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南回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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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南回归线- 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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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读者观众。他永远也干涸不了,蒸发不完,而法国人也永远不会有音乐感。  如果没有音乐,我就会像尼任斯基瓦斯拉夫·尼任斯基(1890—1950):俄国芭蕾舞演员、舞剧编导。——译者一样到疯人院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尼任斯基疯了)。人们发现他把钱分发给穷人——始终是一个不祥之兆!我的心中充满神奇的珍宝,我的鉴赏力敏锐而挑剔,我的肌肉十分强健,我的胃口极好,我的心肺正常。我没有别的事好做,只有改进自己,由于我每天做的改进,我都快要发疯了。即使有一个工作让我去做,我也不能接受,因为我需要的不是工作,而是更充裕的生活。我不能浪费时间当一个教师、一个律师、一个医生、一个政治家,或社会可以提供的任何其他什么。接受卑下的工作更容易些,因为这使我的思想保持自由。在我被开除清扫垃圾的工作之后,我记得我同一个福音传教士交往密切,他似乎十分信任我。我类似于当招待员、募捐人、私人秘书。他让我注意到整个印度哲学的世界。晚上我有空时,我就会同朋友们聚在艾德·鲍里斯家里,他住在布鲁克林的贵族区。艾德·鲍里斯是一个古怪的钢琴家,他一个音符也读不上来。他有一个好朋友叫乔治·纽米勒,他经常与他一起弹二重奏。在艾德·鲍里斯家聚会的有十二个人左右,几乎个个都会弹钢琴。我们当时都在二十一岁至二十五岁之间;我们从来不带女人来,在这些聚会中也几乎从不提到女人的话题。我们有大量啤酒可喝,有整整一大幢房子供我们使用,因为我们聚会是在夏天,他家里人都外出了。虽然还有一打其他这样的家我可以谈论,但是我提到艾德·鲍里斯的家是因为它代表了我在世界其他地方从未碰到过的东西。艾德·鲍里斯和他的朋友们都不怀疑我正读着的那一类书,也不怀疑正在占据我思想的那些东西。当我突然来到的时候,我受到热情问候——作为小丑。我被指望让事物开始运行。整个大房子里大约分布着四架钢琴,更不用说钢片琴、管风琴、吉他、曼陀铃、小提琴等等。艾德·鲍里斯是一个疯子,而且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非常富于同情心的慷慨疯子。三明治总是最好的,啤酒喝也喝不完,如果你想过夜,你可以在长沙发上把自己安顿好,要多舒服有多舒服。走到街上——一条宽大的街,倦怠而又奢华,一条全然与世隔绝的街——我可以听到一层楼大厅里钢琴的丁冬声。窗户敞开着,当我进到视力所及的范围内时,我可以看到艾德·布尔格或康尼·格林伸开四肢躺在大安乐椅里,脚翘在窗台上,手里拿着大啤酒杯。也许乔治·纽米勒脱掉了衬衣,嘴里叼着一支大雪茄,正在即兴弹着钢琴。他们又说又笑,而乔治则急得团团转,寻找着一个开头。他一想到一个主旋律,就立即叫艾德,而艾德就会坐到他旁边,以他非专业的方式推敲一下,然后,突然猛击琴键,作出针锋相对的响应。也许在我进门的时候,有人正在隔壁房间里试着倒立——一层楼有三间大房子,一间通另一间,房间背面是一个花园,一个巨大的花园,有花、果树、葡萄藤、塑像、喷泉等等。有时候天气太热,他们就把钢片琴或小风琴搬到花园里(当然还有一桶啤酒),我们就坐在黑暗中又唱又笑——直到邻居强迫我们停下来。有时候每一层楼的音乐同时响遍全屋。那时候真是很疯狂,令人陶醉,如果有女人在周围,就会把事情搞糟。有时候就像看一场耐力竞赛——艾德·鲍里斯和乔治·纽米勒坐在大钢琴前,每个人都试图使对方精疲力竭,连交换位子也不停下,还相互交叉着手弹琴,有时候干脆用食指弹奏筷子曲,有时候把钢琴弹得像一架沃利策沃利策:一种管风琴,因乐器制造商沃利策家族而得名。——译者。始终有令你发笑的东西。没有人问你干什么,想什么,等等。你到艾德·鲍里斯家里时,你就核对一下你自己东西的特征。没有人管你戴多大的帽子,或你花多少钱买的。一说开始,大家就寻欢作乐——三明治和饮料都是免费的。开始以后,三四架钢琴、钢片琴、管风琴、曼陀铃、吉他,同时响起,啤酒流得到处都是,壁炉架上放满了三明治和雪茄,一阵阵微风从花园里吹来,乔治·纽米勒上半身一丝不挂,像魔鬼般地抑扬顿挫地弹奏着,这比我看到过的任何演出都强,而且一分钱不用花。平时我从未见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只有在整个夏天的星期一晚上,当艾德敞开家门的时候。  站在花园里听着这喧嚣的声音时,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在同一城市。如果我张开嘴,把我心里想的事讲出去,那就全完了。世人认为,这些家伙中没有一个算得了一回事。他们只是些棒小伙儿,小孩子,一些喜欢音乐、喜欢快活的家伙。