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市中心的高档咖啡馆，也写街边的流浪汉。一次，为了了解黑人社区对州长竞选的态度，我只身深入治安不佳的哈雷姆区，采访黑人教堂、社团及商贩，取得了第一手资料。结果，那篇文章很得约翰逊教授的赞赏，并作为范文印发全班人手一册。当然，他在文章结尾处的评语也就被公诸于众了：“我很欣赏你对不同题材的尝试，并认为这是一篇构架完整，文字流畅的好文章。作为一名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学生，做到这点尤为不易，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哈雷姆区是很不安全的地段，以后最好不要单独前往。”我回想起那天采访归来，天色已暗，路边潦倒的醉汉向我投来的审视目光，心中也不禁后怕起来。而约翰逊教授的评语中所表露的关怀，在我心头留下了一份暖意。
临毕业的时候，《纽约时报》采访了我，接着《新闻周刊》也登出了醒目的专访。那些记者在提问时请我谈谈对美国传媒的一些看法。我坦率地说：“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集中在某些敏感话题上。且不论这些报道本身的准确性如何，单是与其他现实题材的比例失调，就违反了你们所信奉的‘新闻原则’，给读者留下有失偏颇的总体印象。如果我是一名驻美记者，而我发回给中国的报道无一例外都是关于美国毒品问题的，那么中国 人头脑中的美国将会是如何呢？作为美国人，你们是不是也会感到不公平呢？”这番话中有关新闻准确性所包含的比例概念，正是我在约翰逊教授的新闻课上学来的。
当我把这些讲给约翰逊教授听时，老头儿一拍大腿，哈哈大笑起来：“妙极了，不愧我给你的那个‘A’。我为你感到骄傲。美国的媒体习惯于标榜自己的公正与准确，依我看，是到了反省的时候了。”
离别时，我问他何时有机会去中国看看，也去看看我做的电视节目。他怅然地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只是，我年纪大了，不知什么时候能有这个机会。”
我说：“如果没有机会，我就用摄像机把中国拍下来，带到美国来给您看，教授先生。”
二泉映月
暑假，哥伦比亚大学最忙的图书馆是东亚图书馆。台湾、香港的学生大多出外旅游或回家探亲去了。大陆的学生望望那条飞越半个地球的航线，盘算着下学期的学费、生活费，琢磨着该把分别已久的妻子、丈夫“办”出来，就断了回家的念头。四个月的暑假是打工挣钱的黄金时段。寂寞了，想家了，便会不由自主地来到东亚图书馆：在这里你翻到的是中国的书，看到的是中国人的脸，听到的是中国的语言。念了一年的专业，整天泡在英语的世界里，只有这时才能真正地放松。读读林语堂，也读读金庸。有一把那么结实厚重的大木椅，看上几小时那么古典优美的文字，真是享受。出国之前怎么只顾看GRE和TOEFL了呢？
校园绿地上常见五六十岁的中国老人（其实不该算老），素不相识，却只凭一句”请问，您也是大陆来的吧？”就可以聊上一天。“您也是陪读吧？
孩子读什么专业？出来几年了？在纽约真呆不惯，房租那么贵！在国内哪知道孩子在美国这么不容易。写给家里的信只捡好事说，一来才知道。。”六月份，哥伦比亚大学出了一桩有关中国留学生孩子抚养权的案子。这也就成了近来大家的话题。一对中国留学生夫妇在美国生了两个孩子，大的两岁，小的只有两个月。母亲在市外找到一份工作，白天照顾孩子的重任就落到了正准备参加研究生考试的父亲身上。这可难为了他。就拿给孩子洗澡来说吧，这么娇嫩的小东西托在手上，擦过肥皂，滑溜溜的，揉也揉不得，搓也搓不得。搬动一下小胳膊小腿也会担心弄断了什么，实在让一个大男人出了一身汗。百密一疏，孩子落在浴缸里。手忙脚乱地捞起来，孩子一挣扎，又掉下水去。情急之下，父亲一把揪住孩子，不敢有一点放松。孩子总算没有危险，但手臂上磕出一块乌青，身上也留下几道淡淡的血樱父亲又是歉疚又是心疼，看孩子哭个不停，就抱去学校医院检查。医生对那块乌青和几道血印大皱眉头。斜眼打量了一下魂不附体的年轻父亲，一言不发，打电话到当地儿童福利局，报告了这一起“虐待儿童案”。调查员说到就到，根本不理会孩子父母的解释，坚持说孩子是被殴打致伤的，并认为当时没有工作的父亲，闲在家里，极有可能因此产生心理不平衡甚至压抑症，从而拿孩子出气。另外，做母亲的为什么在孩子出生不久就出去工作？这分明是毫无抚养孩子的诚意。（至于如果这位母亲不工作，一家大小拿什么吃饭的问题，调查员就不屑考虑了。）孩子已是美国公民，怎能任凭两个中国人虐待？！
不久，法院寄来传票，开庭当天就把两个孩子送到福利机构监护。大孩子又哭又闹，不愿离开爸爸、妈妈，却被当场强行抱走。为了重新领回孩子，妻子不得不表示与丈夫“划”清界线。夫妻分居，父亲只能每周在第三者监视下探望孩子一小时，同时接受心理检查。至今，此案还未了结，而每小时三百美元的律师费已使小夫妻俩债台高筑。
