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行为作派越来越美国化。不过，她的英语明显带葡语口音。
“我是一个喜欢美国生活方式的懂葡萄牙语的日本人。”她这样描述自己。
“哪种文化对你影响最深呢？”我问她。
“说不清，各有一点儿。它们在我的头脑中己融为一体，难分彼此了。
我想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分清哪些想法归哪个文化。
要知道，文化是相通的，只不过人们给它们取了不同的名字。”明子这样回答我。
我忽然想起博斯普鲁斯海峡上那位游客的闲话，心中隐约察觉到了些什么，但又似乎还不分明。
在对国际传媒发展历史的研究中，我发现了两条相反却又并存的线索：国际化和本地化。更有意思的是，两种趋势都日渐明显。一方面，现代通讯手段，如卫星技术、光缆技术等使全球的联络有了从所未有的便捷、高效，使地球日益成为一个小小的村庄。特别是电视的国际化，把天涯海角带入咫尺之家，一场海湾战争通过CNN现场传送到世界各地，而日新月异的电脑技术也正把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织入同一网络。这个地球不再仅存在于地理上，历史上，也存在于无形的电波、数字空间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发生在这个星球上任何一处的事情都不可能不对其他地区产生影埃另一方面，保留本民族、本地区文化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人们对文化的同化现象表示不安，而且毕竟更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于是，在亚洲纷纷设台的欧美传播公司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条规律：当地节目比进口节目的收视率更高更稳。即使在文化相近的欧洲各国，本地新闻和电视剧而不是美国的肥皂剧，是当地观众关注最多的电视节目。世界范围内地区性有线电视每天都在瓜分全国及全球性的大电视网的份额，因为当地节目更易调整，更有针对性，且更独特。
总而言之，这个世纪末，各个民族，各个文化都面临着相似的悖论：一方面是种族、民族的大混血、大融合，文化、生活方式的大渗透、大同化：另一方面是尖锐的宗教、宗族的流血冲突和保留纯正的传统文化的大声疾呼。面对这两个正好相反的趋势，人们真有点儿被搞糊涂了：“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越是悠久的文明，越是骄傲的民族，在这个悖论前越显痛苦。理念与情感的冲撞不亚于地理大板块的狭路相逢。一些人抱定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想拒绝这个大世界的冲击，也有一些人骨子里的自卑发展成表面的过于夸张的傲慢，守装你有什么了不起，老子还看不上呢”的逻辑，或者恶狠狠地往地上啐一声“呸”，聊以泄愤，实际不损别人一根毫毛；也有些人以为守定了一些文化符号，就守住了祖宗的基业。一谈中国的艺术品，必搬出些绘着“嫦娥奔月”、“八仙过海”的鼻烟壶，津津乐道于笔触的细腻和繁多；或热衷于比赛在一张薄绢上绣几千几百个童儿，在一根头发上刻几十首唐诗。我不想贬低这些工艺品，但是沉溺于技巧的熟练，忘记了艺术的本质在于升华灵魂，只能把一个民族可贵的才华和生命浪费在工匠的复制中，而我们需要的是大师。
在纽约，我采访了在纽约时装界颇受青睐的来自杭州的服装设计师韩枫，发现她的作品中并没有明显的中国传统图案。她解释说，中国服饰文化 对她的影响并不体现在盘扣和绣花上，而是表现在整体的韵味上。比如她设计的夜礼服就吸取了旗袍简单流畅的特点，以前后两片布料来衬托女性婀娜多姿的曲线。她的设计不仅出现在美国一流时装杂志上、高级商店中，而且还作为艺术品在现代博物馆展出过。美国时装专家说，她的风格在与时装主流的融合中反映出东方特有的气质。这使我明确了这样一点认识：所谓发扬传统，应指精神上的继承，而非细节上的模仿。我们的文化根深基厚，为何要抱住一些坛坛罐罐不放呢？
当东方的古老文明在昔日的繁荣和今日的挑战面前产生困惑的时候，西方的发达国家也遇到了自己的“误区”，表现出幼稚的自高自大。比如曾经由各种外来文化相容而成的美国社会在二战后的强盛中滋生了一种“世界即我，我即世界”的自我封闭意识。我国某部长一九九四年访美时，美国《时代》杂志的董事长曾问他：“请问你们中国的媒介什么时候开放呀？”该部长回答说：“中国的电视中有30％的节目是从世界各地引进的，而美国主流电视中有多少外国节目呢？到底哪个媒介更开放呢？”一九九六年，《杨澜视线》节目的一个话题是一个调查，看看中国和美国十四岁的中学生（二○○○年中学毕业），谁更了解世界，结果表明，中国学生对世界历史、地理及科学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美国学生。一个中国学生可以用英语回答出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名字。而不少美国中学生却说不出上海是哪个国家的城市。美国，该为自己下个世纪主人的知识素养操一点儿心了。
