她真的相信这一点？或者只是想给父亲打打气，最主要的，是让侦查员福克斯听了高兴？她这点把戏未必会有结果。但是，过了几分钟，福克斯说，让我们单独呆一会告别，然后就出去了。父亲紧接着母亲的话题说： “对，对，当然了，我们国家不审判无罪的人。我也相信，会把我放出去的……” 说这些话时，他再次握住母亲的双手，于是我发现了，一个紧紧卷成小筒状的纸条从他的指间滑到母亲的手掌心里。 “亲爱的米沙，你要保重，”母亲似乎对着对门外偷听的人大声说，“别担心我们。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会团圆的……” 我们还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 福克斯进来并宣布，见面结束了。我们拥抱在一起，我激动至极，甚至没有发现父亲是怎么走的。只是突然间又剩下我们两人了。我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放声大哭。 那个穿便服的人再次出现，送我们到出口。值班士兵在名单上作了记号，然后我们就落到了街头。 到家之后，妈妈打开了字条。父亲用高级制图员十分漂亮的细小笔迹写了几行： “从我这里没有掏出任何伪证。 全部指控都落了空。 现在，要么发配……要么放出来。吻。” 我们不知道该高兴还是伤心。但是，我们感觉到，如此折磨我们的未知状态即将过去。 又过了一个月——还是去卢基扬诺夫监狱，在转交东西的窗口前排队，等待那个决定性的消息…… 现在很少有人给我们打电话。有时，一连几周电话都不响。不过，四月中有一天，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一个陌生的声音问道，我是谁。我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请转告母亲，”话筒中的声音说，“明天十一点让她必须到罗莎·卢森堡大街政治总局的总部来。明白了？” “明白了。”我回答说，当时便非常紧张。 晚上回家知道了电话的事情之后，母亲忙活起来了。把面包切成小片，然后放进烤箱烘干。然后开始收拾棉衣物：毛衣，几双毛袜，手编的厚围巾，毡靴，皮帽等。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言不发，注意力集中。我着急了：“你这是干吗？也许，他们会把爸爸放出来？”“别这么说，”她严厉地打断了我，“最好预备有更坏的事情，要不然我会受不了的……” 早晨我们很早就起床了，急不可耐地等着，时钟走到了十点半。装着东西，面包干和其他食品的小箱子早就收拾好了。妈妈拿起箱子，我们便出发前往政治总局的大楼。进到了楼里。像上次一样，我们被送到二楼的小房间里。跟上次一样，父亲也是由侦查员福克斯送出来的。我跟母亲站着不知所措。父亲微微笑着，没有说话。最终福克斯对妈妈说： “您用不着拿箱子来。得把它拿回去……” 我的心往下一沉。难道不许父亲带着保暖衣物去流放？或者有更可怕的事情——将他弄到那个什么东西也用不着的地方去…… 这时，福克斯停了停，继续说道： “我们就对米哈伊尔·巴甫罗维奇提出的指控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受到了诽谤。他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我们向他道歉，并祝贺他回家，以及恢复原职。这是个误会。就当作什么也没有过吧。你也一样。”福克斯对我说，“你得知道，你的父亲没有被收审，并且没有被捕过。我重复一遍，他只是被请到这儿来，弄清楚出现的误会……” 我惊呆了。妈妈也不能相信我们所听到的这些。也就是说，父亲自由了！而且不仅自由了，似乎他没有过任何事情！母亲抱住父亲，不住地亲吻。然后，她走近福克斯，弯了弯身子，在他的面颊上吻了一下。我身子一蹿，勾住父亲的脖子。心脏快要跳出来了：如此巨大的幸福，来得如此突然。而我们还在准备最坏的情况……
父亲获释（3）
父亲冷冰冰地跟福克斯道了别。这使我感到难为情。因为这个福克斯一直同情地对我们微笑着。我觉得，他也很高兴，我们最艰难的考验过去了。不管怎么样，侦查员也是个人。我愿意原谅他，甚至他有时对父亲不好的话…… 只是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了取得“供认”，他们殴打父亲，一连数天让他站在狭窄的单人禁闭室里，不让他睡觉，把他跟刑事犯关在同一个号子里，采用了许多其他更加精巧的方式进行拷打。但是，父亲的意志坚不可摧，他有一副运动员的身板。这些东西帮助他熬住了所有的侮弄。他多次昏迷过去，但没有在侦查员塞给他的任何一个纸片上签字。 父亲非常不情愿地，也从来没有一次讲完自己在狱中遭受过的事情。父亲要我跟妈妈发誓，任何时候不给任何人说起这些事情。关键并不在于，他们要他留下了“不对外传播”的字据。父亲明白，知道他的秘密会使我们受到威胁。 他讲述的事情震撼了我，这些事情令人非常难以置信。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我找到了安慰和解释，即只有那些最不正常和凶残的侦查员们才能做得出这些事情。 父亲被放了出来，甚至没有任何恶化他此后生活的后果，这几乎是个奇迹。当时，这种情况少之又少。这个不可思议的情况对我产生了某种影响。这件事情使我相信，如果一个人真的无罪，那要么不会碰他，要么甚至逮捕之后，最终一定会放出来的。也许，正是这一点使我多年之后，毫无顾忌地进出斯大林的办公室，坐在他身旁，同时没有感受到丝毫的危险……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贸易谈判（1）
1940年9－10月间，苏联德国两国政府进行了十分紧张的贸易谈判，德国的贸易谈判代表遇到困难便会直接找斯大林，并且往往能够达到目的。 在米高扬的秘书处，我学到了许多东西。 在现在的条件下，想要任命一个年纪轻轻、仅仅在德国克虏伯工厂工作过几个月、知识仅限于海军装备的工艺工程师担任外贸人民委员助理这个重要职务，实在是太离谱的事情。因为这里需要商业、苏德经济关系史方面的广博知识，需要熟悉数不清的先例，各种法律条文，知道现行条约，市场行情和国际贸易的特点等等。1940年8月，当我坐到人民委员秘书处的办公桌旁时，这些东西我一概不知。只是少年人的过度自信才可以解释，我何以轻率地同意了米高扬的建议。但是，为何这个有经验的活动家选择这个年轻人做自己的助手？显然，他急需要哪怕略微有点德国工作经验的翻译。我多少是符合这条要求的。最主要的是，外贸人民委员会跟其他机关一样，受到了斯大林的“清洗”，几乎被“掏空”了。急需一批新的工作人员，所以，在这种条件下要求也降低了。 公平地说，米高扬还是保全了一些老专家。我记得很清楚，在会议上激烈讨论过某个问题之后，如果意见不一致的话，他会非常尊重地征求坐在远处的两位专家——克林和夫列伊的意见。 “那么现在问一问我们的智者，看他们是怎么想的……” 然后他会认真听取他们对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