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是一架山上下来的，还有，自己带上一个，起码可减轻老二的一份负担。在商量抚养哪一个时，两兄弟各有己见，玉德坚持认为：古人有话，光景行不行，长子不顶门，抱上个小的就是了；玉宽则强调，亲兄弟，不要分什么长次，把大小子卫儿抱过来，省得嫂子擦屎端尿。领受了玉宽的一片诚心，玉德答应让卫儿来延川，户口落在自己名下。
1957年的仲冬，大自然的严寒更甚于政治形势的冷峻。玉宽领上七岁的卫儿，在凛冽的寒风中，踏上第二次移民的途程。卫儿太小了，一百七十里老光子路，靠他那两条短腿把，一小步一小步往前挪，别说生他的玉宽看着心里难受，连过路人瞧见也怪心疼。可卫儿又太大了，要再小上个四五岁，当老子的将他往拿粪兜子里一放，挂在脖颈上，大步流星地往前走，累是累一点，但比眼睁睁地看着儿子顶寒风朝前移，心里要好受得多。
第二天傍黑，玉宽和卫儿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来到玉德家。玉德此时的光景，虽不如从前，但较之玉宽，显然强得多。嫂子李桂珍，见领来了侄儿——以后的儿子，喜得眉开眼笑，擀白面，调酱汤，荷包蛋嫩黄嫩黄，油炸葱丝喷香喷香，吃得父子俩汗水直淌。晚上，向西的两孔石窑，老兄弟俩顶一孔，她和卫儿睡一孔。麻油灯下，卫儿那黧黑的圆脸庞，睡梦中小嘴还在嚼着，嘴角泛出涎水，李桂珍惬意地笑了。有了儿，就有了指望，再苦再累，也得把孩子抚养成人，王家也要出个当官的，就像文安驿的曹区长，衫子上缀着四个口袋，裤子缝上也开两个，走起路，手背在背后，连村长都教训。至于让卫儿长大以后，荣登中国文坛的最高奖赏——茅盾文学奖的榜首，这位善良的农村婆姨，根本无从设想。她不懂文学为何物，也不知道茅盾是何许人，更不指望儿子长大写书，靠那还能吃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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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2）
穷人的孩子心眼开，卫儿挺懂事，和村里同年等岁的男女娃娃和睦相处，从不磨牙斗嘴，穿着件不合体的大袄子和打满补丁的裤子，活蹦欢跳于他们中间，“藏野猫”、“打瓦片”、“黄鼬逮鸡”，饿了，回家寻上块冷团子，累了，连露脚趾的鞋也不脱，就上炕歇息，反正除了半截苇子席也没什么怕弄脏的铺陈。
晚上睡下，寒冷难耐，慈眉善目的大妈，将他拉进自己的被窝，捂热他冰冷的双脚片子，不知怎地，大妈觉着卫儿久久不能入睡，布被在轻轻地抖动。
“卫儿，你做什么？”
“我练习写字。”
大妈这才摸见卫儿，用小手指头在肚皮上画着，滚烫的泪珠夺眶而出，她泣不成声地念叨：“过了年，大妈给你买本子，买铅笔，送你也上学。”
“大妈，我不逃学。”
母子俩紧紧地搂在一起。
1958年春季开学，卫儿跑去报名。老师只考了他几个笔划稠的字，会认，也能写对，又出了两道算术题，就傻眼了。老师讲解说，加法是添上，减法是去掉，他理解了，成了“插班生”，跟着上第二学期的课程。注册时，老师说王卫儿名子太土，把“儿”字换成个“国”字，王卫国，是官名，盼其长大当个大官，保卫社会主义祖国。
大跃进，反右倾，王玉德一个劳力顾三口人，苦没有少受，力没有少出，分下的粮却不够吃，更不用说缺钱花。他真怀念四十年代大生产那阵，兵荒马乱，反而丰衣足食，要是还实行那时的政策，他就不信光景顶不上刘家圪崂的首户刘俊宽。
王卫国挺会心疼老人，只要学习用具和同学一样就行了，从不挑吃拣穿，大妈问过他，“卫儿，人家娃娃吃好的，你爱也不？”
“爱哩，有时候爱得口水直往下流，可只要赶紧离开人家，眼看不见，也就不馋了。”卫儿的回答，深深地刺痛着玉德两口子的心，逢上这么懂理的孩子，自己受死，也得供他把书念成，不念书的孩子成不了事，灵猴也须调教到。
四年以后，王卫国考进了延川县城关小学，这座雄踞于县城堂坡的完小，教职工比刘家圪崂的学生还多，四年级以下全是县城干部和居民子弟，穿戴与用具，更非刘家圪崂的学生可比。五、六年级经过统考，招收城关公社范围的部分农村学生，住校、上灶，要交小米、白面、杂面、菜金洋，个别家寒的，拿不起米面，“低标准，瓜菜代”，在家里蒸成菜叶加麸糠的干粮，带到学校在灶房加热吃，这种学生称“半灶生”，王卫国自然属于这一类。开饭钟一响，“半灶生”都得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灶房，抢先取下自己的干粮，要不然，别的学生动开手，他们那些团力结构极差的食品很快就被搅散架，不成形了，手不能拿，只得用筷子往碗里拨拉，碗被占住，汤也无处盛。
尽管学校规定，“半灶生”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课一上完就可以离校，回家取干粮，但夏季天气酷热，糠菜团子极易发霉变酸，从卫生与健康的角度讲，这样的食物不能再吃，但农家的孩子看见东西心疼，舍不得丢弃，硬着头皮也要吃下去，每到这时，他们就离开饭队，躲到墙角，闭着眼，屏住呼吸，伸长脖颈，狼吞虎咽，几大口吞下肚，再来碗熬锅水，就算一顿饭，总比饿着强。
