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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13）
既然是以重贿谋得的差事，到任后必然要求得到加倍的补偿。所以他们都携带如狼似虎的参随，定出种种勒索的名目。据《明实录》载，勒索的名目，初任有拜见，岁时有节礼，各行有分例，科派有解扛。同时，作为样板的缎动以数千匹，带造多逾本数。稍不称意，便将织成品作践撕裂。嘉靖时刁永赴苏杭， “苏杭大扰”，隆庆时浙江织监晁进“黩货害民”，万历时织监“借名加派，非分要求，织造之家十空其九”［94］，天启时李实到苏杭“一味营利”一类的记载，在有关史书中俯拾即是。而借题发挥，从中得利的名堂亦不少。如内臣“赍去式样，则欲马快船只车辆装载，差去人员，则用廪给马匹军民应付”。其实，所谓“式样”，只不过是几张画着图式的纸样，动身前已如此兴师动众，在沿途的需索，到达后的供张，自不在话下［95］。至于上供织品时的额外讨船，满载私货等等，则与贡船同，这里不赘。
万历四十三年（1615），浙江巡抚刘一、巡按李邦华、工科给事中刘文炳等揭露督织内臣之司房、书门、长随等多达千余人，这些都是市井无赖，奸猾之徒，他们整天唆使改造、添织的原因，无非在于“多一匹织造，则若辈多一匹侵牟。机户、堂长有常例，给发、验收有克索，往往借上供为名，阴以饱无涯之溪壑”。这些人中，傅时（按，有些书作傅晓）是个典型，他本是武林人，落魄无赖，投到织监孙隆门下，由于他巧猾奸诡，逐渐得到孙隆信任，成了他的司房，凡操纵出纳，悉以听之，孙隆在苏州增设税网，对机户广派税额，民间织机一张，每月税银三钱，缯织成，每匹纳银三分，方准上市等一类公行攫夺的事，无不与他有关，故富至数百万［96］。傅时百万，孙隆之财富可知，其他织监的财富可知。
为了延长任职这肥缺的时间，织监还耍出各种花招。如《明史·朱衡传》载：万历初，命停止织造，“内臣不即奉诏，而请增织染所颜料”；后来除苏、松、杭、嘉、湖五府岁造之外，又令浙江、福建、常、镇、徽、宁、扬、广德诸府州分造，增万余匹。除江南外，山西又有潞绸之织。据给事中马从龙所言，“一绸之费，官价之外，不啻三倍。”南直隶、浙江丝、纱罗、绫绸、绢帛，山西潞绸，又从原来每匹丈的规格，改为每匹丈以上，等等。
从上面所述看来，很显然，织造在导致民力凋敝、盐政日坏、国库空虚的同时，也摧残了正在发展的丝纺工业，如苏州。据《苏州府志》载：苏州丝织业发达，“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织业”。蒋以化也说“我市吴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两者相资为生久矣”［97］。但正统间，韦义使机户“民力告匮，杼轴皆空”。正德、嘉靖时织监使“苏杭大扰”。及至万历，鲁保的兼管使机户“家家割机”，“闻风逃窜”；孙隆在苏州使“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又如在南京，督织内臣“各往往指称进贡等项名色，经营织造，或占据机房，或拘拿人匠，或强买丝料。公私兼并，纷纭夺，百方剥扰，匠艺为之失业，商货为之不通，民生憔悴，而丝帛之利大不如前”［98］。
丙、毛织造之伤民
除丝织外，织造内容尚包括毛织一项。毛织织造主要是织驼毛、羊毛的制品。永乐中，以驼［99］温暖，令内官于所织地方索买，且令专业者给官料织造五十匹，从此遂成为常例。正统初，陕西参政年富奏本司原造绫绢九百余匹，复加造驼五十匹，民力不堪，请求免去，得到英宗认可。
弘治、正德年间，陕西的羊毛织造任务仍是属于临时性的，如弘治十四年（1501），司设监奏改造龙毯、素毯一百零四件；正德九年（1514），进上用铺花毡帐一百六十二间。
毛织作为一项经常性的织造，是从嘉靖四年（1525）二月，复遣内臣往陕西织造羊绒开始的。五年（1526），太监刁永借口宫中缺用，请遣官织造，廷臣谏阻未遂，以后便成了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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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14）
毛织织造的情况，见于史籍的记载，远较丝织少，但从不算多的材料中，亦可见其扰民之大概。据《明实录》载：弘治十三年（1500）七月，巡抚陕西都御史熊称：今陕西织造各色织金彩妆羊绒共五百余匹，但经过十个月，费用逾两万，才织成二十匹，而且织造物料、工役，悉取给于四方。因而请求“取回内臣，罢其织造”。又如上述弘治十四年（1501）之改造龙毯、素毯，所用之羊毛取于山西、陕西；绵纱等取之河南；毯匠征自苏、松；成造之式样则拟定于南京。可见毯之成造，劳费百端，动经数载。
