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我在这四年中交朋友，谈恋爱，结婚。我想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相夫教子，混到退休。
别人都说我和肖梅长得很像，都有一张让人过目不忘的漂亮脸蛋儿。其实我和肖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女人，她是女中豪杰型的，喜欢闯荡，喜欢探索；而我呢，只是一个无比平凡的人，过着平淡但还不至于平庸的生活。我对生活也没有太多的要求：房子不求大，有门就行；车子不求好，有轱辘就行。我很清楚地知道我无论怎样奋斗都不可能成为一个振臂一呼天下应的英雄，我最大的本事就是跟随别人，相信别人，模仿别人。肖梅，她一直是我生活中的偶像。
我的偶像走了，我的生活失去了重心。
我家住在和平里青年沟八区十三楼。房子是老公单位分的，五十年代的老房子，房顶的白灰已经剥落，吃饭的时候，常常会天上掉“陷儿饼”。从老房子的窗户向天空望去，总能看到一架架小得像玩具一样的飞机从头顶飞过。一想到肖梅就是坐着这飞机去加拿大的，心中竟生出一种向往之情。
我决定开始申请移民，踏着肖梅的足迹去探索新生活！
第一个反对我的人就是我老公。
我们两个都是学艺术的，我是学平面设计的，我老公是拉小提琴的，一直在一个国家乐团工作，每年都有一两次海外演出的机会，回来电视台还转播，倍儿神气。所以出国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每次出国演出的时间特别紧张，到了一个城市就要开始走台演出。非要等演出结束，深更半夜了，才能由当地的同学接了去摸着黑参观个风景点，第二天又要奔赴新的城市。说是去了很多地方，照片都是闪光灯闪出来的，背景是哪个国家和城市基本看不出区别。
我叫姜小宁，是文革末期出生的。我父母给我起这个名字，是希望他们因为文革而被派去支边的天各一方的生活能够尽早结束，一家人能过上安宁的生活。我的出生和我的名字的确让我们一家三口团聚在了一起，挤在北京十里堡的一个小房子二十几年没有分开，直到我结婚搬了出去，他们才算是扩了房。可能因为我父母是分得怕了，所以他们一听我要移民就炸了。
“移民？不行，一万个不行！我们就你这么一个闺女，哪儿也甭去。”我爸一脸的不高兴。
我老公比我大几岁，是文革初期生的，所以他被命名为高向东，是向往东方红的意思。
婆婆公公也来了，什么三思呀，后行呀地口罗嗦了一大堆。我知道他们的心思，无非就是怕我出去后甩了他们的儿子。他们越是这样说，我本来犹豫的心反倒坚定了下来。一定要出去，要逃出这些爸呀妈呀的手心儿，过自由的生活。
我软磨硬泡起高向东：“向东同志，你就从了吧。生个混血儿咱是没指望了，但其他方面都没有问题呀。以后咱们生个孩子，让他（她）一睁眼就说英文，一张嘴就吃cheese（奶酪），多好呀。”
他还是不同意，我就和他吵，说他没有理想，没有追求。他就说人和人不一样，他们团也有很多人走了，又回来了，何苦呢？他要是十###岁，他会考虑的，现在都奔三十了，凑合着活吧。
北京女孩姜小宁（2）
细想想，向东说的也对。对于我们这些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出国的目的很模糊，有点儿“起哄”的意思。我们小时候也受过苦，但没有上代人那样苦。我们开始工作的时代正是改革开放进行到如火如荼的时代，吃的，用的，已经很和国际接轨了。我们到底为什么非要出国呢？不是有人说过：与其在北京流浪，不如到世界流浪。我没有在北京流浪，但我很想去世界流浪。世界的大门就在那里敞开着，干吗不去？ 趁着年轻去感受，多经历。
向东不同意，我就用离婚来威胁他。因为我知道他毕竟爱着我，离婚是他的“七寸”。其实，现在也是这样，年轻人都忙着移民、出国，不出去就会被别人看成没本事，“土”。在外企，这股风就更盛行了，外企就是一个出国人员培训部。大家都在观望着谁谁出国了，去哪国了，这成了一个人混得“好”的标志之一。
与向东的争吵没有结果，我就不和他吵了。我改为每天向他宣传加拿大的好处，甚至带他去看一个正回国探亲的同事。他亲眼看到他们的孩子去加拿大只两年，英语已说得特棒。
回来的路上，向东情不自禁地说：“你说这出去学的英语就是不一样啊？你听听那小子的发音，多纯正呀，才五岁，那‘呱呱’的，不看他脸的话，整个儿一个小老外。”
终于，向东同志妥协了。
一关一关的，递表，等待，面试。一年后，我们也拿到了移民纸。重演了肖梅走时的告别场面，我们，启程奔赴新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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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泡恶屎小区92号（1）
