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奇：大的安置点我都去了，包括梓潼安置点和三台安置点我都去了。我们主要任务是统计死伤人数、制定安置方案。我们县委书记还是比较信任我的，他给我一个任务，让我考虑这么多人的安置应该怎么办？现在马上就到了热天了……
周玲：一共有多少人安置在这七个安置点？
张康奇：当时大概是五千人左右吧。
张誉译：是所有村庄的人都在这七个安置点吗？
张康奇：没有，当时我出来的时候我们那里面还留下有三千多人。
当时我们就制订了安置方案。我们要生产自救。怎么自救？我们本身还有多少生产资料？还有多少人口？外面的人怎么解决？我们就尽快地拿了一套方案。关于板房的问题，我们决定里面不要板房。外面安置点可以用。（山）里面的老百姓，一个是运不过去，老百姓就愿意临时自己解决，你给他补助钱，他自己搭帐篷，搭厚一点，保证冬天不要冻着了。到了秋天的时候就砍树，自己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民居，因为我们是羌族嘛。他们积蓄了一部分钱，修房子国家又给补助一部分钱，相当于搞以工代赈，这些方案当时都提出来了。还跟山东的前线指挥部也衔接了。
周玲：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张康奇：是6月几号嘛。当时我就做了全面的分析。这个方案也引起了上面的重视，在山东这一块，也做了很多考虑。做了很多政策上的调整。
周玲：对口支援您的是哪儿？
张康奇：烟台。山东省支援我们北川，一个市支援一个乡镇。我们那是一个市支援我们两个乡，一个是白坭，一个是漩坪。所以我们出来以后一个是做统计，一个是制订方案。在6月几号的时候我把我们的灾后重建方案拿出来了。漩坪乡灾后重建，包括堰塞湖的开发，每一个时段，做什么，我细化到每几个月的。然后用多少钱，都把它全部搞出来了。还做得有图。
周玲：您这个方案现在有吗？
张康奇：有呀。
周玲：方便提供吗？
张康奇：我放在绵阳的，到绵阳我可以提供。包括我拍的照片，都在绵阳。
张誉译：那您当时统计的灾民伤亡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张康奇：当时灾民的伤亡情况还很不准。在我们乡内当时统计的，在乡内是死亡41个，还有几个是外乡的。但是当时我们死亡的这些群众，绝大多数在公路上，在北川县城，在学校，比如说我们在北川读书的，北川打工的。（乡外死亡这部分）我当时的估计大概是250人左右。但是我现在没有过问这件事了，因为我6月十几号就已经调到招商局。我走之前最后了解的情况，当时已经超过250人。应该会比这个数据还高一些。因为到现在很多失踪的还没有办法统计呀。这只是一个初步数据。……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协调物资，主是交通工具，冲锋舟。当时我们还在观测堰塞湖的时候，我们就在协调使用冲锋舟，但这个机制真的还是值得研究，因为它属于战备物资，手续很麻烦，落实的效果很不好。后来我出来，跟山东方面衔接上了，只用了三天，就把冲锋舟搞过来了，搞了五部冲锋舟。因为堰塞湖把我们分开成几部分，没有冲锋舟，如果那个水流动了，那很危险。 。。
张康奇访谈录（16）
张建：山东那五部冲锋舟是从哪儿来的？
张康奇：重庆一家生产冲锋舟厂生产的。当时只有三部冲锋舟是完整的，另外两部冲锋舟只有船体没有发动机，又在另外一个地方调了两部发动机，三天之内就给我们运送过来了。卫星电话给我们落实了三部。所以把交通、通讯的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当时我们又考虑了发大米问题。然后我就给他们说：老百姓现在也需要大米，但是老百姓是什么？是一种精神！我说你给他什么？给他化肥！给他化肥，就坚定了他生产自救呀。不然他每天在那里等着你给他大米，这种老百姓是没有精神的。他要灾后自救需要什么？需要化肥呀。所以马上把化肥又给他们调了四十吨过去。老百姓生产自救就有信心了。老百姓说：这就是国家在叫我们搞生产自救呀。不然只是嘴上说，没有物资行动来支持。我们老百姓现在看见化肥，比看见大米还要高兴。听说化肥来了，比听说大米来了，他还跑得快。山东在这方面的调整也是很快的。他们原来是援建，过来以后我们把情况一介绍，我们马上调整方案，他们也调整方案。我们说援建肯定是必要的，但现在是救灾与援建并行，而且救灾要先行，因为现在吃饭的问题都还是个大问题。所以他们就考虑交通，考虑大米，考虑通讯，下一步考虑生产自救。然后是对我们本地灾民的安置，我们和水务局、林业局三家，多次研究，把灾后重建方案做出来了，这个方案应该说是全市出来得最早的。6月中旬的时候我调招商局，我一直想回去交接工作，但这些事情陷在这儿，我也一直没有办法回去。我从（5月）29号出来以后就没有回去过。但里面的情况我还是基本清楚的。交通现在也正在尽力地恢复。通讯在5月底6月初通了，当时的通讯只能是应急通讯，发电机发电才有信号，所以每天通讯时间只有几个小时。