他们对这些东西喜欢得不得了,有时候我们都不得不叫救护车。例如有一天晚上,艾德·布尔格给我表演他的一种绝技,扭伤了腿。每个人都这么快活,沉浸在音乐中,脸上放光,以致他花了一个小时才说服我们,他真的很痛。我们试图把他送到医院去,但是医院太远了,而且,我们觉得很好玩,不时把他掉到地上,弄得他像疯子一样叫喊。于是,我们最终就在报警亭打电话请求帮助,救护车来了,同时也来了巡逻车。他们把艾德送到医院,我们其余的人则被送到班房去。在路上,我们扯着嗓子唱歌,在我们被保释出来后,我们仍然感觉很好,警察们也感觉很好,于是我们都集中到地下室,那里有一架破钢琴,我们就接着又弹又唱。这一切就像历史上公元前的某个时期,它的结束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甚至一个像艾德·鲍里斯家那样的地方,都不能免受周围环境渗出的毒汁的影响。因为每一条街都正在变成一条香杨梅大道,因为空虚正充满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整个大陆。因为,在某一段时间之后,你在全国各地哪个地方也不可能走进一幢房子,看见一个人倒立着唱歌。不再有这样的事。哪儿也没有两架钢琴同时弹奏,没有两个人愿意整夜弹琴,只为了取乐。能像艾德·鲍里斯和乔治·纽米勒一样演奏的两个人,都被广播电台或电影业雇去了,他们的天才只用上了一小点儿,其余的都被扔到垃圾桶里去了。根据公开展示来判断,在偌大一个美洲大陆,竟没有人知道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天才。后来,我就听专业人员扮着怪脸的演奏来消磨下午的时光,这就是我之所以常常坐在汀潘街住家门前台阶上的原因。那音乐也很美,但是不一样。其中没有乐趣,这是一种永久的演习,只是为了挣钱而已。在美国的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点幽默,他就把它积累起来,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了不起的疯子,一些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人,一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人,他们是我们造就的最优秀人才。我记得凯思夜总会有一个无名的表演者,他大概是美国最疯狂的人,也许他为此每周挣五十美元,一个星期里,他每天都演出,而且一天三次,他的演出使观众目瞪口呆。他不按场次来表演——他只是即兴表演。他从不重复他的玩笑或绝技。他十分投入,我也不认为他是吸了毒才这样投入的。他天生像只秧鸡模样,他身上的能量和欢乐是那样强烈,没有什么东西能包容得住他们。他会演奏任何乐器,跳任何舞步,还能当场编出故事,一口气讲出来,一直讲到铃响。他不仅满足于自己的表演,而且也会帮助别人摆脱困境。他会站在舞台两侧,等待适当时机,闯入到另一个家伙的演出中。他就是全部演出,这种演出包含着的治疗方法比现代科学的整个武库都多。他们应该把美国总统拿的工资付给这样一个人。他们应该解雇美国总统和整个最高法庭,确立这样的人当统治者。这个人可以治疗有史以来的任何疾病,而且,他也是那种有求必应、不取报酬的人。这是一种能腾空疯人院的人。他不建议治疗——他使每一个人发疯。在这种解决方法和一种永久的战争状态即文明之间,只有一条其他出路——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最终要走的道路,因为其他的一切都注定要失败。代表这惟一道路的那种象征物长着一个有六张脸、八只眼睛的脑袋;脑袋是一个旋转的灯塔,顶上不是可能会有的三重冕,而是一个洞,给那里很少的一点儿脑髓通气。我是说,只有很少脑髓,因为只有很少行李可以带走,因为生活在全意识中,那灰色的物质就变成了光。这是人们可以置于喜剧演员之上的惟一一种类型的人;他既不笑也不哭,他超越了痛苦。我们还不认识他,因为他离我们太近,事实上,就在皮肤底下。当喜剧演员使我们捧腹大笑的时候,这个人,我猜想他的名字也许叫上帝,如果他必须有一个名字的话,他大声说起话来。当整个人类都笑得前仰后合,我意思是说,笑得肚子痛,那时候,每个人便上了正道了。那一时刻,每一个人既是上帝,也是任何别的什么。那一时刻,你消灭了二元、三元、四元、多元意识,这是使那灰色物质以丝毫不差的褶层在脑壳顶部盘绕起来的东西。在那时刻,你会真正感到头顶的那个洞,你知道你曾经在那里有过一只眼睛,这只眼睛能同时将一切尽收眼底。这只眼睛现在不在了,但是当你笑到眼泪直淌、肚子直痛的时候,你真的是在打开天窗,给脑髓通风哩!在那时刻没有人能说服你拿起枪来杀死你的敌人,也没有任何人能说服你打开厚厚的一卷书,来读里面形而上学的世上真理。如果你知道自由意味着什么,我指的是绝对自由而不是相对自由,那么你必须承认,这是你达到自由的最近的捷径。如果我反对世界的状况,这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道德家——而是因为我要笑得更多。我不说上帝是一阵大笑,我说,在你能成功地接近上帝以前,你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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