屎嘎巴儿区，粪池大街，拉泡恶屎小区92号。
肖梅来了有两年多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她的电话从来没有固定时间，情绪也是喜怒无常。她是个很好强的女人，又极好面子。每次问她过得怎样，她总是说生活在改观，在改观。一天，她半夜突然来电话，毫不留情地把我从梦中吵醒，兴奋地告诉我她找了份新工作，正在试用期，要是能转成permanent（正式工）就算熬出头了。没出三个月，她又打来电话，说洋人真混蛋，眼看就要转正了，就把她和印度人开了，白人反倒都留下了。她在电话里一句一个“Shit（狗屎）”，看来是气得够呛。
肖梅是学经济的，过去一直在我们公司市场部做经理。到了加拿大，就算她英语不错，手里拿着大老板的推荐信，也没有人愿意雇一个新移民来做市场营销。这类工作又体面，收入又高，白人都抢不来呢，哪里轮得到她。她如今与外地来京打工人员的境遇差不多：人生地不熟的，也没个靠山， 找工作只能依赖招聘，真是不容易。
这两年，IT业在加拿大持续升温，很多移民都丢盔卸甲地投奔到这一行里。肖梅就决定去读书，彻底改行，无非是用经济头脑来编程，没什么了不起的。她在报纸上看到很多IT的培训，有无IT背景无所谓，六个月培训，保证百分百找到full time（全职）的工作。
肖梅白天都要去北美精英IT学院上课。说是学院，其实就是一个潮乎乎的地下室。学员很多，学费也不菲，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从记者到医生，干什么的都有。大家云集到这里就为了一个目的：重塑自我，再度辉煌！
时差加上兴奋让我们早上很早就醒了。向东套了一条棉毛裤，北京带来的，三枪牌。他招呼我快起来：“快点儿呀，出去走走。嘿，看看这雪大的，咱打雪仗去。”我一骨碌爬了起来，从箱子里翻出了一条眼下北京特时髦的紧身毛裤，向东就嚷嚷起来：“哎哟，您都到了加拿大了，还穿毛裤呀，脱了脱了，回头让人笑话。”“冷！你看外面……”我说。“不冷，快点儿。”向东旋风一般地拉了我的手就冲了出去。
我们裹上大衣跑到外面，欣喜若狂地奔向银白的世界。白雪覆盖了所有的颓废和枯黄，街上一个人也没有，阳光在光秃的枝丫间闪烁着，在一排排褪了色的木栅上跳跃着。二十几个小时前，我们还在北京的嘈杂中吃最后的羊肉串儿呢。和平里西街的自由市场人头攒动，卖烤白薯的，卖糖葫芦的，吆喝声，自行车声，叫骂声连成一片……仅仅二十几个小时，这些声音像被真空吸走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眼前雪白和宁静的世界与和平里是如此的不同， 无法想像它们并列存在一个地球上。四下里静悄悄的，雪扑扑地下着，是那种小时候在北京才能看到的白莹莹的瑞雪，没费什么劲儿就到了脚脖子那么深。
肖梅开着她的二手Honda（本田）车来接我们。她在北京就开车，是一辆崭新的红色富康，走之前给卖了。
“别看是二手的，看看牌子，Honda呀，比富康高了好几个档次，不丢人。”肖梅一边开车一边说。“我以前那富康，买的时候八万，五万就卖了，亏死了。这Honda，你们猜多少钱？六千加币，北京买面的的钱，这在北京你能想像吗？！”
两年没见肖梅了，她有了些变化。那时髦而又俏丽的短发留长了，披在肩上。
“你怎么留长发了？”我问。
“短发每个月都要打理，太贵！留长发挺好，总像大学没上完。”
我还发现肖梅的口音也有些变化，加了点台湾味儿，又贴了些广东味儿，还时不时地冒两句上海话。
“你们知道吗？这儿管普通话叫国语，国语就是我这味儿的。”肖梅说。
肖梅整租了一个house（独立屋），就是美国电影里看到的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后面有花园，前面有草坪和车库的那种。 肖梅的车拐进一条小街，停在一栋红砖的小楼前，房前是掉光了叶子的白桦树，两只肥硕的黑色松鼠在枝头跳来跳去。
拉泡恶屎小区92号（2）
“咱这个区叫Scarborough，广东话叫‘士加堡’，翻译成大陆话就是‘屎嘎巴儿区’。前面那条大街叫Finch，我们就叫它‘粪池’大街，咱这条小街呢叫Lapworth，就是‘拉泡恶屎’。回头你给家里打电话就说，你到了加拿大了，住在屎嘎巴儿区，粪池大街，拉泡恶屎小区92号，全和厕所有关，非把他们乐死。”肖梅一边介绍一边笑。
肖梅拎了一只小箱子领我们进了她租的红砖小楼。客厅里光线昏昏暗暗的，进门的地方凌乱地摆了很多鞋，有大有小，有男有女。
“别奇怪，这房子可不是我一个人住，我没那么奢侈。我都租出去了，做二房东，减少生活开支，争取能略有盈余。没办法，谁让我以前没好好攒钱呢，出了国才学会了节省。再说，国内毕竟挣的是人民币，一除就没了，又没个工作，光出不入的，不动点脑筋还真有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