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来说吧！在无数的写在乡村的无数面墙上的标语中，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是最多的。在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早就不以政策目的为目的了。政策给予地方政府的权力，竟成为向农民榨取财富的工具。工具的使用过程，与正确的正当的行政权力使用过程，这两个过程，相对于政策目的似乎有一定的殊途同归的妙处，但实质上是完全不一样了。这其间存在一个显然易见的权力被异化的悲哀。在很多地方政府，以罚代生与钱权交易的现象竟是这样*裸的存在着，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如此的普遍，政策的实行不过成了挟政策法律以令民，形成为敲诈勒索农民的实质。罚款合法性与罚款公正性的解释权是如此绝对的只属于政府一方。但谁也不知道那些取之于民的财富最终被用于何处？社会抚养费又抚养了谁？老百姓没有质问其为何竟是如此不公的权力，同样也没有质问社会抚养费被用于何处的权力。罚款并不能让想要超生的农民因畏惧罚款而不去超生，罚款不过成为超生所当付出的代价。能付出代价或能避免付出代价的，就可以超生，就有权利超生，就超生的理直气壮。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规定不过成为了地方政府弥补财政不足的另一个取财之道。而通过这一渠道弄来的钱财，甚至通过利益同盟同谋创造的种种合法形式被塞入掌权者的腰包。而制定并监督政策执行的中央政府，也竟成为了不自觉的合谋者。
国家制定政策的时候，就该想到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与必然出现的情况。往往一个惠民政策下达到地方，却成了地方政府官员们谋取财富的大好机会、大好途径。老百姓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但是他们也会思考，也会观察，也会发现这其中的矛盾与荒诞。他们有不满，有情绪，只是把它们放在了心里，把政权在某些时候毕露的丑恶放在了他们日后或不择手段的达到某些目的的时候思考到的内容里面。政权本身不会自揭丑恶，掌权者在这权力异化的现状中亦不由自主了。但大家都了然于心。
权力的被异化非止于一端。丑恶的事实好象只是属于不远前的历史，但事实上，在利益的驱动下成熟运作并影响久远的掠财于民以供满足贪婪欲望的官僚体系的积弊远非乐观者所想象的那么容易革除。
很多地方的老百姓对于地方政府堂而皇之、为所欲为的几乎任何*行为都是无可奈何的。
所谓老百姓，大多也就是占国家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更多的面对这一切的，也是我们的广大的农民。
中国的农民，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甚至不会去问一下，政府收了那么多的税收，都到底用到哪里去了？不会去问：还有那么多的罚款和那么多的土地使用的什么费，都用到哪里去了？不会去问：又来了个什么市长县长书记什么，长什么样？在做些什么？
当官的，与他们何干？他们来了，他们走了。他们走了，他们来了。而他们似乎与群众无关。而他们的来来去去与所作所为，却是实实在在的相关于群众的切身利益的。
农民之苦，非止于贫穷一端，更可怕的是那不能诉说的心中的穷愁忧愤；更可悲的是那么多的农民并没有分享到几十年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却实实在在的承担了经济发展的沉重代价，在恶化的生存环境中困苦无告。
关于当前农村的社会现实状况，本人不必作什么详细调查，因为本人所生活的地方，就是农村。对于当前农村的社会现实状况，我总是觉得有很多话要说，总是不知道该如何细究深论，所以至今没能好好的写出来一大篇的文字。
故请参阅本人深感认同的一篇关于中国当今农村问题的文章（作者为中南大学孙锡良）：《中国农村调查……八大突出性问题》
五、由国家向全国人口提供的高质量低价格的高等教育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唯一途径
（一）
已经忘记是今年什么时候，跟哥哥去了趟湖口。
路上转了七趟车，最后一趟是双足车。又看到了岳父岳母。岳母从厨房倒了杯茶水出来，我接了茶水，看到一边的岳父跟岳母，衣着素朴陈旧，脸上的皮肤跟袖子外面伸出的手背、手腕的皮肤都是一样黑。我心里知道是晒黑的。两个年近六十的老人在家，不肯闲着，种了十几亩的棉花啊，稻子啊，油菜啊，柑橘啊等等的农作物。
我平常不大说话，唯唯诺诺而已。听到哥哥跟他们话了些家常，说的都是地方上的方言，总有些我是听不懂的。我自个往屋后去了。
