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富阳县所产茶叶与鲥鱼均为贡品，镇守太监王堂之流采取时，“民不胜其劳扰”［84］。时任分巡佥事韩邦奇目击其患，曾写下《富阳民谣》一首，悲愤地揭露了王堂及其狐群狗党搜刮富阳人的罪行：
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渔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
鱼胡不生别县，茶胡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韩邦奇还向武宗上了《苏民困以保安地方事》一疏，指出“征科四出，军民困瘁已极”，建议“今后敢有指称进贡各色，在各地方需索财物，骚扰为害，应参奏者奏请究治，应拿问者径自拿问”［85］。但结果，被“参奏”、“究治”的不是宦官王堂之流，而是韩邦奇。王堂“奏公作歌怨谤，阻绝进贡”，韩邦奇遂被逮至京，下锦衣狱，撤去官职［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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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11）
不少宦官还借进贡名义，多取船只，夹带私货，牟取暴利。正德十三年（1518），南京尚膳监王敬进鲜过徐州时，就被指挥王良查出船中夹带有硫磺等违禁物品。而且贡船由宦官督运，沿途恃势纵横，强要人夫、财物，凌辱吏民。嘉靖时诗人王磬，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朝天子·咏喇叭》：“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净鹅飞罢！”后来张守中为王磬的诗集《西楼乐府》作序时，曾指出：“喇叭之作，斥阉宦也。”显然，这首《朝天子》，正是对宦官督运贡品船的暴虐行径的深刻揭露。
由于上贡严重扰害百姓，所以在韩邦奇以外，还遭到其他一些正直官员的抵制。英宗时，萧山令苏琳敢于对着皇帝指责岁贡樱桃是“朝廷以口腹残民”［87］。文温州在永嘉时，中使令纳当地美梨进贡。为了避免由此而来的祸害，文温州断然下令尽砍梨树。无独有偶，常熟知县郭南，也令全部拔去当地所种之良种软栗，以免“以此殃害常熟之民”［88］。凡此种种，皆足以说明岁办对生产之破坏是何等强烈。
（4） 织造，矿税之别名
在采造中，影响最大的项目是织造和烧造。
织造主要包括江南、山西的丝织，陕西的毛织，其中又以江南的丝织为大宗。
明代，纺织业是第一大手工业，其中又以丝织为主。棉织业这时虽已蓬勃兴起，但主要是民用，宫廷、官贵以及作为商品出口的仍然是丝织品。所以这时丝织地区虽然由于棉织的兴起而相对有所缩小，但生产仍然发展得很快，生产工具有显著改进，技艺上的难度也越来越高，产品日臻精美，花色品种繁多，仅《博物要览》上列得出名字的锦、绫，即有紫宝阶地锦、紫小滴珠方胜鸾鹊锦等四十三种锦，涛头水波纹绫、白鹫水纹绫等二十九种绫。产量也大，在外贸商品中占居首位，而且深受欢迎，开始远销到美洲。在江南一些城镇，纺织业已开始突破依附于农业的家庭手工业的传统地位。
但是，宦官的监督织造，却给蓬勃发展中的丝织业带来了一场灾难。它不仅直接限制、摧残了独立手工业者的私有制作，还把所得利润变成了私人的巨额外快或皇帝内库的一笔可观收入，从而转化成了各种形式的浪费开支，既销蚀了本来应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金，因而又从另一个角度限制了生产的发展。
明代各省均有官局织造，重点是南京、苏州、杭州三地。洪武初，设苏杭织造，属地方官督造。永乐年间开始派内使前往监督，弘治末年曾一度革除，以后时遣时革，累计派出的织造宦官是很多的。以苏州织造局为例，永乐时有奉御萧月、内官阮礼，洪熙时有太监刘景、罗玉，宣德时有内使陈源、阮个，正统时有太监韦义，天顺间有内官来福。成化以后，各朝所遣均为太监。成化时有罗政、陆英、麦秀，弘治时有韩义、梁裕，正德时有龚洪、杨、芮景贤、晁进、孙锐、张玉、浦智、廖宣、梁玉、李彬，嘉靖时有吴勋、张杰聪、耿隆、郭秀、宗伟，隆庆时有李，万历时有孙隆，天启间有李实。如果再加上历年派往南京、杭州的督织宦官，数字当更可观。这些织造太监，最初不过是督造上贡缎匹。万历中，承运库太监孙顺以岁造羡余八千两打动了明神宗朱翊钧，又力荐两淮盐法太监鲁保兼管南直隶、浙江等处，从此这些地方的岁造亦归并内监管理。这种体制上的改变，和从天顺四年（1460）开始的，由苏、松、杭、嘉、湖五府于常额外，增造彩缎七千匹的坐派，加在一起，对江南丝织业是个深重的灾难。所以嘉靖万历时，宦官督织造已成为社会上一大顽疾，“今天下之为民害者，孰有甚于监督织造之使乎？”“今天下苦织造久矣！”［89］等呼声，响遍朝廷内外。究其原因：一是在督织宦官拨弄下，织造所需数额日大，费用日增，从而加重了百姓负担与国家财政混乱。二是宦官借织造之名，营私舞弊、敲诈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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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12）
