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群众代表副主任，纯粹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上任之日即为受紧之时，办不完的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如何策划大规模武斗还没交待彻底，怎样迫害革命领导干部的审查又已开始，三天爬一次向党交心的台子，五天交一份斗私批修的检查，弄得他无所措手足，到头来，还是被传唤到革委会二层十八号窑洞，被县革委会主任马志亭口头宣布停职。三言两语，王卫国就由县革委副主任变为一介平民，上得容易下得快，仕途被画上终止符号。
怅然有失的王卫国，回到了养育他的郭家沟，迫于生计，他吆起牛，耕开了地，穿上一件亮红亮红的线衣，扶着步犁，单调地来回于对面山上。而大妈呢，站在硷畔上，看着卫儿给队里耕地，简直是一种享受，县革委会副主任算个屁，没沾一个钱的光，受了一路气，尔格总算擞利索了，受苦种地，不也一样活人过光景。这公家也够不讲理，”文化大革命“是上头有人让闹的，上头不放话，老百姓敢造当官的反？一看闹得不对了，反过来又拾掇造反的，以后谁还敢响应上头的号召？气话归气话，怨只怨王家的老陵里没有当官的风水，卫儿这辈子的死苦是受定了。
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4）
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多亏了王玉德人品好，“拜识”多，十几个“拜识”都是卫儿的干大。村革委会与党支部掌权的几个干大干哥，坐到一搭里合计，王玉德就这一个小子，要照护哩，怎么个照护，让教书。在生产队里，教书是头等美差，活苦轻，工分加补助，有条件学习。若还不信，你看与大队主任或书记沾亲带故者，只要稍识几个爬爬字，哪个没安排在这个岗位上。有人担心，卫儿是造反派头头，怕不宜重用，大队书记刘俊宽和主任郭清俊不怕，不吃皇粮，老镢把谁还能夺得去，几句话，形成一道决议，打发一个人记上工分到城关公社汇报。书记是许世斌，和卫儿一起闹“文化大革命”的，他准保批。果不其然，红印执票拿回来了。王卫国没耕几天地，就当上几个大队联办的马家店小学的民办教师。其间，当别的造反派头头正在接受旷日持久的审查时，王卫国又以同样的优势，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无预备期）。
村里掌权的重用王卫国，县上办事的也给他谋出路，明明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县上通过公社却调这个“老贪农”参加进驻百货公司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宣传将近一年，熟人揶揄他是“贪宣队员”。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王卫国来往于县里上层人物之间，有缘结识了延川几位众所公认的“智多星”，他们很会审时度势，能言善辩，立足于王卫国眼下的处境，民办教师和贫宣队员，都非长久之计。他读的书多，笔杆子利索，文有新意，搞写作，只要肯下功夫，或可有成，舍此别无它途。还有行家补充，文学作品不受地域限制，当地不发外地发，真名不行用笔名，就更鼓励起王卫国搞文艺创作的信心。他以缨依红、路遥等笔名，先在县文化馆的油印刊物《革命文化》上发表了《塞上柳》、《车过南京桥》短诗，两炮打响，小伙子便一发而不可收地向文坛进军，读、写、改，近乎废寝忘食。
在路遥的创作生涯中，曹谷溪是个不能不提及的人物。曹谷溪一九六五年即出席过全国青年业余作者代表大会，在陕北小有名气。他热衷于文学事业，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起之秀。按说，他与路遥“文革”期间分属两大派，所谓势不两立，但是他以文学事业为重，赏识路遥的才气，便倾心扶持。为帮路遥成长，他动过脑筋，想过办法，也受过气，凭那三寸不烂之舌，活动通政工组长，说服城关公社领导，将路遥抽到县革委会通讯组，名为培养通讯骨干，实际是给路遥创造条件。报上差费，让他拿上介绍信，四出采访，扩大视野。当时全县出名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新胜古、槐树坪、四新树，都留下路遥的足迹，模范人物陈静亭，他也访问过。这一段的诗歌、小说创作，因受生活阅历所限，多是这方面的题材。
路遥遇事敏感，长于推理。在县委通讯组抽他与北京知青陶正编辑诗歌油印本时，林彪事件突发，两位青年急着想问个大概，谷溪同志不敢明告，故意将集子里一首诗中“平型关前逞英豪”修改为“青纱帐里逞英豪”，他与陶正据此判断，并几乎异口同声地惊呼，林副统帅出事了！此后，林彪事件的真相传开，死党之一的王维国，与王卫国音同，路遥便不再使用其真名了，一连干了两期（别的青年只准一期），实在没办法留人了，谷溪又与县文教局管文化的干部疏通关系，让路遥以代理教师的身份，进县文艺宣传队搞编创。其间，路遥的文学才华充分地显露出来，县内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议论：这小子出手不凡，将来还就看他创一番世事哩！
