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大道连狭斜- 第9部分

　　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等倾心媚附，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　　

　　——《新唐书·卷二百二》　　　

　　文人的悲哀，不在于写不出好文章，而在于操守的丧失。宋之问等文人，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史上没有过的女皇执政，史上没有过的乾坤颠倒，他们碰到了。但史上文人的节气与风骨，他们应该是知道的，也可能经过痛苦的思考与抉择，也可能有过无奈与彷徨，可惜他们不是担当这种“作家即社会良心”的维系者，而是在热酒蒸腾之下，急不可待地投入了权贵的怀抱之中，心甘情愿地为之炮制文章，代做枪手，而且趋之若鹜，甚至不惜“奉溺器”。在名节与官位上，宋之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谁的声势大，就往谁家跑。写文章的人，沦落到这种地步，颇有些文丐的味道，诗才变成了诗奴。而且，宋之问貌美，长相很好，虽不比张易之那样的“莲花面首”，但还是比较出众的，当年还曾有过谋求武则天小蜜职位的举动，因为有“齿疾”（口臭）的毛病，没有如愿。否则，宋学士的仕途与前程，大约还要风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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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宋之问：　问君因何死（2）　　　　　　　　　

　　公元705年，武则天垂垂老矣，病重不堪。张氏兄弟一倒台，宋之问便被贬到遥远的南方泷州（今广东罗定县）。应该说，这是命运的一次严重警告。在皇宫京城习惯了出有车、食有鱼的他，哪里能够受得贬谪之苦？时隔不久，就偷偷潜回洛阳，途中写了一首《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戴罪之人，闻风瑟缩，口气已经和以前出游侍宴、品尝御膳的得意之色判若两人，凄怆至极。　　　

　　回到洛阳，住在好朋友张仲之家里。其时，张仲之与驸马都尉王同皎等人正在召开秘密会议，商量如何除掉权臣宰相武三思。好朋友没有避讳，将这样的想法直言相告。宋之问的脑子立即发热，直觉告诉他，这又是一个接近权要的好机会。他想也没想，立即转告了他那个同样获罪的书法家弟弟宋之逊，并安排侄子宋昙等人出面告发。本来是怀着“近乡情更怯”的心态回来，因为“检举”有功，将功赎罪，又得以晋升进京，兄弟一家皆大欢喜。弟弟宋之逊做了光禄丞，宋之问做了鸿胪丞，官居五品，换成了绯红色的袍服。好朋友张仲之、王同皎等人在牢狱里接受三提七问，严刑逼供，被打得遍体鳞伤，血溅衙堂。一面是邀功请赏，一面是斩首弃市。《朝野佥载》里讲，天下人都怨恨宋氏兄弟这一卑劣行径，都说，宋之问等人身上的红袍，是用王同皎等人的血染成的。　　　

　　卖友求荣，害友图进，这是一次致命的人格变异。从媚附权贵到丧尽天良，虚荣心扭曲为不择手段的名利心，以血袍换锦袍，宋之问的这一步，走得令人不寒而栗。从此，宋之问将写文章的心机，孤注一掷地用在了关乎个人升迁上。　　　

　　景龙三年，宋之问还出了一次名。那一次，唐中宗在昆明池主持诗歌精英赛，相当于诗歌实力派之间的华山论剑，高手云集，按嘱作文，由上官婉儿负责评判优劣。一时间，楼上纸片纷飞，差一点的诗歌都在众人的惊诧目光中缓缓飘落。到最后，只剩下宋之问和沈佺期两人的诗握在她手里。众人翘首，不知谁能得此桂冠。不一会儿，沈佺期的也被摔了下来。上官婉儿的评价是：“二诗文笔相当，但沈诗结句‘微臣雕朽质，差睹豫章才’辞气已竭，而宋诗《奉和晦日昆明池应制》结句‘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陡然健举，若飞鸟奋翼直上，气势犹在。”这其中，不排除因为上官婉儿与武三思的私交（宋之问毕竟曾经检举有功，算是武三思的半个“救命恩人”），但宋之问又以一首应制诗再度扬名，技压群彦，风头出尽，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才子。　　

　　好运再次降临。宋之问又凭借他的文章才华，体面地活跃在京城。尽管写过许多淡泊清灵的诗句，但他巴结权贵之心始终存在。先前的教训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武则天不在了，张易之兄弟没有了，他又将目光移向新政权的执掌者，先是攀附太平公主，得以重用，后见安乐公主权势日隆，又移舟登陆，极尽吹捧奉迎之能事。宋之问的转向之快，堪称文人之最。　　　

　　写文章游刃有余，但想在政治的峭壁上腾挪跳跃，并非易事。他的反复无常，瞒得了一时，哪里能瞒得了一世？唐中宗想将宋之问提拔为中书舍人，可是，太平公主对他已经厌烦了，只轻轻一提他在选拔人才时收受贿赂的事，情势随即大变，拟被提拔的人选，成了有问题的审查对象，立即被勒令卷起铺盖，再度离京。　　　