在这个文明互相撞击的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需要面对现实。想拒绝冲击是不可能的，想放弃根脉也是愚蠢的。我想起明子的那句话：“重要的是做一个完整的人。。。文化是相通的，只不过人们给它们取了不同的名字。”
此时，在我眼前出现的是欧亚大陆交界处的山脉和海水。我想，深厚的文明是经得起碰撞的，它反而因为对手的势均力敌而更显存在的价值。交锋处，自会山岭巍峨；相融处，又何妨柳暗花明？
让我再回到在土耳其的旅行吧。在它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我游览了具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圣索菲娅清真寺。它建于东罗马拜占庭时期，当时是一座东正教教堂，十五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定都伊斯坦布尔（当时称康斯坦丁堡），遂将它改建成清真寺。如今，它依然是这座城市的标志之一，其气势恢宏的圆顶（直径达三十多米），傲居世界之最。它更像是一座博物馆，在那里，《古兰经》的格言与描写《圣经》故事的瓷砖画相安无事地并肩陈列在古老的墙壁上，希腊—罗马式的廊柱坚固地支撑着伊斯兰绚烂的图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安详地在这交融的东西文化中流连忘返，地理、宗教、种族、文化的不同没有使任何人产生坐立不安的焦虑或失落。彩色的镶花玻璃窗中，透过迷人的太阳的光芒，时间仿佛在一瞬间凝滞。导游告诉我，“圣索菲娅”的意思是“神圣的智慧”。
毕竟，人不是为那些界线而生活的。跨越界线，让我们的视野更加辽阔。
家住侯家路
摇到外婆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分。成年人见面时往往恭敬地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着“经理“、“教授”的字样，那是指职位；作为主持人的我常常在介绍来宾时冠以“著名表演艺术家”、“著名作家”的头衔，那是指成就。而对于既无职业，也无成就的孩童来说，他们的身分往往只有依靠与他人的关系来确认，如“××家的小孩”等等。
在我的童年时代，曾骄傲地拥有自己的身分与标志。那是一条小手绢，上面用红棉线绣着我的名字，下面一行小字：“家住侯家路112号”。今天不少名人因为其名家喻户晓，没有必要在名片上罗列繁多的职位与荣誉，也常常采取这种只印姓名、住址的方法。而幼小的我别在衣襟上的小手绢，似乎就有类似的去繁就简的功能。当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我丢了。
侯家路112
号是上海外婆家的地址。那里与城隍庙之间有两三分钟的路。我在那里从一岁半呆到四岁，后来又断断续续住过两年。那里是我记事以来最早的坐标，我的第一个社会标志，就是住在侯家路112号的那个小女孩。
然而，今天我只能在记忆里搜索这个方位了。今年夏天回国时，我兴致勃勃地拉着吴征，去“瞻仰”儿时的故居，准备指指点点、吹番牛支。但是、晚了。侯家路一侧的房屋早已被夷为平地，被水泥墙围了起来，据说是香港明星成龙、梅艳芳等等资在这里建“明星城”。用不了多久，琼楼玉宇、灯红酒绿将赋予这一片地区不夜的繁华。斜马路上的公用电话亭还在，但一年之后整个城区都将被拆除。我正长吁短叹，吴征一把将我拉到一边，一辆三轮车从我身边飞快地驶过，上面装着叮满苍蝇的西瓜皮。
我的近九十岁的外祖父母已于去年迁出了他们生活了七十多年的侯家路，搬入浦东两室一厅的单元房。年迈的他们一如既往的豁达，并不因故居难离而多愁善感。他们说，现在不必每天爬上爬下嘎吱作响、狭窄陡峭的木楼梯，可以告别老式马桶所带来的诸多不便，又可以呼吸着浦东新鲜的空气，何乐而不为呢？
伤感的倒是我这个年轻人：永远失去了那条湿漉漉的小巷，失去了门前菜场那几只半人高的成菜缸，失去了隔壁卖话梅、粽子糖的烟纸店，我童年的“身分”还找得到吗？
幸好，记忆还不曾丢失，而且随着我的唯恐丢失的慌张，更加清晰起来了。
我第一次住进侯家路的时候，是一九六九年的夏天——这当然不是我当时的记忆，而是妈妈事后告诉我的。因为当时我还只有一岁。那时年轻的父亲远在阿尔巴尼亚当援外专家、年轻的母亲即将离开北京赴湖北阳新五·七干校报到，她本想把我一块儿带去，可是外婆硬是不同意：“这怎么行呢？
农村条件不好，说不定奶粉都不好买，还是留在侯家路，由我来带吧，保证养得白白胖胖的。”
外婆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生育抚养了五个孩子。论持家养孩子的经验在邻里中被广为称道。我妈妈虽然舍不得，但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于是襁褓中的我，含着奶瓶，躺在东摇西晃的火车里，摇啊摇，摇到了外婆桥。
侯家路只有百米长，五六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