我们都为这对留学生夫妇鸣不平，但是儿童福利局的官员也振振有词：“美国每年有大批幼儿是被自己的亲生父母虐待致死的，这些父母往往是失业者，经济条件差。我们怎么能保证你们这对中国父母就是例外？既然你们生活在美国的地盘上，就得按美国的法律办事。”
如果说这桩案子叫人哭笑不得，那么另一起则是触目惊心了。七月，费城发生一起谋杀案，涉及三个留学生。其中A（男）与B是一对夫妻。他俩在国内众多羡慕的眼光中双双赴美留学。在美期间，两人情感出现不和。不 久，B与另一位中国留学生C同居，向A提出离婚，A一直不同意。一天A却突然通知B回家取行李，并说同意离婚。
B
于是携
C
及
C
为之打工的餐厅
老板一同前往。
A
先是客气地招呼三人进屋，接着走进厨房，端出茶水；第二次走进厨房，出来时手里便有了一把枪。
C
面部首先被击中，应声倒地。
餐厅老板在莫名其妙中也被打中；但他随身竟也有枪，立即掏枪还击，打伤了A。此时。惊慌失措的B欲夺门而逃，已经受伤的A不肯放过她，向自己的妻子开了枪，然后开枪自杀。
B
挨的这一枪没有致命，
C
虽破了相，但也活
了下来。原本毫无牵连的餐厅老板却与
A
一同命赴黄泉。听着像电影吧？却
是真人真事。联想到两年前依阿华大学的一名中国同学，因为教授把奖学金颁给另外一名中国留学生而他气愤难当，竟拧枪闯入教授办公室，枪杀数人，人们不禁会问：如果当初他们留在中国会出现这样的惨剧吗？这仅仅是夫妻离异和一笔没有得到的奖学金所引发的吗？社会原本就有许多不公正，人生原本就有许多磨难，他们在心理上有应变的能力吗？如果没有国内优越感的丧失所带来的不平衡，没有长期生存危机所带来的郁闷，没有因歧视和文化隔阂所带来的孤独愤懑，他们会选择这样激烈的方式来释放压抑已久的情感吗？如果不是在充满暴力的美国，这些曾是温文尔雅的中国知识分子会举起枪吗？他们能随意买到枪吗？但你又能把这些悲剧统统归于美国吗？它可没有哭着喊着求他们来这里呀！
这个话题太沉重了。被抛人这个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美国，有些人毁灭了，有些人无所谓了，也有些人不仅存活下来了，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念了。人的命运如此不同。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你相信吗？
L
四年前只身来到美国。在国内他是高收入的导游，如今他已成为纽约不少一流摄影师的指定洗印师。我称赞他洗印工艺的细腻和艺术品味的纯正，他一笑说：“还不是走投无路嘛。别人洗出的照片上允许有一两点灰尘，谁会注意呢？但我要有生意做，就必须做到哪怕在放大镜下也一尘不染。有时候，艺术也是‘生存’逼出来的。”
我知道他在国内各方面关系很熟，随便做点生意，挣下个舒服的日子并不难，便问他为什么不回国发展？他沉思片刻说：“我十七岁去了北大荒，一呆就是六年。后来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当了导游。一天我在五星级饭店的大厅里听音乐，周围的一切，豪华高雅。我突然想哭。不是为了过去吃过的苦，而是想，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我学到了很多，而在我最舒服悠闲的日子里，我是最没出息的。我已经荒废了太多的时间。在美国我又尝了一次洋插队的苦。我最终是要回国的。但现在刚刚有一点起色，如果因为怕苦而在纽约半途而废，将来我在国内也同样做不成什么事情。”
我觉得他是个明白人。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活得清醒而独立。在美国，许多人固有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统统被打碎。有些人望着一堆瓦砾不知如何收拾，而那些审视过去，审视未来，重新补充、组合自我的人，往往是那些极有自爱精神的人。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只属于他们。
当我听说95％以上的留美中国学生都取得了硕士以上的学位，其中四分之一在工作的第二年就拿到了五万美元以上的年薪（美国中产阶级收入水平）；当我看到又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被授权组建百万美元的实验项目，又一批不甘寂寞的中国留学生打入了华尔街，我真的感到由衷的振奋。一个群体的素质，一个优秀民族的优秀的知识青年。成功的标准并不仅仅来自美国社会的承认。他们大多数人的成功是在经历了生活、心理环境的 大震荡后，又找到了新的平衡，也超越了自己。无论留在美国还是回到祖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