我带出来这些干部，我们第一次去北川县城，去看我们家人遇难的地方，是6月24号。
张建：“开放日”。
张康奇：对，就是那几天。
周玲：6月24号不是我们去了北川县城了吗？
张建：对，那天我们也在那儿。
张康奇：我们的干部安排在那几天去。漩坪乡的党委副书记杨邦林，他每天都在安置点，到现在他都没有到北川县城。“开放日”的时候，他可以回去拿东西，他都没有去拿。家里有一个女儿死了，到现在他都没到县城去一次。他房子没有垮，有很多东西可以抢出来的，包括今后可以使用的电器呀、生活必需品呀、衣服呀，他都没有去。他现在拿不出来了，现在已经封城了，进不去了。
周玲：您是24号回去的？
张康奇：6月24号，和我们的驾驶员，他的妻子也遇难了，也是那一天，我们一起去。原来是安排我们（5月）18号，但是没办法，一直到6月24号才去……
周玲：您觉得抗震救灾当中最难的、特别让您焦头烂额的是什么？
张康奇：焦头烂额呀？这个……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最难过。还有一个问题，在最痛苦的时候，工作压力最大的时候，知道家人失去的时候，还有我们内部出现一些……的时候，现在这我是最忘不了的事情！……家里面的人……我是终身难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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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福”与数学题（1）
访谈结束了，张康奇和我们也相对轻松下来。这个访谈有点像打仗，我感觉张康奇仿佛又进入到了地震初期那种氛围中，说话语气急促，目光锐利，心无旁骛。访谈一结束，他的语速也放缓下来，大家进入闲聊状态。
周玲忘不了张康奇的那面国旗，她问他那面国旗现在在哪儿？张康奇说很多人都想要那面国旗，但是他不愿意给，他想自己保存。他说当时有一支部队经过的时候，曾经想要走他那面国旗作为引路的旗帜，他谢绝了，他说他和他的老百姓很需要这面旗。他说不光是这面旗给他们摇下来50多架次直升机，救了他们的命，这面旗还是他们被困时的精神支柱，看到旗帜，干部和老百姓的心里都要踏实很多。
访谈结束已经是中午。张康奇留我们在这儿吃便饭。老乡已经把饭菜端上了桌。盛情难却，我们就和张康奇的同事一道在外屋的一张大办公桌上共进午餐。老刘这时候已经赶过来了，他们两兄弟在一起，自然还是要来一点北川的包谷酒。
北川茶和北川酒，地震后已上升成为北川人的两样精神替代品了。北川茶可以让人回忆，北川酒可以让人忘记。地震发生的5月份正是新茶上市的季节。北川人说以后几年很难再喝到真正的北川茶了，因为山河破碎，茶山也未幸免。专家组第一次来绵阳的时候，我们曾送给他们几盒北川茶叶，出厂日期是4月二十几号，他们很珍惜，说回去要放在桌上做纪念，不舍得喝。今天张康奇与老刘震后再聚，北川酒没能让他忘记，相反却带出了他平时最不愿去面对的伤心回忆。
一碗酒喝到一半，张康奇说，在漩坪救灾的那些日子里，和他并肩战斗的一位武警的政委很关心他，政委每天派两个兵跟着他，政委下命令：晚上必须把张书记灌醉才让他睡！说到这里，张康奇笑一笑：“我明白，他是怕我自杀。”张康奇从心里很感激那位政委。这是他在那种特殊的时候得到的最真切的精神关怀。张康奇停一停，对我们说出一个他的困惑。他说：“真的很奇怪，地震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次都没有梦见过我的妻子和女儿，一次都没梦到过！可能是工作太忙、人太累了吧。但是有一天，是中午，那天工作不是特别忙，我中午打了一个盹，就梦见我女儿了！模模糊糊，在梦里，我女儿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她说：爸爸，你不要太伤心了……然后我就醒了。醒了以后，我坐在那里一直想：是不是梦见我女儿了？也许我梦见了，但醒后又忘了。”
张康奇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是强忍着才没有让自己的眼泪流下来。其他在场的人都没有做声，他们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但故事的悲怆我想人人都听懂了。那是我地震后最强烈的一次流泪欲望，可是被忍回去了。那次的感念，也让我在一定程度理解了张康奇们有泪不能流的内心情状。
然后张康奇就说起了他对没能抢出那张一家三口合影照片的遗憾和内疚。张康奇说，当他派那位干部去政府办公楼里拿国旗的时候，他心里是一直挂念着那张照片的，但他怎么也说不出口，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私事，在这么紧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