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云南、四川、西康省四十四个县，重点调查了八十多个建筑和附属艺术单位。他这部分工作，成为营造学社在西南调研的极重要部分。而刘很清楚，这些他足迹踏过的地方，“以各省之市、县总数言，不过占云南十分之一，四川五分之一，西康十九分之一。而已查各市、县内，挂一漏万者在所难免。故对此三省之建筑，尚不能提要钩玄，遽加论断”。60
1944年，因印刷问题无法解决而停顿了七年的《营造学社汇刊》，在李庄克服重重困难，再次复刊。在《复刊词》（第七卷第一期）上，梁思成总结了学社同仁的西南调查成果。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1932—1937年学社在华北、中原的田野调查主要集中在经典官式建筑上，他们1938—1941年在西南的调查，建筑类型丰富了很多，而且也更加重视地方文化特征（图11）。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西南流亡使得营造学社的研究内容溢出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在1930年代初预设好的中国建筑史观念框架：
在抗战期间，我们在物质方面日见困苦，仅在捉襟见肘的情形下，于西南后方做了一点实地调查。但我们所曾调查过的云南昆明至大理间十余县，四川嘉陵江流域，岷江流域，及川陕公路沿线约三十余县，以及西康之雅安芦山二县，其中关于中国建筑工程及艺术特征，亦不乏富于趣味及价值的实物。就建筑类别论：我们所研究的有寺观，衙署，会馆，祠，庙，城堡，桥梁，民居，庭园，碑碣，牌坊，塔，幢，墓阙，崖墓，券墓等。就建筑艺术方面言：西南地偏一隅，每一实物，除其时代特征外，尚有其他地方传统特征，值得注意。此外如雕塑，摩崖造像，壁画等“附艺”，在我们调查范围者，多反映时代及地方艺术之水准及手法，亦颇多有趣味之实例，值得搜集研究。61
汉宝德和夏铸九，以及稍后的赵辰先生都指出营造学社不重视民居研究。62不管客观原因如何，营造学社对民居关注甚少，不能不说是他们研究的一大缺憾。林徽因和梁思成于1935年在《汇刊》第五卷第三期发表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其最后部分仅仅简略地描述了一下山西民居特点，恐怕是学社在1930年代唯一的关于民居的文字。但是，如果我们细读他们“在路上”的旅程，也会发现，营造学社被“下放”到西南民间，似乎也促成了这批“精英知识分子”（夏铸九语）的态度转变。刘敦桢在1942年4月写的《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中包括了他对云南和四川民居的观察。刘致平仔细测绘了自己在昆明住的那套三间四耳上下厦式民居63，在1944年复刊的《汇刊》上发表了《云南一颗印》，堪称中国民居研究的第一篇翔实报告
（图12）。64“上穷碧落下黄泉”：如果说营造学社1930年代在华北发现五台山佛光寺是他们“上穷碧落”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我们不妨把刘致平1940年代在西南测绘的“一颗印”看作营造学社“下黄泉”所开创的一个新范式。
还有一个特殊例子是，1945年10月（抗战胜利一个月后）出版的《汇刊》最后一期（第七卷第二期）刊登了林徽因的长文《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林在重病中，利用美国寄来的资料，整理出英美国家四个现代实验住宅开发的案例。在文中，她从项目的历史背景、法律政策、住户构成、民意调查、土地来源、资本运作、租赁经营、住房设计、生产和建造等多方面介绍案例经验。在每个案例介绍后面，她还设“参考提示与评论”一栏，直接探讨该案例与中国状况的相关性，以及可能带来的启发。在一向以发表中国古建筑调研报告为主的《汇刊》中，林这篇探讨现代西方住宅的文章可谓绝无仅有。“编辑后语”解释这是因为“战后复员时期，房屋将为民生问题中重要问题之一”。65
从1932—1941年，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会员们，踏勘了十五省二百余县，考察逾两千座建筑物。在这些调研材料基础上，梁在李庄撰写了《中国建筑史》（1944年完成初稿）和英文的《图像中国建筑史》（1946年完成）。这两部史书确实是里程碑式的著作，但并不能囊括营造学社所创造出来的丰厚遗产。我宁可将这两本史书也当作学社十五年旅程中产生出来的各种片段中的两个。我倾向于将《图像中国建筑史》看作是从众多史料中提炼出来的，以“结构理性主义”读解中国建筑演化的一篇论文或图录。虽然《中国建筑史》代表着20世纪上半叶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但我仍认为它是一个未完成项目。刘敦桢的“尚不能提要钩玄，遽加论断”仍应作为我们读梁这本书时的提醒—即使按照营造学社自己对实物史料的要求，要最后汇集成一部真正系统、全面的中国建筑史，还需多年的继续工作。
