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才学会了节省。再说，国内毕竟挣的是人民币，一除就没了，又没个工作，光出不入的，不动点脑筋还真有点儿扛不住。”
肖梅的确是很有经济头脑的，整个房子除了厕所和厨房没租出去，所有的角落都租了出去。
一进门的客厅里摆着两组沙发供大家看电视，沙发不成套，这儿凸一块，那儿瘪一块的，像被人揍过一样。墙上贴着“室规”，大力宣传着节约水电什么的。肖梅小声说：“这儿房租是包水电的。不写这不行，很多人逮着不要钱的水就敞开用，特不自觉。”
“你们的房间在楼上，挨着洗手间。”肖梅在前面走着，穿过一个宽敞的过道，她指了指右手边一个外墙是弧形的房间，“这儿住了一家，是对夫妇。”
肖梅说：“在加拿大，我们管白人叫‘西人’或是‘洋人’，可不叫外国人啊！咱们在这儿才是外国人呢。”
“洋人？他们要是洋人，那我们不就成了‘土人’了吗？”向东对自己变成了土人而兴奋。
我们的房间是一间朝北的小屋，有简单的家具，四百加币一个月。听说出了国的人对钱特仔细，肖梅不宰熟就行了，我们可不奢望她能给我们什么优惠。
我直奔床垫而去，挺干净的，肖梅还免费赏了我们一条新床单。
“客厅和厨房是公用的，洗衣房在basement，就是地下室。对了，底下还住了一个单身的留学生 。”
介绍完了房子，肖梅带着我们出去采购了一些东西，driveway（车道）上停了四辆车，除了留学生的是新车外，其余的都是二手的。
二手的车也分了个三六九等。楼上住的张先生的车就属于上等的——一辆从香港人手里买来的白色宝马。香港人开车讲牌子，开了一年多就移情别恋上了大奔， 两万三加币就把宝马卖给了张先生。张先生以前在国内就开宝马，进口的，花了快九十万人民币呢。
肖梅和一楼夫妇的都是二手的日本车。肖梅说：“新移民中十个得有九个会买日本车，便宜，省油，禁使唤。”
“我可告诉你们，买二手车一定要买五千加币以上的。他们这车不知是几手了，虽然便宜，老得修。有一回小戴开回来，一刹车，车子停了，低头一看，你猜怎么着？方向盘掉了，多悬呀。”
向东看着车子就开始眼馋起来，来加拿大不就是想尽快实现开进口车的梦想吗。
“赶快去考笔试，有了G1驾照就可以买车了。向东有中国驾照，不用等八个月就能考。”肖梅说，“来了加拿大不学开车就寸步难行，这儿可没有北京打的方便。”
来加拿大已经整整24个小时了，总算有个地方落脚了。
晚上，我草草做了一锅粥，摊了张鸡蛋饼，打开一包北京带来的榨菜。榨菜的滋味儿仅仅过了三十几个小时就变得特别诱人，细嫩而爽滑，嚼在嘴里嘎吱嘎吱的。我们相视一笑，不知是觉得对方滑稽呢还是为我们又重新找到了一份单纯的幸福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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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的派对（1）
大家每天轮着在厨房做饭，到basement（地下室）洗衣服，抢着上一楼的洗手间，集体在客厅里看电视。说是住着house， 其实就是在加拿大回顾大杂院儿的生活。
按照老规矩，每次有新移民来，肖梅都召集所有人在厨房里开个小party（派对）， 一是欢迎新移民，二是互相认识一下。
厨房里，大伙儿都回来了，叽叽喳喳地和我们打着招呼。我数了数，好嘛，十几口人呢。大家每天轮着在厨房做饭，到basement（地下室）洗衣服，抢着上一楼的洗手间，集体在客厅里看电视。说是住着house，其实就是在加拿大回顾大杂院儿的生活。
人都聚齐了。肖梅穿着一件紫色的短袖毛衣站在里面特出众，她的脸年轻娇美，她的头发打理得温顺地拂在肩上。我本最讨厌那娇媚的紫色，可那娇媚穿在了肖梅身上就变成了一种风情，海外小女人的风情。肖梅的身边，一个发福的女人穿得也很讲究，就是有点俗。
“北京来的吧，我们也是。”张先生拉着那个披金戴银的胖女人和一个小女孩说。“这是我太太和女儿。”
张先生属于北京秀水街最早发迹的那一批人。秀水街的变迁给张先生的一家带来了滚滚财源，不要说做买卖，光早年低价买下的几个摊位现在转手一租，一年就是几十万。有了钱，张先生就想实现中国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梦想：生儿子。中国不能生，他们就飘洋过海，办了投资移民到加拿大来生。他们来了小一年了，儿子没生出来，加拿大寂寞的生活倒是把张先生折磨得不行：“我在北京那会儿，每天酒吧，歌厅，桑拿，按摩……生活那个丰富呀！……那会儿也烦，烦应酬，烦饭局，没完没了的。来了这儿，清静了，彻底清静了。我又开始烦了，太安静了，推开窗户，四下里跟农村一样。洋人的酒吧我们不敢进，进了也不知道点什么，只能去中国人的餐馆。这儿的中国餐馆能和北京的比吗？现在国内的餐馆，除了人不吃什么都吃。广东人到了加拿大都收敛了，什么也不敢吃了。唉，我早就吃腻了这里的中餐，一想起‘孔乙己’就流口水。”