王卫国也撒谎。他知道了县城文化馆的阅览室，那儿的书报真多哟，摆在黄油漆桌子上，专门让人看。每到星期三、六下午，他心慌意乱地捱到课上完，急匆匆地赶到宿舍，取上干粮布袋，径直跑向阅览室，就像一头馋嘴牛犊溜进菜园子，拼命地啃，不到下班关门，他是舍不得离开那个最使他留恋的地方。偶然被老师碰上了，他就煞有介事地说，已经约好和村里某某一块回，相跟上走，人家让在这儿等，不见不散。回到家里，常常是掌灯时分，大爹大妈抱怨他不早点起身，他则又编谎说换了校长，不准“半灶生”提前离校了。
在小学，王卫国最怕图画课，没有道林纸，更没有水彩颜料，连那种指头蛋大的十二色硬块水彩，一片也得一毛几，他束手无策，只得端端地坐着，看同学们调色、画画，或者找个借口离开教室，不到下课不再回来。每到这时，美术老师便将教案纸递给他两张，他借这个同学的毛笔，用那个同学的水彩，三下五除二，敷衍了事，老师一般给他及格分数，谅解其家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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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3）
音乐课则别开一番生面，他不仅能和同学平起平坐，还略占优势，嗓门高，胆子大，加上他的一个小发现，用吹口哨的方式学曲子，掌握音调快，别的学生还没全会时，他已捷足先登能唱下来了，每每赢得老师的另眼看待，所以唱歌特别卖力气，直能把脸涨得通红。班上或学校举办文艺晚会，也是他出头露面的机会，扮演个匪兵或地主狗腿子，还挺像回事，主角轮不上他。
初中时，出了一个笑话，王卫国在填写登记表时，不知是笔下之误，还是形近字混淆，把家庭出身“贫农”写成“贪农”，信息传开，不胫自走，他获得了“老贪农”的绰号，全校尽人皆知。两三年后，他因祸得福，沾了“老贪农”的光。
诚如《在困难的日子里》写的那样，王卫国在完小和初中阶段，备尝艰辛，家里粮食不够吃，公家每月救济二十斤玉米，大妈一粒不剩地安排给他交上灶粮，大爹拖着病体还得参加大呼隆劳动，缺工是万万不敢的，要罚口粮，吞糠咽菜也得让他吃上，唯独苦了大妈，只得提上筐子，拄着打狗棍，沿门乞讨。她是个要脸面的女人，附近熟人多，撕不开面皮，便和一位姓梁的妇女结伴，鸡不叫起身，急行五十里，赶往延长县，那里人生，谁打发上点，就吃，不打发也没关系，人家又没欠自己什么，更有些家户，不打发，还让孩子笑骂：寻吃的，讨吃的，老爷屙下你吃去。甚至授意狗追赶。要饭吃的，有的是时间，就吃饭时得抓紧点，争取多跑几家。饭前饭后，去也白搭，遇有好心人，给掰点蒸馍，大妈就像摆地摊似的，晾干，装入布袋，快满时便往回运动。远离当地讨饭，既不给卫儿丢人现眼，还能给他带回干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王卫国一举成名，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他满怀激情地投入了那场史无前例的造反斗争，上大会，念批判稿，博得阵阵掌声；登高墙，贴大字报，引来簇簇观众；挥拳头，高呼口号，“九种人”闻风丧胆，他以“王天笑”的笔名，着意写过一些引起轰动的大字报和大批判文章，同学们自愧弗如，熬成本班红卫兵组织“井岗山”的山大王，延川中学师生分化成两大派，他又以出众的组织能力一跃而为本派的首领，全县革命群众分裂为两大阵营，他又扶摇直上，被推举为本阵营的领袖，晋升为“军长”。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强行命令两派无条件地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时，王卫国担任本派的谈判代表，两家自称“造反”的和对立面“保皇”的，跌了个平跤，军队硬砍，一家一半，副主任、常委、委员，完全对等。1968年9月15日，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时，王卫国被协商成副主任，坐在城内井滩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俯视高举领袖像和标语牌的芸芸众生，听着震耳欲聋的山呼万岁声，他踌躇满志，颇有点春风得意，革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有人曾作过比较，说县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县长，此话只对了一半。对于军队代表和革干代表副主任来说，都是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有职有权，由于没有县委，其实还兼有副书记的功能，略优于副县长。而像王卫国那种群众代表副主任，纯粹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上任之日即为受紧之时，办不完的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