甲、丝织造数额与费用之日增
天顺时，增造彩缎七千匹。弘治初称“停免”苏、杭、嘉、湖、应天织造，但不久又复设。据《明实录》载，十三年（1500）正月，工部尚书徐贯等提出“近岁织造改样，丝纱罗等数至万计，工未就绪。今又令苏杭等府织各色花样一千五百余匹，每匹价银有多至四五十两者，奇巧过多，费用不赀”。同年五月，五府六部等衙门又奏：“自弘治七年（1494）起至十三年（1500）止，南京、苏杭差内官织造上用各色织金丝，共八万四千七百六十匹”，要求将派往各处之织造内臣取回，停止工作，“以苏民困”。对此，孝宗刚刚批准，太监邓即以供应不足，又要求照旧织造。经工部力争，才于十六年（1503）减苏杭额数三分之一。据《杭州府志》载，即使是遭灾的弘治十七年（1504），浙江的上供织造费仍达巨万，而且责限甚严。
正德时，刘瑾擅权，滥赏日增，尚衣监提出，内库所贮诸色丝、纱罗、织金、闪色［90］、蟒龙、斗牛、飞鱼、麒麟、狮子通袖、膝［91］，并胸背斗牛、飞仙、天鹿均已赏赐完毕，请令苏、杭、应天诸府依式织造。于是，武宗朱厚照马上下令织造，一次数额便达一万七千匹。
隆庆之始，也曾诏撤织造中官，但旋即复遣。不仅复遣，还把杭、嘉等地劝农厅改为织造馆，织造数量也增加了。隆庆二年（1568）三月，命李往苏杭督织造，计费约四十万金。李尚未行，内织染局太监陈洪又呈新花样，于是又以新花样续发李，催办一千八百六十匹，计费共六十余万金。《明实录》载，工部官员当时曾一再奏请停止，揭露陈洪之续发新花样，只是因为穆宗曾令将织造贡品直接解进，不必经内织染局，这样陈洪便失去一个解进时索取常例的机会，因而以此作为补偿。但在内织染局频称“匮乏”的情况下，皇帝直接提出了“朕用不可缺”，坚持续发，官员也就无可奈何了。四年（1570），尚衣监太监崔敏传旨，令南京加造缎匹，数至十余万。六年（1572）二月，又遣内臣往苏杭织造龙袍、翟服、绒锦、鸾带。
万历初，苏杭织造亦尝停止，织造太监曹金也被撤回。不久，以神宗将大婚，遣司礼监随堂孙隆到苏杭等府督造袍服，“计共七千余套，约用工料银十万余两”［92］。万历三年（1575），又于岁造之外添织九万有余。承运库太监旋又在上供御用等项已足够用的情况下，仅因赏赐三卫“夷人”，缎匹缺少虎豹一样服色及每岁赏赉溢于旧额，便提请行南京、苏、松、浙江等处，增织包括上用袍服等项在内共三万七千匹，用银约四五十万。十年（1582），内承运库又以急缺缎匹，奏行浙江南直等府动支无碍官银织造各色丝纱罗锦布绫，共十万四千四百九十匹。此外，万历十年（1582），又把素丝改织金胸。十七年（1589），以素丝改织红云虎豹。以后纱罗又改丝，浅色改为大红。这一系列改动使造价越来越高，承应愈来愈难。四十三年（1615），改缎、袍缎又动费数十万。这些费用都是在“毫无额设，抚按与职部（按，指工部）方蒿目而忧无米之炊”的情况下提出的，又是在宦官“朝上请而夕得旨”的情况下被迫令执行的［93］。
为了完成这不时的、巨大的上供织造额，历代以来不得不从各方面挪移经费。以浙江为例，弘治时，中官织造者请增给两浙盐课两万引，户部尚书周经请止，不从。周经再疏请断其后，但孝宗仍于弘治十一年（1498）五月，下令每年以浙盐五千引拨给织造局。同年七月，浙江守臣又请给竹木银钞税为织造费，只是在周经以征关非旧、水大民贫等理由力争下，才得停止。正德九年（1514），命户部拨两浙运司官盐两万引付太监杨等织造，户、工二部力谏，无效。据《明史·食货志》载，织造的费用，有直接取给户、工二部的，甚至有“搜刮库藏，拘留军国之需”的。
乙、丝织造中宦官之营私舞弊及其影响
织造太监有敕谕关防，在太监中地位甚高。太监刘若愚在所著《酌中志》一书中，说织造太监“秩视秉笔，而安逸尊富过之”，因而宦官以讨得织造之职为登仙，不惜花数万金来行贿营求。嘉靖二年（1523），浙江镇守太监梁借口进贡，派人私带宝货，满载舳舻到京打点，其目的就是想谋得带管织造。果然不久以后，内织染局署局事御用监太监刁永等，即请差官苏杭等处织造。这是最明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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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13）
既然是以重贿谋得的差事，到任后必然要求得到加倍的补偿。所以他们都携带如狼似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