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海临风》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凭海临风- 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质上却更接近东方,甚至是古典东方。她在一家剧院里做了几年舞台设计,挣了一笔钱就全部拿出来上学,她说这是最好的投资,再说年纪轻还不想攒钱,等钱用光了再挣也不迟。她的这种豁达自信的 态度在很多美国同学中都找得到。蒂姆就是其中之一。他放弃了收入颇丰的华尔街会计师工作,明知电影是个竞争激烈、稳定性差的圈子,却偏偏闯进来,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喜欢电影”。一次同学们在酒吧聚会,蒂姆坐在我身边。几杯过后,他悄悄跟我说他爱上了克里斯蒂。“为什么不跟她说?”
    我好奇地问。“我怕被拒绝。她那么迷人,一定有男朋友了。”我大为惊异:原来还以为美国人在爱情上都是不顾一切的呢!现在看到蒂姆喝得脸红红的,却在为不能启齿言爱而深深烦恼,倒让我觉得他更可爱了。
    其实,热烈的情人也有。英国小伙子杰斯就遇上这么一位。杰斯金发碧眼,气质出众,让班上的助教小姐动了芳心。每次遇到杰斯问问题,她总是回答得详详细细,而且态度温柔谦和,连眼神都变了。据说后来她向杰斯表示要做他的女朋友,却失望而归。但这并不减少她的热情。只要有机会,她就去“辅导”杰斯,而且每次都靠杰斯很近,几乎把杰斯逼到一见她就想逃的地步。
    杰斯立志要当名导演。也许这个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工作起来,他总有一股“得听我的!”气势。一次我与他,还有法国的玛丽亚,墨西哥的尤利,瑞典的海娜分在一组,杰斯任导演,我担任摄像。在讨论分镜头剧本时,他非常独断,别人的意见总是被他不礼貌地打断。玛丽亚首先忍不住了,这个爱抽烟的女孩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杰斯,我们为什么都要听你的?”
    杰斯毫不示弱:“因为我是导演,而且我的意见是正确的。”
    “你的一些意见明显有问题!”尤利是个大嗓门,然后转向我:“澜,是不是这样?”我表示同意说:“杰斯,比如你为什么非要去拍火车站附近的纽约市景呢?这与故事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样可以让人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纽约。”
    “可是通过其他镜头,观众已经知道这是纽约了。而且火车出现在镜头里,容易让人以为主人公是不是出门了或是回来了。”
    “澜,你的这些想法逻辑性太强。电影讲的是感觉,你大概只看过好莱坞的情节片吧。你在中国看过欧洲的抽象电影吗?”杰斯几乎是在用居高临下的语气对我说话了。
    我压着的火腾地冒了上来:“可是这个镜头容易让人误解你的感觉。故事本身是写实的。这样做是浪费胶片!”这时一直没吭气的海娜也冷冷地加上一句:“再说,澜和我们都不需要接受你的抽象电影教育。”(瞧,我的这些同学可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大家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晚上,我们几个都接到了杰斯的电话。他为白天的态度道歉,说离开了大家,他什么也做不成,并建议第二天碰头再议剧本。他的道歉坦率而真诚,我们也没有得理不让人。那次作业最后得到全班一致的赞赏。后来,我也没忘了向他请教抽象电影。
    我的这些同学,有什么说什么,不高兴就吵,吵得不留余地,和好了又亲热得不得了,总之很少掩藏自己的情绪。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是学生的缘故,才会这样单纯而无所顾忌吧。这也是我工作几年来一直眷恋着学校生活的理由之一。顺便提一句,我生日那天,收到同学们送的一束白玫瑰和一张写满了各式文字的贺卡。两边的面颊都快被亲破了。胡里奥大声建议说:“今晚为什么不开个舞会?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教授先生
    
    理查德教授被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开除了。原因是有学生告他。罪名之一:上课内容不充实;罪名之二:从不留课外作业。
    带头写信的学生是一位名叫凯特的姑娘。她理直气壮地公开说:“我们是付了哥伦比亚的高昂学费(每年两万美元)来听课的,学不到东西当然要请他(指理查德)走路。”
    理查德教的是电视新闻课。在此以前,他已经在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ABC(美国广播公司)做了三十多年的新闻制片人,现任ABC晚间新闻部副主任,在美国电视圈里颇有声望。这一次被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砸了饭碗,心中一定不怎么好受。
    学生炒老师鱿鱼的事,我这还是第一次碰到。在国内上学时只听到学生们埋怨功课太多,从来没有因哪个老师留的作业少而发难的。看来自己掏钱交学费感觉的确不一样。
