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y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Listen！ I paid you！（听着，我可付你钱了！）” 这句话可谓是一针见血，谁不是为钱而工作呀。要是看到别人向她投降了，她脸色一转，就开始抹稀泥：“Oh dear，let’s forget it。（亲爱的，让我们忘了这件事吧。）”
我不信上帝，但上帝的确在我厌烦了和Nancy工作后关照了我。
第三个面试通知接到的那一天，我没有什么兴奋的，慌慌张张得甚至没有听清是什么公司，心想无非又是什么私人公司，也许这次人员可以增加到三个。我按地址在Queen’s Quay West（皇后码头西）下了车，Queent’s Quay Terminal像一艘远航归来的客船，静静地停泊在码头，一束天光从乌云间穿透下来，好像天堂的福音。拾阶而上，身边簇拥的都是衣冠楚楚的白领。大厅宽大明亮，双排的电梯奔忙着载客，这些都说明我要去面试的公司根本不可能是一家小作坊。
我立时紧张起来，看一下表，离面试的时间还差十分钟，一头冲进一楼的洗手间，掏出眉笔和口红涂抹起来。天生底子好，没几下就变得光彩照人。我对着镜子说：“e on，baby！ 机会终于来了！”
面试的程序和我在外企经历的是一样的。先是人事部的一位女士问一些流水账的问题，诸如你怎样在工作中解决问题呀？你怎样证明你是一个有想法的人呀？足足两大篇。我挤出笑容，把过去的工作经历夸大了十倍地描述着，故事讲得眉飞色舞，让人不得不相信他们面前坐着的是个人才。我告诉她我以前是如何成功地举办了广告研讨会，吸引了一百多位客户前来（其实就来了三四十人，礼品倒是拿走了一百份，说是给同事带回去）。我告诉她我是怎样妙语连珠地说服了老板接受了我的想法，从而挽救了项目，挽救了公司（实际情况是老板根本不屑一顾）。人到了国外，脸皮不厚也得厚，这里可没人让着你，只能是可劲儿地把自己说成一个驰骋疆场的英雄。
接下来是出版公司副总裁的面试。他是一个很和蔼的法裔加拿大老头儿，名字叫Denis（丹尼斯），他居然还依着姓氏的发音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库切尔，乍一听，还以为是个新疆人呢。和库切尔先生的第一次握手，就让我有一种苍蝇看绿豆，对上了眼儿的亲切感。他看了我的作品后称赞道：“很好，Ginger；我很喜欢。这两个星期我起码面试了几百人。我可以告诉你，到目前为止，你是最好的，我喜欢你的作品，喜欢你的性格。我希望明天和后天就不要再出现更好的了。我会尽快通知你的，祝你好运。”还没最后拍板，他就已经带着我在办公室里和同事握了一遍手，还兴致勃勃地给我介绍了办公室的设施，哪里是会议室，哪里是厨房。我笑了笑说：“您忘了介绍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三次offer（2）
“Oh，是吗？”库切尔先生问。
“女洗手间在哪里？”
就这样我告别了Nancy和Jack而进了这家加拿大出版公司，成为了设计部的插图设计师。多年后，我有个机会和库切尔先生聊起那次面试我给他的印像。库切尔先生风趣地说：“Ginger，当我第一次在公司见到你时，我就在想，这个聪明的中国女孩子的英文真是糟糕，不停地说yes，yes，，Ok，Ok，哈哈。但是看看她是那样年轻，那样有才华，我有责任站出来帮助她，让她和我们一起工作，帮助她纠正发音，帮助她成长。这个聪明的中国女孩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新鲜的想法的！”那天我听到这话后热泪盈眶，心中涌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动。
那天我刚面试完回到家，高歌就打来电话打听面试都问了些什么。我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她，并告诉她很快就会接到正式的录用通知。高歌是我在一次讲找工作经验的讲座中认识的“同行”。都说同行是冤家，她这个半路出家的“同行”和我就更是冤家。她也是北京来的，极聪明极聪明的一个女孩。她老公在北京留守，就等她找了工作好动身过来团聚。她以前是学计算机专业的，来了这里就改学了网页设计，所以就成了我的“同行”。
惊讶过后，高歌开始奚落我：“什么？连你这样的专业居然这么快就找到工作了？我小时候想学画画，我妈说那都是没文化的人才学的，早知道我也学了。”她的话噎得我直打咯。同一个地方，有着相同生活经历和起点的人在一起是最容易相互妒忌的。移民到了国外，好像革命后的世界，角色发生了转换，生活发生了转变，你瞧着我，我盯着你，任何一方在标尺上的升高都会招来落伍的痛恨。
“你还不知道，加拿大没文化的人才好找工作，有文化的博士反而是毕业就意味着失业。”我说。
“找到了就是好事呀！不过，宁宁，我提醒你，你这个专业是最容易失业的，炒就炒你们。”
“你怎么知道？”
“加拿大是IT的天堂，手工绘画迟早要被电脑替代的，你还是小心吧。”
“哎哟，谢谢您提醒了，我计算机用的不比您差，我失业不失业的就不劳您操心了。”
“对了，我打电话干吗来着？我明天要去downtown和朋友吃个便饭，想问问你有什么好吃的地方可以去？”
“我哪儿知道什么好地方，我们出去就吃hotdog，喝饮水器里不要钱的自来水。餐馆？我连门都没进过。”我迅速地结束了和她的通话。
