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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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清- 第9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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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恨恨地想,这都是郜永宽这个逆贼太狡猾,居然提出来要让戈登来做保人。他再也想不到,竟是那位关逸轩,替“这个逆贼”出的主意。

    戈登的常胜军,原来是轩军洋枪二团的底子,嘉定一役,淮军能够扳回局面,得戈登之力甚大,而之后关卓凡竟然将洋枪二团慨然相送,让李鸿章惊喜异常。他亲自取了“常胜军”这个名字,又一路把戈登保到副将,把常胜军扩充到四千人之多,全以洋枪洋炮优先装备,不仅成为淮军中的头号主力,而且在他的心目中,这是唯一一支能够跟轩军匹敌的部队。

    只好先让一让他了。李鸿章叹了一口气,吩咐程学启派人传令,把自己的文案班子叫到开字大营来,在这里办折子。

    办折子也办不安生。戈登天天堵在大营门口,高声喊叫,虽然没有脏话,但总离不开“背信弃义”、“无耻”、“胆小鬼”这些不忍闻的词句。程学启请了李鸿章幕中的“洋员”克里芬rìrì出营苦劝,全不管用,只得告诫上上下下,谁也不许把这些话传给抚台。

    李鸿章倒是有静气,也不跟戈登翻脸,常胜军的兵费照发之外,还另给了一笔四万银元的奖赏,再加上一张褒奖的手谕。这是安抚的表示,亦有道歉的意思在里面,想着这样磨他几天,耗尽了他的锐气,自然也就回去了。

    谁知道戈登回去是回去了,却仍然不买账。不仅从开字大营中强行讨走了所羁押的郜永宽义子,而且把四万银元连同那份手谕,一并退了回来,声明常胜军从此不再接受李鸿章的节制。在送回来的手谕背面,还另写了一句狠话——“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与李鸿章相关的东西”。

    “不要就不要!我正好省下了。”李鸿章强自抑制着心中的恼火,对替他办这趟差事的克里芬轻描淡写地说,“没有戈登,淮军照样打仗,他不要军饷,我倒要看看能顶多久。”

    然而局面比他想象的要严重。朝野之中,对他在苏州先骗降再杀降的做法,非议渐起,再过两天,驻上海的英国领事阿礼国,忽然赶到了苏州,面见李鸿章。

    戈登的愤怒,来自于三个原因。一是作为一名英**官,被拉入了这个诱降的骗局之中,觉得名誉受损,是巨大的耻辱。二是对杀降本身这种“不人道”的做法,非常气愤。三是租界里有人看戈登的笑话,认为中国人拿他的“保证”,看做不值一文。

    但阿礼国此行,所为的就不仅仅替戈登出头,而是代表着领事团的公意。淮军在苏州杀降两千余人,大违“万国公法”中不得杀害和虐待俘虏的规定,弄得租界哗然,一致认为西洋各国,不该再继续帮助野蛮的淮军,而各国的军官,也不应继续在淮军和常胜军中效力。各国领事均已上报驻běi ;jīng的公使,向总理事务衙门提出抗议,而阿礼国除了将这些意思向李鸿章做了转达,表示谴责之外,还要求李鸿章必须做出书面道歉。

    当初关卓凡将洋二团“送给”李鸿章的时候,已经把轩军中的大部分英法军官集中在洋二团之内,因此常胜军中的三百多洋人,以英国人占了一半,法国人占了两成,因此领事团推举阿礼国来做这件事情,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阿礼国所提出的道歉要求,李鸿章一口回绝。

    “他们八个,盘踞半城,漫天索价,不是真心投降!我为了苏州几十万生灵着想,不能不出此一举。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杀八个,保全几十万,到哪里都说得过去。”

    “不是八个,而是两千多!”

    “那两千人,都是他们的死党,关系太大,不得不杀!”

    “可是你安排了戈登作为保证人!这关系到英**人的名誉,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变更盟约,必须事先通知证人。”

    “戈登人在新阳,时间紧急,来不及告诉他。”

    “那你就不该接受对方的投降,应该堂堂正正地战斗。用欺骗的手段,是可耻的,你必须为此道歉!”

    这一点是关键,很难遮掩得过去,于是李鸿章拿出了他那一股痞劲,打起官腔来了。

    “这是我们中国的军政,”他拖长了声音,傲慢地说,“与外国人不相干,谈不上道歉不道歉。”

    话说到这个份上,自然不欢而散,阿礼国怒气冲冲地告辞,到新阳找戈登去了。

    这场谈判的具体情形,很快便传到了关卓凡的耳中。他听过了刘郇膏的报告,只是点点头,一语不发。待到刘郇膏辞了出去,便靠在椅背上,手里把玩着一件乌木镇纸,静静地想心事。

