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为自己的转型做了哪些铺垫？
何：1992年，我已经是副研究员了。这段时间我们和很多企业接触，给企业做形象策划、发展顾问。当时CIS刚刚被引入国内，我是最早搞这个东西的人之一，先后担任过十几家大型企业的策划顾问，这是一个既检验理论也增进实践的过程。
当时的管理分院聚集了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气氛很活跃，各式各样的项目提案、企划层出不穷。这是一个生活节奏非常快的阶段，接触的人、接触的事、接触的行业都很多。管理分院分经济、法律、文化三块，我是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分院可以兴办企业，当时办了各种各样的公司，我又是广告公司、书局董事长，还是院里驻海南办事处主任。不过最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了图书上，很快成了当时名头颇大的书商。
可以说1987－1993年这段时期我的身份在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学术研究型知识分子逐渐转为企业咨询。这为我以后做企业作了较好的铺垫。
海：书商在中国是一个有些传奇色彩的行业，你体会到这种色彩了吗？
何：怎么说呢？这是一个江湖吧，其中的故事太多了。我们做的第一本书是海波编的足球书，叫《决战美利坚》，1994年世界杯前搞的，相当于现在世界杯前出的“观赛指南”。海波还在家里编稿子，我和胡志强拿着做好的封面，搞了个假样就跑出去开会征订了。到了广州住进宾馆，把假样往房间里一摆，订货的人就上门了。我们刚刚入行，也没人认识我们啊，就问我们有没有担保，另一个成都的书商说“我担保”，人家一看是熟面孔，二话不说就掏钱。这个会开下来，我们收了三十多万现金，印刷、发货，什么钱都有了，当时觉得这钱也来得太容易了。
海：涉足一个新行当，初战告捷，肯定很受鼓舞吧？
何：当然啦，当时真觉得是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回来后马上加紧做新选题，约了几个朋友写历史纪实类的书，想了一阵决定写军阀战争，这是一段当时的读者还不熟悉的历史，就起名叫《人祸》，四个作者写的，就起个名字叫“何士夫”，“合四夫”的谐音。书写出来后，海波还用老先生的口吻写了一篇序，起了一个很像老先生的名字“胡文樾”。我拿着这篇序给一些学院里的朋友看，还真蒙了不少人。
海：这些细节，现在你还记得那么清楚，有什么原因吗？
何：嗯，你这样一说，还真是有点奇怪，要问我这本书赚了多少钱我还真答不上来。也许当时做书对我来说，有点像做游戏，所以对过程印象深刻。我记得有一本书是因为打赌做出来的。
海：啊？还有这样的做事方法？
何：是这样的，当时我们收集了很多资料，我觉得可以做一本服装书，但是何学和胡志强认为没做过，组织人马有点困难。我觉得哪有这么麻烦，自己就可以搞掂。一争起来，我就说我自己操刀，十天交稿。白天我到社科院上班，晚上回来，旁边摆上一箱提神的“三勒浆”，拿起剪刀、双面胶就做彩页，那时候没扫描啊，只能手工做，结果一周就搞出一本《休闲少女裙装》，裁剪图都是我自己画的。这本书一上市就大热，市面上很快就出了几十种跟风的书。
海：足球、历史、服装，你们什么书都做吗？这样搞行得通吗？
何：我们还做过歌本、字帖、计算机教程……其实那个时候做书，完全是跟着市场走，没觉得种类是个限制我们的概念。虽然涉及的种类多，但我们这拨人爱好也多种多样，对这些都能把握。当然我们也不是漫无目的地做选题，还是想逐渐专业化甚至品牌化。当时我们把历史纪实类的，归到一个统一的丛书里面，叫“红茶馆纪实文丛”，主要写近现代的历史人物，这个形式就像是现在的“百家讲坛”，当时写的有苏曼殊、吴佩孚、汪精卫等，推出后反响不错，跟风的书不少。我们做书和个体书商不同，很少做单本的，都是做系列，特别是当时投入比较大，价位比较高的装修、汽车、服装、美容化妆等画册书，我们一直是龙头，好些书商干脆就不创意了，一直在后面模仿我们。。 最好的txt下载网
何农：潮里潮外三十年（5）
海：那时你的感觉怎样，对市场对金钱？
何：那时对金钱的感觉是非常直观的，二渠道书商就是汽车、大哥大、密码箱几样道具。天天经手大把的现钞，特别是订货会，现金都是一箱一箱的。那是90年代初期，三万一个的大哥大买一个掉一个，掉一个买一个，打的也有把一包钱掉了的。那时除了庆幸选择了走出学术圈子进入市场经济，对钱确实很快有了麻木感。那时改革开放还处于第二个十年的初期，一切还不那么规范，机会较多，能果断下海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所收获。我们首先做的是可以和自己熟悉的知识结合的事，只不过把写文章变成了编写市场要的东西，比那些下海完全脱离专业的要顺手些吧。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就觉得市场其实挺简单的，比在机关里搞人与人的斗争容易多了，甚至我们觉得市场是可以制造的。
