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活，如牵牛犁地、耙地、播种，担粪施肥，锄草、收割等农活。我与年迈的外公一起生活，一老一少，相依为命艰难辛苦地过着日子……
在这几年里，中国其它地方乃至亳县，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1950年10月起，相继开展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等诸多运动，全国上下热火朝天，如火如荼。
尤其是抗美援朝运动，这是当时每一个公民都必须参加的事情。作为学生和老师，更是应该义不容辞地投入到这一运动中。
学校经常组织学生们到街上或人们聚集的商业闹市区去，向群众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要性及它的伟大意义。
县里也时常召开大会，组织群众游行示威，抗议美帝发动朝鲜战争。我们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是打着红旗、举着标语的队伍，紧接着就是锣鼓队、腰鼓队、秧歌队还有学校搞的活报剧——由几个老师和学生装扮成手持木制步枪的志愿军战士，牵着李承晚和头戴纸糊的美国星条旗高帽子的杜鲁门（后来又换成艾森豪威尔）他们胆颤心惊，丑态百出。外国洋人的大鼻子是用纸糊的涂上红墨水的尖筒筒，把它粘在中国人的鼻子上活像脸上扣着一个带有弯勾的红辣椒……
再后面是手持三角彩色小旗的群众队伍，他们手举小旗振臂高呼：“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败美帝野心狼！”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一天下午上音乐课，老师教我们唱：“嗨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的抗美援朝革命歌曲。音乐老师认真地教，学生们专心使劲地学唱，很快就学会了，但我们的嗓子已经喊唱的冒火，感到有些累。此时离下课还有四、五分钟时间，于是老师就利用这点时间对我们进行政治教育。她说：“志愿军战士在朝鲜作战非常勇敢，打得美帝屁滚尿流。”她还说：“在战场上你只要把美国鬼子摔倒，他们在地上就爬不起来了。为什么？……为什么？……”她转身从教室门后面拿过来一把打扫卫生用的铁锹，举起左手拍打两下锹把说：“为什么呢？因为……因为美国鬼子的腿跟这铁锹把一样硬一样直，没有膝关节，不会打弯，所以摔倒后就爬不起来了。”老师的话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就是金口玉言。我们一个个被惊诧得瞪着小眼睛，一眨一眨的信以为真。
过了许多年后，我还一直认为美国人的腿不长膝关节，不能弯曲，像根铁锹把一样僵直！
1954年6月上旬，炎热的夏季似乎比往年提前到来，几场大雨后，河水暴涨，木桥被大水淹没，来往的行人必须乘船摆渡过河，过一次河大人交二分钱，小孩子交一分钱。
我每天上学要早晚来回过两趟河，为了少过一趟河节约两分钱，还能多出一些时间看书学习，准备初小毕业考试。最后我决定住校，两天只回一趟家，早上吃过早饭后带上两个馍馍去上学，晚上就住在学校，好在夏季天气炎热，晚上在哪都可以凑乎着睡上一觉。
当年，我们四年级的教室在对着校门的后院里，它是一幢高大砖木结构的二层楼，一楼是我们的教室，二楼空闲着。当时我们四、五个家在城外离学校较远的学生，晚上就睡在二楼木质地板上。闷热的夏夜地面上蚊虫较多而睡在高有数丈的二层楼上，四面通风，凉风习习，又没有蚊虫叮咬，使人感到清爽而又惬意。
一天早上，刚下了第一节算术课，身材高大的学校主管教务的田主任就堵在我们的教室门前，不准一个学生出去。然后把我们的班主任叫过来，让班主任带着我们到楼后面的小院里看一个奇特的“景观”——到了楼后，老师和学生们都被惊呆了！
原来二楼的后墙墙壁上，圆形的窗孔下面（已无窗框），足有四、五米高的砖墙上，挂着一幅酷似一道瀑布形状的黄色的屎浆图，其中还夹杂着没有被消化的菜叶和豆瓣，顺着窗台自上而下，直泄到地面。
此时此景，让老师和学生们都感到非常地惊奇和气愤，众人一片哗然……
学校决定要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开始了一场调查“屎因”的行动。最后将目标锁定到我们五个晚上在楼上睡觉的学生身上。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和另外四个学生都被喊到教务处逐一讯问。当问到我时我说：“昨天晚上我一觉睡到大天亮，我咋知道是哪个人拉的屎？要是怀疑我那你们就找错人了，这两天我连肚子都吃不饱，又哪能拉出那么多的屎！”
最后终于在我们五个学生中，查出了肇事者。原来是我们班里年龄最大（已十五、六岁），个子最高，外号叫“李扁嘴”（鸭子）的学生。