梁及其同仁与通常的历史学家不同。他们有时同时扮演学者、教育家和建筑师多重角色，有时因时代的变化从一种角色急剧转向另一种。前面提到的林徽因探讨现代住宅的文章，实际上反映出在临近抗战胜利时，梁和林的建筑思想和事业关注点在发生巨大变化。他们非常关心现代建筑的最新发展状况、现代居住和城市规划问题，以及中国战后的重建工作。1945年3月，梁给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去信，呼吁清华尽快设立建筑系，为中国战后的城市复兴造就人才。梅贻琦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便同意成立建筑系，并任命梁为系主任。梁随即于1946年10月赴美考察战后建筑教育，开始了他事业的另一个篇章。营造学社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解散，除了国家政体改变、经费难以为继、人员离散等诸多原因外，也与梁思成自己的关注点转变有关。他当时觉得建筑史研究可以告一段落，等他去清华创办好建筑系，一切进入正轨后，他仍可继续推进他的建筑史写作。
而他们的时代有太多不可预见的巨变。1949年后的梁思成突然发现，要写好一部建筑史，不单还有大量实证材料需要补充，他还面临一个全新问题：他的史观、方法论甚至史料都被新社会所“唾弃”，他必须得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用它做指导，“改写”他的建筑史。但是解放后的他，忙于北京的城建工作，陷入各种行政任务，经受一轮又一轮的“思想改造”和政治批判。直到去世，梁思成也没能“改善”他的《中国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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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第二章 强梁无畏
第二章强梁无畏
（1931—1948年）
梁思成及其同仁开展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初衷，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当时一些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文化的贬斥态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论及中国建筑的著作中，有两部英国史家的论述影响最大：福格森的《印度和东方建筑史》（HistoryofIndianandEasternArchitecture，1876年初版）和弗莱彻尔的《比较法建筑史》（AHistoryofArchitectureontheparativeMethod，1901年第4版）。两位学者都仅把中国建筑看作一种重视装饰和色彩的固定风格，不认为它有历史演变的过程。弗莱彻尔更是直接将中国建筑，连同印度、日本和中美洲国家建筑一起，称为“非历史的建筑”。1σ米σ花σ书σ库σ ；www。7mihua。com
弗莱彻尔的观点形象地体现在书中那张著名的“建筑之树”图解上（图1）。2在图的下部，在地理、地质、气候、信仰、社会、历史六大“根本”因素滋养下，树自下而上生长，象征着历史由过去向现在的演变，树的主干和分叉则代表着建筑发展的主流和分支。主干依次向上，经历希腊、罗马、罗马风建筑和“罗马影响”各阶段，一直生长到顶端的美国建筑（以最新落成的摩天楼为代表）。树的上半部（近期建筑），主干自下而上依次向两边派生出哥特式、文艺复兴和当前相互竞争的各种建筑流派。树的下半部（古代建筑），希腊、罗马占据的主干向两边派生出各古典建筑“分支”。其中中国和日本建筑被合在一起，与印度、亚述、埃及、墨西哥和秘鲁建筑一样，被画成远离主干的分支上一片孤零树叶。显然，该图体现了当时流行的历史进化论思想。该思想源于18世纪晚期德国的“历史主义”理论，在19世纪中后期又与达尔文进化论（更确切地说，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被运用到社会领域而形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混合起来。它在总体上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单向、线性，由低到高，类似生物进化的过程。在具体论述时，它往往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为基本单位，衡量各单位的先进或落后，提倡相互竞争与适者生存。从这种广义的历史进化来看，弗莱彻尔的图解虽为“建筑之树”，其实也反映出当时一些西方学者心目中的世界种族文化竞争和进化的“文化之树”。在这棵树上，中国文化是一片古旧、孤零的树叶。无疑这使青年梁思成、刘敦桢等感到屈辱，并产生以自己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有力驳斥这种认识的冲动。
今天看来，这幅图将世界建筑描绘为单独一棵有中心主干的大树，又将欧美建筑发展置于主干上，无疑出于“西方中心论”的褊狭和虚妄。但在我们对它嗤之以鼻前，不妨更仔细地观察该图，更细心地体味，当年梁思成及其同仁面对它时，所意识到的挑战有多严峻。细看该图，在树的上部分叉上，欧洲各国建筑也同样被画为一片片树叶。但它们之所以没成为“孤零”的树叶，没沦为“非历史的建筑”，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