海：做书商，你可是做得风云一时，后来怎么又没做了，来了个华丽的转身呢？
何：民间做书，正式点的称呼叫“民营渠道”，通常就叫“二渠道”，也就是相对于正规渠道而言的。从当时我们国家的法律来讲，民间做书是有很大问题的，这其中有买卖书号的问题，有版权的问题，都缺乏最起码的法律保护。当时二渠道的书商本来也鱼龙混杂，一类是最早做书的，其实就是普通的生意人，他们不见得有什么文化，也就是把书当成和其他产品一样的货物来做。另一类则是与我们同时或稍后加入书商队伍的那批诗人、作家、文学青年。鱼龙混杂的二渠道江湖有专心做好书的，也有专心做盗版专心做黄色书刊的。新闻出版局有个稽查大队就是专门打击非法出版物的。有一次省新闻出版局开会，主管干部发言的时候就讲，现在的书商已经出现了变化，像何农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也加入了二渠道，这就为他们的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我听着这样的话，觉得自己怎么就像是不法分子啊，这时候就很认真地考虑退出这个行业了。做书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赚钱，甚至赚很多钱，这些钱对于一个人来说，也许足够了，但是我并不是一个人，我们毕竟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必须去做事业，必须要有前景。所以我开始在暗中寻找更好的行业和机会。1995年初，打听到成都科技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川大西区）外面有一处营业用房出租，我们就租下来了。这处房子不大，八十平方米，我们决定做一个有特色的茶坊。日本的茶道很有名，我们就把风格定成和式，相应地，起了个名字叫“东九时区”，也就是日本所在的时区。装修、设计我们都是自己操刀。我花了不少心思，把自己对空间的感觉尽量灌注到里面去。这个小小的茶坊一亮相，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川大、科大的学生往往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据点。很多年以后，我遇到一些川大的学生，他们对名气大得多的巴国布衣不见得了解，但说到东九时区，他们说那就是他们大学时代的精神家园。
海：茶坊，就是你跨入餐饮业的开端？然后呢？
何：是这样，但是当时还根本没有想到将来要做餐饮，只觉得是一个新的尝试，感觉上和做一本新书的选题差不多，只不过用的材料不同而已。东九时区成功了，就开始想新项目，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不久，我们就在人民南路找到一处出租的房子，这比东九时区大多了，三百多平方米，我就考虑做一个酒吧。当时我们几个人轮流去看场地，那一带到了晚上黑黢黢的，没什么人，要隔好长一段路才有亮一些的灯光。大家有些担忧口岸，我觉得创意已经想好了，对创意有信心也就不怕了。这个酒吧就是红番部落。我们把印第安文化作为主题，营造了一个非常具有异国情调和特色的空间。因为场地大了许多，施展的空间也大了，装修的时候，不单自己搞，还把朋友约来。有点像小时候有张好的画纸的时候，要约上朋友一起画的感觉。门口的酋长浮雕，是李宁做的；里面《最后一个莫西干人》的壁画，是何工画的；顶上的印第安皮艇，是加拿大前美协主席布鲁斯做的。总之，做红番部落是一个充满创作感的过程。红番部落的面世，几乎在成都引起轰动。当时成都的酒吧还很少，红番部落经常挤得水泄不通。从那以后，成都的酒吧越来越多，不到一年时间，大小酒吧数百家，从业人员近万人，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行业。当时位于内地的成都，酒吧比沿海城市还要多、还要大、还要好。 txt小说上传分享
何农：潮里潮外三十年（6）
海：从酒吧到川菜，还是有一个较大的跨度的，你又是怎么跨过来的？
何：直到红番部落已经很成功的时候，我仍然在社科院上班，还延续着给企业做咨询、策划的工作。有家大型企业的老总请我策划一个较具规模的投资方案，我做了一个川菜产业化发展的方案，其中“巴国布衣”是一个重点。我认为川菜是我们的传统优势产业，是一个优质资源，但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自身必须做出革命性的调整。这个方案主要就是依照现代企业模式来做川菜企业的一个企划。不过当时的市场氛围对川菜很不利，因为当时的成都，最红火的是海鲜、粤菜，传统的川菜相当低迷，而且这个方案的投资不小，最终那位老总放弃了。我当时对这个方案不仅是有信心，简直就是痴迷，越思考越觉得其中包含的东西丰富，于是下定决心自己亲手来操作。虽然东九时区、红番部落都很成功，但都是借用的异域文化主题，这些文化的根不在我们这里。而巴国布衣、川菜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