李扁嘴向校方承认了错误，并且还讲述了事情的原因和经过——他家住在东门外的乡下，因家里穷经常挨饿。那天下午他家大人从亲戚那里借来几斤黄豆，拿回家后煮了一大锅，他狠狠地吃了一顿。只因狼吞虎咽，咀嚼不烂，加上盐巴放得过多，晚上回到学校就感到口渴，便喝了一些凉水，到了半夜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地叫唤，在地板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感到腹部疼痛难忍，急于大便。只因二楼太高跑去茅房已来不及，他便急忙爬上窗台，拉下裤子，屁股朝外一撅，就“稀里哗啦“地倾泄出去。事毕顿觉腹内舒爽无比，之后回到地板上躺下便睡，没想到他竟闯下了如此不敬的“大祸”。事已至此他也无话可说，他愿意接受学校的任何处分。当时他对自己随便拉屎的“错误”已有深刻认识，态度还算诚恳。因此校方对他并没有过多地追究，只是罚他将墙壁清洗干净就算了事。
可是过了几天后，他竟然有变，悄悄地对我说：“真倒霉，我因为屙屎闹出了事。天王老子他能管天管地，但是管不了拉屎放屁！”
我对他说：“吃饭进食堂，拉屎去厕所，这是连两、三岁的孩子都知道的事。你却把它稿错，你不倒霉谁倒霉！”
从此以后我们班里的学生都对“吃饭进食堂，拉屎去厕所”这句话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和认识。
我在州东小学上了三年学，在此给我留下一些难以忘却的记忆。尤其在从我母亲去世后，三年级的教算术老师张有才和四年级的教语文老师杨汉昭，他们对我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像兄长和父母一样地关心我、爱护我，还经常地督促我学习，不断地要求我进步，为我在中学时期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至今已过去五十年，每当我想起少年求学的艰难经历时，总会从内心深处发出对他们的由衷感激——谢谢了我的恩师们！
第十三章 少年求学 举步维艰（二）
第二节
1954年7月，我初小毕业，因州东小学没有高小，我便转学到北关外大厦门里（太平北街）的咸宁小学上学。
当时我外公年过七十，身体瘦弱，行动有所不便，已无力再照顾我上学，我只好再次投靠亲戚，跟着我大姨奶一起生活。每周只能利用星期天休息时到汤王墓村去看望外公。
我大姨奶王氏姊妹三人，我奶奶排行老二，蚌埠的小姨奶排行老三。她原住在亳县北门口外的牛市街，老伴早年去世，有一子在蚌埠淮河上帮人跑船，因一次水上事故船毁人亡，撇下的儿媳又改嫁离她而去，家中只剩下我姨奶一人无依无靠的生活着，有时穷得没饭吃只好沿街讨些剩饭菜吃。母亲在世时，每逢过年过节都会带着我去看望姨奶，给她送上一点钱或粮食，再帮她干一点家务活。
自从我祖父去世后，姑母一家便回了河南温县，我舅爷在太平北街留下的几间旧草房也就无人居住了。后来我姨奶将她的两间房子卖掉，搬到了太平北街居住。我在咸宁小学上高小时，就和大姨奶一起在此生活。我们仅靠两间门面房每月收的两、三元房租生活，日子过的十分清苦，有时姐姐也会给我们一点经济上的帮助。我还经常利用假期到我外公那里帮他干点农活，收拾一些家务，从他那里拿回一点红薯、南瓜等杂粮以补充我们口粮的不足。
当时姨奶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她心地善良对人和蔼。在她的身上可以看到我末曾见过面的，早在抗战逃难中死去的奶奶的形象。她对我十分疼爱，常把粮站买回来不多的白面擀成面条给我吃，而她却用面汤泡点豆饼，或用红薯、杂粮来充饥。
每当这时，我们祖孙二人就要发生争执——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倍感凄楚！总要把一些面条挑到她的碗里。但姨奶却不允许，并对我说：“小孩子家正在长身体，要多吃点好的。我老太婆年岁已大，快要死的人了，吃了也没有什么用，只要有口吃的就行了，你快吃吧。”
姨奶对待自己过分刻薄的做法，让我心碎，每念至此都会令我凄然泪下……
亳县咸宁小学是一座关帝庙改成的学校，它位于涡河南岸的太平北街北端，与雕刻建造艺术非常高超的花戏楼相毗邻。
当年院内高大的殿堂已成为我们学生的教室，解放后破除迷信关老爷的泥塑金身也被校方“请到”了一个偏辟的门道里，但他仍神情贯注地坐看他的《春秋》，关平、周仓依然侍奉在他的左右。
1956年开春，是我高小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正在忙于学习。突然从亳县城南双沟区卫生所传来了我的一个远房亲戚——表姨，病故的消息，并通知我前去帮助料理后事。
我的表姨也是一个比较苦命的人，在她病死时还不超过四十岁。早先因家庭不和与丈夫离婚，带着她与我同岁的儿子季新生，从安徽界首县来到毫县，在县城关镇的卫生所里当一名妇产科医生，而她的儿子在1953年也来到亳县和我一起在州东小学读书，初小毕业后便被其父接到西安上学，而亳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