鬼才相信她会从“屎嘎巴儿区”去downtown和朋友吃便饭，肯定是去面试，要不干吗打电话给我，问面试都问些什么。
高歌其实是个很好的人，就是太好面子，处处都想高我一头，每次和她过招儿都不愉快。她总是把她在加拿大的生活粉饰得光彩夺目，说得好听，这是乐观；说得不好听呢，就是吹牛。每次给她打电话，她不是说正在哪里打高尔夫球呢，就是和洋人朋友在吃Red Lobster（一种比较贵的专门吃龙虾的餐馆）呢。直到有一天，我才亲眼揭穿了她的“美好生活”。
那天我去Fairview Mall（购物中心）买东西，看见她围了个围裙，满头大汗地在一家叫“宝岛”的中式快餐店里给顾客盛糖醋里脊。
晚上，我给她打了个电话。“高歌，我今天在Fairview Mall好像看见你了……”话刚说了一半，她就抢了过去。
“哎呀，是呀。你不知道，今儿我和朋友在Fairview Mall里Shopping（购物） 了一天，东西买了两大包，拎都拎不动了，饭也没吃好，凑合着买了份快餐。”高歌清了清嗓子，提高了声调接着说：“告诉你啊，Gap在打折呢，便宜得跟白捡一样，你要是没事就一起去逛逛吧。好了，不聊了，我现在正和朋友喝咖啡呢，有时间过来啊。”
高歌把一大通有鼻子有眼儿的不知真假的话推到我面前。我无言了，失去了揭穿她谎言的兴致。她天生好面子，我还是做个善事，让她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美好的海外生活梦中吧。
三次offer（3）
两年后，高歌终于在加拿大扛不下去了。临走的时候她对我说：“但凡有任何可以留下的机会我都不会走的，我已经试过所有可能性了，还是留不下来。我是真喜欢加拿大呀！”
这是我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高歌如此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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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Devil （洋鬼子）（1）
她和她，语言无法沟通，但做女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
Monique很快地去了北京，又很快地回来了。
“你遭到他老婆的痛打了吧？”肖梅幸灾乐祸地说。
“遗憾的是，正好相反。他老婆像接待尊贵的客人一样接待了我。”Monique 神情怪怪地说。
“那就是被臊回来的。” 肖梅用中文对我说。
Monique去了北京，本来被她的“男朋友”安排住在一个公寓里。没两天，她“男朋友”的老婆就找上门来了，没打也没闹，诚恳地把Monique请回了家住。他老婆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谅解，默认了Monique和他丈夫的关系。看来，“洋二奶”要比“土二奶”的素质高，语言又不通，所以待遇也不一样。他老婆每天又是烧饭，又是洗衣地款待Monique，甚至连她换掉的小裤衩儿都帮她洗。她是想用中国妇女的忍让和善良来感动Monique，有点效仿当年慈禧卖国求荣的做法。家里还住着她“男朋友”的女儿，他女儿看她的眼神充满了仇恨，一副誓要痛打美帝国主义者的样子。不过，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很快，她就发现这个洋鬼子在英语学习上给予了她极大的帮助，让她在学校里特有面子。
她“男朋友”很高兴老婆能这么大度，女儿也这么理解，一家人倒也因为这个“洋二奶”的到来而生活得“其乐融融”，呈现了这个家庭多年不见的“太平盛世”。现在Monique理解了为什么叫她“二奶”，人身上都是长着两个乳房，所以男人有了“大奶”，当然要有“二奶”才平衡，要是就一个奶，那就成了乳癌患者。
两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男朋友”的老婆翻出些记载着他们青春岁月的旧照片给Monique看。照片有他们插队时在田间小路的合影，有举着红本本的光荣照，还有上了水彩的全家福。照片里的人都很瘦，很难和现在已经发福的两个人联系在一起。照片里，无论是景还是人都那么单纯，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发自内心的笑容。这些带着时代风尘的东西在Monique的眼里，就好像看《大红灯笼高高挂》一样新鲜，却没有任何共鸣和感触。毕竟，她的年纪，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同这些照片相差太遥远。他“男朋友”的老婆也不管Monique听不懂中文，一个劲儿地抖落着那相片所记载的陈年往事，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好不容易才回了北京，他总是骑车驮着我……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地逛……”她和她，语言无法沟通，但做女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
Moni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