    所想的不是杀降这件事——这八个人,死有余辜,换做是他自己,一样会杀,只不过手段不至于像李鸿章这样酷烈,一举杀掉两千余人。

    他所想的,是李鸿章这个人。

    *
第一一一章 吴煦的报复
    李鸿章这个人,是近代史上极富争议的一个人物,在关卓凡的感受来说,也很复杂。

    与许多人印象中的“卖国贼”不同,关卓凡一直认为,李鸿章其实不怕洋人。这个“不怕”,不是说他莽撞无理,动辄寻衅,而是说在心理上,他对洋人从未有过畏缩和自卑,这在有清一代,特别是晚晴时期,是一项极为难得的品格。这一点,从他与阿礼国的交涉之中,就能够看出来。他后期办外交,无论是对英法,还是对俄日,也都算得上是堂堂正正,从未像其他人那样奴颜婢膝。

    至于经他手所签署的一项项丧权辱国的条约,那就不是个人之力能够抗拒的,算是身在其位,不得不替整个朝廷来背这些“黑锅”。朝中的清流,固然可以对他口诛笔伐,然而其情其势之下,以中国之大,换了任何一个人去,恐怕也难有更好的结果,难道只凭着一帮书生,口若悬河,下笔万言,就能说得洋鬼子痛哭流涕,洗心革面,把抢到手的利益交了出来?

    必定不能。

    然而李鸿章亦有他洗不脱的罪过——私心太重!刘郇膏指他是个功名之士的底子,也正是这个意思。

    作为一个读书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他是有的,可若说“后天下之乐而乐”,那就不肯了。论到办洋务,推进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李鸿章自然是标志性的人物,但也正是因为私德不检,在他过世的时候。李氏家族的财产。居然达到了四千万两白银之巨。那还有什么话说?

    况且主官如此,又如何约束手下的那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自然更是上下其手,层层分肥!国家用十两银子,却只能办成一两银子的事,而就连这一两银子办出来的事,往往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遇风吹雨打。不免烟消云散,最终的结果,变成连一两银子都没有。

    关卓凡心想,在这一点上,李鸿章不要说与范仲淹相比,就连比起他的老师曾国藩,相去亦不可以道里计——至少曾国藩的清廉,有口皆碑,嫁女儿的时候,压箱底的嫁妆银子。就只有二百两,连曾国荃都死活不肯相信。非要亲手打开箱子来看,结果目瞪口呆。

    因此,关卓凡在心底,对曾国藩还是保有一份尊重的,至于李鸿章……

    这个人,如果有人能够控驭,则用之一方,不失为一名干才。若是如脱缰野马,任由奔驰,甚至是独掌全盘,则最终必定坏事。

    现在杨坊任上海道一事,已经尘埃落定,杨坊亦已经开始坐衙办差。除了城西那个虚有其表的巡抚衙门,李鸿章想插手上海的事情,已经很为难了。

    而苏州杀降这件事,虽说朝野之中都有不小的非议,但他李鸿章有曾国藩罩着,是迟早可以摆得平的。可是各国领事的这一关,就没有那么容易过得去,他以后再想跟洋人打交道,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诚然,洋人现在表现出来的,不过是一时的义愤。出于利益的考量,他们终究还是要跟中国打交道的,只是这一回,他们有了别的人可以选择。

    中国的洋务,以后未见得非要李鸿章来办。

    我关卓凡也是可以办的。

    而且既然已经心机百变,费时费力走到了这一步,眼光就不肯只放在一个上海上面了——苏松太常镇,天下膏腴之地也,为什么不可以想想?

    关卓凡将手中那方乌木镇纸,轻轻拍在案子上。

    迟早要把他挤出江苏去。

    *

    李鸿章在跟戈登较劲,驻扎在新阳的戈登,也在跟李鸿章较着劲。

    按李鸿章的想法,一支军队,毕竟是要打仗的,否则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而且四千人的部队,每月的军饷不是一笔小数目,戈登拒绝了自己拨去的饷银,单靠一时的激愤,又能支撑多久?

    他的想法,不能说错,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戈登有了更激烈的行动。作为常胜军“会带”的吴煦,从新阳赶到了苏州,向李鸿章报告,戈登已经宣布,常胜军解散!

    看着李鸿章惊愕不已的样子,吴煦亦是痛心疾首,然而在心里面,那份快意却难以言表。

    李鸿章和关卓凡,都是谋夺他上海道的人,然而在吴煦的心里,情形大不相同。关卓凡的手段是和风细雨,李鸿章的手段则狠辣无情,因此相比较起来,自然是把李鸿章恨进了骨子里去。在这样一个巡抚手下做事,实在是难以安于其位,所以吴煦早已心灰意懒,渐蒙去意,连那个三品皋司都不想要了。

    可是离去之前,居然被他找到了一个机会,小小地报复一下李鸿章。这个机会,就是由苏州杀降引发的常胜军之变。

    其实李鸿章的判断本不算错,对于身在常胜军的这些外**官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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