张先生是肖梅的一个远房亲戚，他们一落地就被她掠夺过来，租了二楼的master bedroom（主人房），带洗手间和更衣室，足足有近四十平米，比我们在北京的两室一厅加起来还大。他们不着急买房，因为没有决定是否呆下来。
“他们呀，就是来加拿大超生的。”一个瘦小的男人出现在张先生旁边。他的头发高一处低一处的，像被啃了一样，一看就是他老婆的手艺。
“Wele to Canada！ 我姓戴，四川来的，这是我老婆，你们就叫她英大姐吧。”
小戴是咱们国家培养出来的为数不多的火箭博士，国营研究单位办公室坐烦了，凭着高学历移民到加拿大。英大姐的脑门儿光光的，头发随便地用手绢一扎甩在后面，衣服也是旧的，起了球儿的蓝色毛衣，说不好年纪，像三十岁，也像四十岁。他们来了多半年，因为专业不对口，一直找不到工作。两人不忍心看着那点国内攒的积蓄一天天飞速地减少，就一边发着简历，一边到处打工。
“你们有英文名字了吗？ 可别像我这个倒霉姓。”小戴说起了他起英文名字的经历。“我姓戴，英文名儿根本没法起，不管是Peter Dai，还是Tom Dai，听起来就变成Peter死了，Tom死了，全是死。后来有人建议我的英文名字叫Never Dai（永远不死），翻译成中文就变成老不死了，你们说说这事儿闹的。”
他们带着一个五岁的儿子住在楼下的family room（家庭房）。那间房本来是一家人看电视的房间，肖梅安了一道门就出租了。“租这间可值了，里面是落地窗，还带个壁炉，资产阶级的小情调倍儿浓。前几天他们寄了张站在壁炉前的照片回国，把他们家乡的人都给震了。”
“来，这是我说的老牧，二胡演奏家，和向东是同行，回头你给他介绍介绍经验。”肖梅介绍着一个有些秃顶的中年男人。他穿一件黑色的羽绒服，一手拎着板凳，一手拿着一把二胡刚从门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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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的派对（2）
牧长林以前是国内某民族歌舞团的二胡演员，听说已经是个小头头了。和向东以前一样，每年都有去国外展示民族文化的机会。出去了就眼馋外面的世界，全家移民到加拿大来了。民乐是国内的国粹，再不济也有旅游观光的老外常年捧场。在加拿大根本就吃不开，没有考级，学生也找不到多少。演出只能是寥寥无几的业余走穴，挣个零花钱。老牧就考了个牌照，每天把二胡挂在腰上，在地铁拉拉，挣个房租，能养活一家大小的生活就知足了。
老牧一家住在一楼旁门边的书房改的小房间里。三口人挤挤地租下了这楼里最便宜的一间。
“我哪里有什么经验，惨不忍睹！来了感觉怎么样？”老牧放下手中的凳子，过来和我们握手。
“好像没感觉是在国外，满大街都是亚洲脸儿。”向东搭着话。
“中国人喜欢扎堆儿， 都挤在丹达斯大街和咱们这个区。在这里住着，根本不用说英语，华人的超市，华人的报纸，去银行有中文的服务，跟在国内一样。”老牧说。
“我说呢，我在北京见的老外都比今天我在多伦多见的多。”我说。
大家跟着笑。
“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想留下还不一定能行呢。”一个二十多岁模样的年轻人插话进来，他是地下室住的丁海。
丁海是一个留学生，他爸是国内不知道哪个犄角旮旯儿的小城市的大官儿，他妈是那儿进出口部的会计主管。丁海在国内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竞争中从桥上摔了下来，没考上大学。父母就给他们的宝贝儿子担保了海外留学，听说押了一百万呢。丁海住地下室， 多伦多的地下室可不是《北京人在纽约》中的地下室。他租地下室是为了能分门出入。屋子挺大的，洗手间是独立的。不足的是锅炉房也在楼下，每隔一段时间就嗡嗡地响。丁海不在乎吃和住，他在乎车，一来就买了辆红色的三菱跑车，一上路，引擎就发出“嗡——”的响声，让他觉得特有威风。
丁海马上就要毕业了，他父母的愿望，就是希望他毕业后能在多伦多找到个工作，就地申请移民，然后把老爸老妈接来，把那些灰色的财产也转移过来，在加拿大享受退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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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内的“沉思”（1）
每一个中国人移过来的时候，除了大包小包的行李，身上还背着一样很重的东西，那是家乡父老的期盼……
有一天，我们和肖梅展开了怎样在加拿大学英语的讨论。
“我早就说过了：Going abroad is not the best way to learn English（出国并不是最好的学英语的途径）！ 别以为踏出国门的一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