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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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难中- 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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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是接近一公里,现在看来是八百多米吧更厚一些。其它的高度都是一样的,结构也是一样的。

张康奇访谈录(13)
周玲:那你们是第一批到那边看到堰塞湖坝的人?
  张康奇:应该是。我们三个人划木筏,划了十二公里,那几天人疲乏呀,简直累得不得了。
  张建:划了多长时间?
  张康奇:早上九点钟出发,下午四点钟回来,一直划,一直划,路上还要翻山,走路。
  周玲:那个时候没有专家或者别的什么人到那边去看吗?
  张康奇:专家我们不清楚。他们是用直升飞机,不知他们去没去。
  周玲:那地方有可能停直升飞机吗?
  张康奇:我后来了解,那坝上是可以停直升机的,后来不是用“米—26”调物资嘛,*也到坝上去了嘛,但当时还不一定有那个条件。
  周玲:你们上坝顶了吗?
  张康奇:我们没有去坝顶,大概距坝顶还有六百多米吧,过不去了。一大块山体,整体滑了,过不去了,但那个地方可以观测到坝的全部。我们还照了很多照片。我把我们一个部门的相机征用了,我说我去看大坝。
  周玲:照片我们可以拷走吗?
  张康奇:行,我的照片还很多,当时我们把这个大坝的情况都记录下来了。回来以后,我们每天还是派一个解放军、一个武警和我们一个乡干部去观测水情。我们当时观测的情况是,最高的时候每天涨了三米,最低的时候一天是一点七米。从19号开始,每天通过武警的卫星电话,通过部队的“北斗星一号”给部队发送水情。
  周玲:那就是说当时很多的关于堰塞湖涨的情况都是通过您这个渠道传出去的?
  张康奇:当时只有我们这个渠道可以传出去呀。后来大概是24号、25号,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大概是24号,一批武警把用卫星测定水深的设备搞过来了,然后我们就派部队和我们的干部把它架在湖上。每天进行清理,因为湖上漂浮物很多。它是漂浮在水上的,要把它固定在一个地方,后边都要用钢丝绳把它固定住。25号以后,我们就没有(去大坝)测水情了,以前是每天都到(大坝)。
  周玲:25号已经放水了吗?
  张康奇:25号没有,大概是6月11号(注:应该是6月10日)水才出来的。25号以后是每半个小时就发一次水涨的情况,它是自动的。
  周玲:实际上您当时就已经判断出来这个坝是不会自己决堤的,必须得靠人工进行引流。
  张康奇:这个……坝自己是肯定不会决堤的,至于上面怎么决定的,我不清楚。我当时只是考虑安全问题,至于水淹多高,决不决堤,是他们决定的事。到最后的时候,国家防总,还有水利部的专家考虑要人工进行泄洪,到6月10号的时候,我们的乡政府已经在水下六十米了。水泄下去接近二十米,我们乡政府现在还在水下四十米。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周玲:你们不再观测水以后,在做什么呢?
  张康奇:全部都在帮老百姓抢种、抢收,继续搜救老弱病残。我们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我们看见每天过往行人太多,我们就和武警还有解放军商量,必须在我们那个地方设一个救助站,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生命站。因为只有在那个地方休息了,第二天你才翻得过五座山。如果是第一天走到那个地方不休息,不补充给养,像那些年龄大的人肯定要出问题。所以我们就在距我们安置点垂直距离至少还有二百到三百米的地方设救助站。下面的公路被水淹了,他们从治城(禹里)到漩坪,沿着半山慢慢上来,就到我们那个安置点。我们的公路淹了,他们就要翻更高的山才能过来。我们在那里设救助站,我们山下(安置点)每天出两个人,然后还有卫生员值班。虽然食品都很紧张,但是我们还是准备了一部分食品,给老年人小孩提供的。其他过往行人,我们就给他们烧开水,晚上走不动的,就让他们在那个地方住下来。他们都背着干粮嘛,泡点方便面,吃点热食,补充点体力。老百姓也很支持,每天烧开水一直要烧到天黑。所以我们那个救助站作用很大,晚上还可以提供两百到三百人的住宿。每天平均救助两到三千人,最多的时候一天是六千多人。走不动路的伤员,就把他转移到我们住的那个安置点,用直升飞机运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张康奇访谈录(14)
张誉译:那你们那个安置点当时还剩多少人?
  张康奇:我们安置点那个时候大概就只有两百多人了。
  张誉译:都往外输送了吗?
  张康奇:输送了,还分散了一些嘛,家里比较安全的、有粮食的,就分散安置了一些。场镇的全部转移出去了,因为场镇被淹了没有办法住。当时老百姓大概就是两百人,加上解放军83人,加起来不到三百人。
  周玲:堰塞湖后来不是有专家去勘探吗,有些什么专家过来?您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吗?