我看到了屋后广阔的一大片棉花地，地里开缀了无数白色的、粉红色的棉花作物的花朵，我心中忽然生出无限的悲凉。
成熟的棉花，分缀于一棵棵的棉花作物之上，一亩地最高也不过140斤左右，采摘下来以后收购价为三元钱一斤左右。把施肥和打药等的成本减去，一亩地的棉花所能够提供的劳动收入不过为两三百元。但那是一种怎样辛苦的劳累啊！就是种上十亩地的棉花，也不过赚个两三千元。
听说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吃不了这种苦。本地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有的在外地还好，一年能赚很多的钱；有的做的一般，但也能赚到不少的钱；但大多是不能跟城里人相比的。大多数外出务工的青年，都是做着那些最苦的、最累的、最脏的体力活和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手工劳动，并没有多高的收入，也不能受到很大一部分有着优越感的城里人的平等对待与尊重，因为他们大多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象我哥哥一样能够读到大学的，真是少之又少。
提起我哥哥，我岳父总是说长兄当父。他还真是长兄当父。这些年来总是独自承担了在外面照顾弟弟和妹妹的责任。岳父岳母一共三个子女，依靠地里的农作物所能够提供的全部收入，根本不能供三个孩子同时上学。最终弟弟妹妹读到初中就都辍学了，先是在家里帮着做事，接着也出去打工赚钱了。万般辛酸，千般辛苦，总算让哥哥读完了大学。
与其最后弄的全家一个孩子也读不上书，不如集中力量让一个孩子念上书。在这残酷而无奈的现实中包含了一个农民家庭多少的辛酸和屈痛。
人们不会真正理解那种残酷的现实，直到他们自己也同样经历了同样的现实。
我想到我自己，从小也没有干过什么农活。要是让我去采摘那棉花，别说是采摘下来以后都只能卖到两三块钱一斤，就是给我两三块钱让我去采摘来一斤棉花，我也是很有些不愿意的。
岳父岳母种的柑橘，据说更是廉价。只能卖到两三毛，甚至是一毛钱一斤。也不是种的不好，实在是只有这样的市场价值。我钻在了柑橘园里，又是往上爬树，摘那高处的柑橘；又是弯腰趴地，挑那低处的柑橘。现摘现吃了好几个，都是还没有成熟的柑橘。出来的时候，皮肤就开始发痒，手腕手背都开始出现条纹状的红肿。
我想，一千斤的柑橘，那就是好几千个啊！全部从树上采摘下来，真不容易！还得运送到收购点，换来的却不过是一两百块钱。
现在的岳父岳母，我总认为他们还那样操劳，是不必要的了。但是他们仍然舍不得那地，他们不愿意让地给闲置，也不能让自己闲着。一辈子的田地里的劳作已经让他们恋上了自己的土地。我听岳父说，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所以请人是请不来的。都是些老人在地里做。
那几亩地里的稻谷，且不说播种啊，插秧啊，施肥啊等等，就是把它们全部收割下来并打好拉回家来，我真不知道两个老人是怎样做到的。
但岳父总是嘿嘿直笑，说还得做呢，弟弟还没有娶老婆呢！就是放不下那一大块一大块的地。
岳父岳母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外出的青年们就大多回家了。但他们在外面，也不能总呆着，能够在外面最终过上城里人的生活的，没有几个。年纪大了，就不能在外面了，要想到回家，也必须要回家。少数的赚了些钱，就回家做本，在地方上做点生意。多数的，没有赚到什么钱，回了家，还不是仍旧务农。
对于很多怀抱着希望去到城里谋生的农民来说，家乡是被世代务农的命运主宰的他们的最终归宿，城市不属于他们。城市不过是很多的他们一时的流浪之所，所给予他们的曾经亦不过是事实上并不能优于当初农村生活的歧视目光下的生活。这世代务农的命运至少在他们这一代，并没有得到改变。他们也只有冀望于他们的下一代了，就像他们的上一代所冀望于他们的。而他们的下一代，也将象他们当初所做的一样，去到城市寻找改变命运的机会，尽管那机会在他们的上一代寻而未获。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至少给我的岳父岳母，带来的不过是对于一些可以随时去店里买来的必须的消费品，诸如农药啊化肥啊洗衣粉啊什么的，其他的诸如洗脸擦脸的什么的，对于他们就成了舍不得买也舍不得用的奢侈品了。
（二）
我表弟是县中学2007年的应届考生。在2007年的大学录取考试中，通过数年来的勤学苦读，以优秀的成绩被某省某大学录取。
然而，我舅舅舅妈都是农民，也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文化教育。表弟从小就跟着父母在田间插秧、施肥、割稻、打谷，也从小就深刻的体会到体力劳动的辛苦和价值的低廉，体会到没有文化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