    美国学生的不依不饶让我领教了不止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二个学期,我选修了电视纪录片这门课。赫弗教授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他为人谦和,有问必答,使我们觉得他很好说话。期末将至,每个学生都忙于完成一个二十分钟的纪录片,在电视机房里通宵达旦地做后期编辑。正在此时,一个同学跑进来说,他偶尔在学校的电脑系统里查询成绩,发现赫弗教授在没有看过期末作品的情况下,已打了分数,输入了学校电脑系统,而且据他说,给的分数很低。熬得两眼通红的同学们立刻群情激愤,纷纷查询自己的分数,果真低于常规,竟有一些人得C(美国大学以A、B、C、D、E排列分数等级)。
    近年美国高校的成绩有“通货膨胀”的趋势,老师很少给B…以下的分数。对于不少只有靠争取奖学金才能完成学业的学生们来说,得一个C无异于前途被断送。第二天,赫弗教授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学生们一个个走进他的办公室,要求解释。可怜的教授只好承认他只根据平时印象打了分,而且对其他教授的评分“行情”毫无所知。他答应在看过个人的纪录片作业后再酌情加分,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说起来,美国大学里的教授,日子过得也挺不容易的。除了个别知名学者之外,大多数教授一年只挣四五万美金,在中产阶层中混个中下游。近年来全美各高校经费紧张,很少给教师长工资,教授们的实际收入因此反而逐年下降。眼见自己的学生毕业后即能找到差不多工资水平的工作,教授们颇有怨言。若不是看在一年四个月假期的份儿上,真会有不少人辞职不干呢。
    年轻的教授们生活更拮据些。教我“微观经济学”的恩格尔教授三十多岁就谢了顶。他在课堂上开玩笑说,这全是营养不良,常年操劳的结果。他的未婚妻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经济学。两人结婚时给亲朋好友散发的邀请信上,赫然画着经济学中常用的“消费曲线”,标明:“如果您将送我们结婚礼物的话,最好还是送现钞。因为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消费选择,从而可以达到更高的消费满意曲线。”恩格尔教授在讲到“消费选择”这节课时,特别举了这个例子,现身说法,结果给我们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年级统考中,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班上的同学极少有答错的。
    当然,尽管教授们收入不丰,尽管他们有时还要受到学生的“挟制”,但他们毕竟是堂堂名校的老师,肚子里装着学问,简历里写着成就,你不服气还不行。
    麦特劳克教授做了一辈子外交官,曾任美国驻前苏联大使。由他来教“现代外交”课,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中大多数人穿便装上 课,而麦特劳克教授却从来西服革履,在着装上一丝不苟,说起话来也是字斟句酌,一副职业外交官的派头,让讲台下穿牛仔裤、T恤衫,习惯把脚放在桌面上的学生们在他的课上收敛不少,不敢造次。一次,在谈到文化差异与外交事务时,他谈起了个人经历,“作为外交官,我一直穿西服,戴领带。
    在当驻苏大使时,有一次,我应邀去一个农场参观。为了显示平易随和,我特地换上了布衣布裤,没想到,这一换装反倒惹恼了那些农民。他们认为我穿着过于随便,是对他们的一种轻视。这次经历让我记忆犹深。别小看穿衣戴帽这样的小事,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于外交官来说,不拘小节或忽视当地的文化传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这番话说得我们这些学生纷纷点头,明白教授先生平日为人师表,的确用心良苦。当然,有时麦特劳克教授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一次,教室里的空调失灵,又正值天热,身体早已发福的他,只得不停地掏出手帕擦拭额头的汗水,尽管如此,他也只脱下西服上装而已,决不解开衬衫的领子或袖口,领带也未尝松动,依旧紧紧地箍住脖子。我不禁大为感动起来。那天他讲课的主要内容是“外交官的纪律性”。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两年中,给我帮助最大的是约翰逊教授。他是我所在的国际传媒系主任,又是我的个人指导老师。他本人是报纸记者出身,文字功夫很到家,曾在美国的最大报纸《纽约时报》担任了二十年的高级编辑。今年他已六十五岁,一头雪白的鬈发,眼睛里既有为师的慈祥,又有记者的锐利,爱穿高领套头衫、粗呢西装和牛仔裤,非常干练,好像随时都准备出门采访似的。
    约翰逊教授常说:“记者最忌一个‘懒’字,落在纸上的东西一定要亲自核实,切不可照搬道所途说。”每周,他都要求我们交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专题报道。遇上有的学生为图省事,连续几篇都写些在学校里发生的事,他就不客气地说:“如果有一天你做了记者,是不是只报道发生在报馆或电视台内部的事呢?这样你倒是适合去某个机关报干干。”
    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我岂敢掉以轻心?于是力争每篇报道都在内容上有所不同:既有对代表前卫艺术的外百老汇剧的采访,又有对公立小学教育经费问题的调查;既写市中心的高档咖啡馆,也写街边的流浪汉。一次,为了了解黑人社区对州长竞选的态度,我只身深入治安不佳的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