  张康奇:有专家过来,我们只是听说,但是没有接上头。我们搬迁的地方离场镇还很远、很高,专家具体从什么地方过来的,我们也不清楚。我们最先的任务就是观测水情,后面就是维护设备。对堰塞湖我们就没有插手了。当时堰塞湖上面已经上去人了嘛。他们在安装设备的时候就考虑到堰塞湖下一步有可能要人工泄洪。
  张建:专家在处理过程中有没有征求你们的意见呢?
  张康奇:没有。我们也没有电话,衔接不上。但我们把观测水情的情况发给了部队,请他们转告我们的指挥部。交给专家在处理了。
  张建:假设……如果堰塞湖让你们来处理,你们会不会跟专家的处理有不一样的地方?
  张康奇:这个很不好说。堰塞湖据我们推测,让它自然泄洪也没有问题。后来我们听说堰塞湖形成了一些管涌,这个管涌我们感觉很奇怪。一公里厚的坝,管涌是怎么形成的?后来他们挖下去,也发觉石块是很大的。在这一点上,可能专家分析的跟我们不一样。如果真的是有管涌,那肯定是很危险的。但我们的分析,可能是靠近坝尾的地方地下水出来了——有这种可能性。
  张建:就是说不是堰塞湖的管涌水,而是下面的地下水起来了?
  张康奇:这个现在不好说,因为专家的分析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只是我们从常规的角度看,管涌形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专家考虑,肯定是要万无一失。如果(水)是从堰塞湖里出来的怎么办?那一决堤,那损失肯定很大。站在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决策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们曾经想也许可以用一种办法来看它是不是管涌,就是在大坝那个地方倒一些颜色比较浓、(比重)比较重的染料,如果过一段时间它从那里出来了,就说明是管涌。但是有个问题,当时堰塞湖的水质太差,看不出来。漂浮物太多了,最后没办法用炮来打漂浮物呀。所以漂浮物还是最大的问题。如果不用炮打,漂浮物形成的坝一下决堤了那还是很恐怖的。所以我们认为根据当时的情况,专家的分析也是有道理的。要保证万无一失。如果真的是管涌,一旦决堤下来,下面(受损)是很惨重的,这个次生灾害就太厉害了。我们的估计可能不准确,当时我估计最多的时候(堰塞湖库容)应该是三亿多立方米。
  周玲:您是什么时候估计有三亿立方米的?
  张康奇:我估计,29号左右有三亿多立方米的水。
  周玲:因为你过去经常在那里观察水情是吧?
  张康奇:那个很清楚的,我们那海拔786米那个高程碑,如果水淹到那个地方,它就是五亿五千万个立方。
  周玲:哦!
  张康奇:现在距那个碑只有二十多米了,它肯定要达到三亿立方米呀。当时我们规划的那个坝(漩坪水电站大坝)就在我们场镇附近,现在那个坝(唐家山堰塞湖大坝)距我们有六公里之遥,这中间有多大一个空间呀!所以我们分析大概是不会低于这个数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有二十米厚,五米高的一个漂浮物形成的坝决堤,那肯定也有上千万立方米的水下来,也很惨的。所以,专家的决策也应该是正确的,因为你没办法检测(是不是管涌)。当时的堤坝我们也没办法再去看了,因为划(木筏去堰塞湖大坝)一次至少要接近一天时间。解放军当时接到的命令是尽量不要下河,因为还是怕决堤。当时解放军经过判断有危险,但是(决堤)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他们还是坚持到河对面去搜救。

张康奇访谈录(15)
那几天从湖面上用船只运过来,然后用直升机救走的就有四百多接近五百人。我们的救助站也运下来几十个受伤的人。到我走的时候,直升机起降了53架,运送了四十多吨急需品过来。后一步解放军的防疫部队、医疗队,都陆陆续续过来了。29号的时候,有一批学生,12个,必须把他们送到外面去上学。我们要来了两架直升飞机,当天我就和部队一起送他们出来。出来以后我就做外面灾民安置点的工作,就一直没有回去。我说过五天之内我要回去,可一直回去不了,每天都是县上安排工作。
  周玲:哪个安置点?
  张康奇:我出来以后把我们的干部组织了七八个,每个安置点都跑。我们当时一共是七个大的安置点。九洲(体育馆),南河(体育中心)黄土(镇)、安州驾校、827(八一学校)、永安(镇)、安昌(镇),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实验高中。之前还有两个,一个在梓潼,一个在三台,这两个地方后来就撤了。
  周玲:您后来就在这些安置点上来回跑是吗?
  张康奇:大的安置点我都去了,包括梓潼安置点和三台安置点我都去了。我们主要任务是统计死伤人数、制定安置方案。我们县委书记还是比较信任我的,他给我一个任务,让我考虑这么多人的安置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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