如同丝织造额日增一样，万历时，羊绒织造每年数额不一，但质量、数量上的要求都比前大大提高了。二十三年（1595），织造74700多匹，估价160余万两。二十五年（1597），陕西抚院贾侍问疏称：该省应造龙凤袍共5450匹，额设机543张，织匠1534名，挽花匠1602名，新设机350张，该织匠350名，挽花匠750名，挑花、络丝、打线匠4200余名［100］。《明实录》又载：二十九年七月陕西抚按称：“每岁御用袍服以四千匹为额……每绒一匹，各长五丈八尺，每机日可织一寸七分，二机合织计半年方完一匹。今改织盘棱采妆及剜样暗花等绒，每机日只织一寸二分，二机合织，八月余方成一袍。”一省一年之负荷已是这样重，工科署科事右给事中宋一韩在《比岁织造大项等事疏》中也不得不疾呼“临洮苦织绒……百姓逃徙十室而五”。可见羊绒织造对经济与民生之影响大致与丝织造同，只是地域较窄，数量较少，因而在程度上有所区别而已。
明朝这种用太监督管织造，对丝织业、毛织业恣意掠夺摧残的情况，直“至国亡不变”［101］。万历二十八年（1600），在朝臣纷纷谏止矿税声中，礼部署部事侍郎郭正域驳鲁保疏请兼督浙江、南直隶织造大权时，指出“织造，矿税之别名也”，这一语，正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织造的实质及其危害性。
（5） 烧造对制瓷业及陶都百姓之影响
烧造指烧造砖瓦及陶瓷器。砖瓦烧造在外有临清砖厂，京师有琉璃厂、黑窑厂。嘉靖后期营建繁多，近京及苏州亦设了砖厂。“明代各厂俱有内官司之。”［102］砖瓦烧造之规模及影响不如陶瓷之大。
陶瓷是明代第二大手工业，生产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一道釉和彩绘等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更有五彩、斗彩等创造，景德镇以陶为生者近十万，产量占全国的一半，开始成为全国瓷业中心，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的手工业城镇，产品远销欧洲、美洲。但如同织造一样，宦官督陶也使陶瓷生产纳入了封建统治的轨道，因而制瓷业中已经勃发出的新的生机，亦受到束缚、扼杀。
据《大明会典》“陶器”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凡烧造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其所以如此，一是为了减省费用，另一是因景德镇产瓷质量较好。因此又规定，“凡江西烧造全黄并青绿双龙凤等瓷器，送尚膳监供应。其龙凤花素圆匾瓶爵盏等器，送内承运库交收，光禄寺应用。”但不久，建文四年（1402），即在景德镇置御窑厂，派中官一人专烧御用瓷器解进京师。这时岁解数不多，比较稳定。
洪熙元年（1425）九月，宣宗派遣少监张善前往监造奉先殿几筵龙凤文白瓷祭器等。宣德二年（1427），张善因贪酷虐下，并以所造御用器分馈其同列等事发，被斩于都市，枭首示众，中官监造亦随之停止。宣德八年（1433），尚膳监题准烧造龙凤瓷器，差本部官一员关出该监式样，经饶州烧造各样瓷器四百四十万三千五百件，这属于临时性的差遣。正统初，命造九龙九凤膳案诸器，既又造青龙白地花缸。烧成后，王振指称有裂纹，英宗遂遣锦衣指挥杖提督官，而敕中官往督更造。这是中官常期督陶的恢复。成化年间，中官往督造的时间更长，数量更多。成化十八年（1482），后卫仓使应用时建言取回内臣，改由地方官督陶，即被斥为“妄言”，把他关进锦衣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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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15）
其后，《陶说》载谓：“终孝宗十八年不言窑事”，这是不确切的。弘治时，江西督陶宦官之遣召有数次。据《明实录》载，三年（1490）、十一年（1498）、十三年（1500）、十五年（1502），均有朝臣疏谏遣内官督陶或请召回，所以这期间只能说是时遣时革，并非完全中止。正德时，宦官擅权，督陶全部复用宦官，直到嘉靖九年（1530），才诏革中官。嘉靖九年（1530）至万历初年，革撤督陶内臣时间较长。督陶主要由政府官员负责的，是天启、崇祯年间。
所以总的说来，明朝烧造是“以中官莅其事”［103］。这些口含天宪的中官恣意中饱私囊，擅作威福，大大加强了御器厂的封建性、腐朽性，把陶瓷业生产置于封建桎梏之下，其表现如下：
首先是所需索的花式品种多，数量大。隆庆五年（1571），内承运库太监题奏缺少各样瓷器，要造里外鲜红碗盅瓯，并大小龙缸方盒共十万五千七百七十件。而龙缸体式要求底阔肚凸；五彩缸不仅重、大，而且色多系惊碎。万历十一年（1583），除上述各种及祭器外，又有围棋棋盘、屏风、笔管、盒炉等等项目，这些都是工艺难度很大的。例如，圆的制品可以旋就，“独方物，即至小亦须手捻而成，最难完整，供御大率十不能一二”，“棋局如片板，尤难就”［104］。万历十九年（1591），又命造各项十五万九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