1972年5月，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编的诗集《山花》出版，四十一首诗作中，路遥及与谷溪合作的就选了七首，它们是《灯》（合作）、《进了刘家峡》、《电焊工》、《老汉走着就想跑》、《山村女教师》（鲁元笔名）、《当年“八路”延安来》（合作）以及《塞上柳》。同期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编的《山丹丹花开》，亦选入路遥的三首诗作，即《车过南京桥》、《当年的“小八路”回延安》（与谷溪合作）以及《塞上柳》。《延安山花》再版时，又增补了路遥的《老汉一辈子爱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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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5）
至于刊登在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的铅印小报《山花》上的就更多了，第三期上有与谷溪合作的《赞歌献给毛主席》，第五期有叙事诗《桦树皮书包》，第七期的小说《优胜红旗》，第九期有诗《老锻工》，第十五期只登了他的小说《基石》，第十八期有小说《代理队长》，体裁上，由诗歌向小说过渡。
路遥不停地创作，知名度越来越高。1972年8月2日《陕西日报》载《〈山花〉是怎样开的？》写道，“城关公社刘家圪崂大队创作员王路遥同志，一年中创作诗歌50余首，其中有6首在报刊上发表。” 《人民日报》1973年11月30日《重视群众文艺创作，牢固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表彰束鹿、延川蓬勃开展群众业余文艺创作活动时，介绍“刘家圪崂大队回乡知识青年王路遥，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亲眼看到广大贫下中农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劈山修渠，改土造田，深受鼓舞和感动，他一边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写出50多篇文艺作品，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的精神风貌，他写的诗歌《老汉走着就想跑》、《塞上柳》、《进了刘家峡》以及小说《优胜红旗》等，已在地方报纸和陕西省文艺刊物上发表”。路遥的作品，引起了省内外评论界的重视，一些有影响的文艺评论工作者，如王恩宇、师长泰、王百龄、刘羽升等，在《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延河》等报刊上发表的评论中，都屡次提及，并给予较高的评价。
回乡五年，路遥大部分时间在县城，是众所公认的“食客”，走到哪里睡到哪里，住在哪里吃在哪里，他有才华，写东西出手快，思路新，但家庭生活困难，也众所周知，和他交往多的干部，家在城里的同学，都乐意接济他，吃饭自不待言，借几块零钱，他不记起还时，也就免了，继而进化到想方设法让他吃公家，有资格办会议的，拉扯他跑小腿。搞各种文艺调演，他是从始至终的工作人员，别人未到他先到，结账时，县文教局副局长惠明清还不忘给他留几张饭票。政工组编诗歌集，当然用得着他，编歌曲集，也把他扩大上；甚至党校组织出外参观，校长白光明找个理由也把他捎带上，去更红盛了的吴堡，过黄河大桥，涉足军渡；上榆林，进毛乌素沙漠，入沙柳丛，《车过南京桥》和《塞上柳》就是这样触景生情的。
那时候的政策，农民身份的路遥参加各种会议和学习班，不光不交伙食费，每天还有六毛钱的误工补贴，肚子混圆了，零花钱也赚了，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愿望也在逐步实现，抓紧时间看书，抓紧机会观察社会，认识人，文化馆、宣传部、中学图书馆的书报，还有熟人的书籍，能抓到手的，就马上装进他那从不离身的、半新不旧的、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帆布挂包。他借书报，有个特点，就是不大讲信用，主家讨还时，回答说丢了，谁把他也没办法，再碰上新的，硬缠死磨又要借，不给借吧，念其勤奋好学，借吧，担心其再借仍不还。为了观光名山大川，在贫宣队时出差，他故意把车票买错，饱览了中条山的满山红叶，归来还津津乐道地向队长介绍“经验”。
路遥在延川，左右逢源，上下有人关照，刘家圪崂大队，城关公社，直至县革委会的领导，都偏爱他。一九七零年招工，在众多县局级领导干部的插队子女竞相跳农门的当口，居然戴帽下达指标让返乡青年路遥去铜川二号信箱当工人，更令人不可思议的，这个名额竟按照路遥本人的意愿，转让给了与他热恋的北京女知青，有人曾提醒他，谨防鸡飞蛋打，他呢，坚信不疑，孰料那个女的进厂不久，即投入一位支工的解放军下级官员的怀抱，无情地将订亲纪念物——一块锦花被面邮退回来……时隔不久，另一位女知青，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林达，占领了他那块爱情的领地。林达长于写作，颇有才思，《山花》第四期刊有她以程远的笔名发表的散文《在灿烂的阳光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