　　亡命天涯的生活又开始了。宋之问又大量地写诗，他的一生在不停地写诗。诗歌成了他支付生命、博得虚名的武器，在贬官的途中，他确实作了大量的反思，真正留下来的，终究是他的忏悔与追思。只是不知，他是否心存幻想，希望借助谪臣望归的美文，重返官场。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　　　

　　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　　　

　　——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　　　

　　宋之问的诗源源不断地寄往京城。诉说自己“两朝赐颜色，二纪陪欢宴”的光辉历程，也表明自己忏悔醒悟、改过自新的决心，可惜新上任的唐睿宗李旦不吃这一套，因为鄙恶他的为人，以“狯险盈恶”流徙钦州。到了唐玄宗执政初年，曾经扰乱李唐王室的人员都受到惩处，宋之问被下令赐死。　　　

　　宋之问的一生，宠辱皆有诗。他的为官之道是失败的，为友之道更是糟糕，祛除不了内心深处的虚荣与浮躁，不懂做诗先做人的道理，枉读多年诗书。传说宋之问的外甥刘希夷所作《代裴白头翁》一诗中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千古名句，宋之问遂生夺句之心，骗刘希夷来家，用土囊活活压死。之后，宋之问将这一句加入自己的《有所悲》中。此为千古疑案，并无证据，但宋之问在民间的名声之差，可见一斑。　　　

　　“才华盖世，无耻之尤”。宋大才子最大的贡献，是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失行文人性格命运的案例。这不能不令天下文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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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陈子昂：　感叹何时平（1）　　　　　　　　　

　　陈子昂：感叹何时平　　　

　　人的一生中，因为失意，由于坎坷，又或者困于时局，总有无数次的叹息。顺遂与成功往往瞬间即逝，而艰难与挑战却是需要长期面对的话题。人生的历程，剔除表面的、直观的物质浮华，更多的表现为看不见的、隐晦的、难以言明的心路历程。所谓世上多有叹息声，恰因人间常生不平事。　　　

　　数百年前的一个黄昏，古老的幽州台畔，走来一位神情抑郁、面色清峻的年轻人。他时而迎风伫立，时而仰天俯地，时而徘徊踯躅。良久的沉默之后，他怅然慨叹：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发出这悲壮一叹的，是初唐诗人陈子昂。幽州台，又名黄金台，战国时，燕昭王求贤若渴，曾置千金于台上，广招天下群贤，乐毅等人纷纷而至，燕国为之振兴一时。当年读时，心中纳闷，这二十二字的道白，似乎文不达意，甚至不合诗律。及至后来，联系陈子昂的生平，方知这登高一叹，意蕴悠远，实乃千古浩叹，名不虚传。　　　

　　一叹成文。　　　

　　子昂生时，大唐立国数十载，经历了将近四百年分裂动乱的一盘散沙聚为一坛。江山易主，然而文风仍然沿袭六朝余习，绮靡纤弱的诗风盛行，无关痛痒、极尽铺陈之能事的文字，浮艳奢华，只见文字之美，不见思想抱负，这种像软骨症一样的诗歌病症，侵袭着诗人和读者群体。经济与政治渐臻繁荣，相比之下，文艺的春天却迟迟未到。在陈子昂心中，文以载道，当如屈原、阮籍这样有真性情的古人高士，抒肺腑之言，发金石之声，掷地铿锵，振人心胸。他不禁感叹：“文章道弊五百年矣。”　　　

　　此叹既出，他俨如军前先锋，力倡复兴汉魏风骨的性情文章，其诗如匕，直插齐梁诗风的软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三十八首风骨遒劲、文辞厚重的《感遇》组诗：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　　　

　　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　　　

　　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　　　

　　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　　　

　　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陈子昂《感遇组诗之三十五》　　　

　　追溯圣贤与感喟时事，是陈子昂笔下重要的主题，而且其文中多有“叹”字。陈子昂刚写出感遇组诗时，京城里一位叫王适的官员读了之后，立即做出大胆的预测，“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个判断。盛唐时，杜甫到陈子昂的故居拜谒时说，“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将之与扬雄、司马相如两大文豪相提并论。陈子昂提倡的复古倾向，也得到了中唐古文运动领袖韩愈的由衷称赞：“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主张走通俗文艺路线的白居易也承认，“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此后，每到复古革新诗文之时，人们总要提起陈子昂的破冰之举。作为唐代诗歌的第一个重要诗人，陈子昂登高远眺，振臂一呼，应者如云，盛唐诗歌的巨舰扬帆起航，乘风破浪。　　　

　　二叹国事。　　　

　　陈子昂不仅是诗人之材，而且是胸怀天下的政治奇才。他刚刚为官时，唐高宗病逝，当时为了皇帝灵驾不西行扰民，保持安定，他冒死上书，坦陈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