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第7部分

　　　　要实现“在路上”的读解，我认为首先很重要的是，我们不光要将“语境”泛泛地还原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还要真切体会他们当时“在路上”的研究状态。今天坐在学院办公室里，或乘坐波音飞机和空调大巴旅行的我们，切不可忽略梁及其同仁们当年在驴背上颠簸的情形。他们的研究，既然建立在实物调查基础上，便不仅受抽象的文化理念驱使，还受当时当地各种具体的物质条件限制。营造学社以北平为中心，对河北、山西、河南等地进行调查，其中也许有“北方官式建筑中心主义”观念的制约，但另外两个时空因素不可忽视：一是紧迫的日程，“九一八”事变以后，尤其1936年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愈益暴露，华北局势日趋紧张，梁与同仁要赶在日本入侵之前把华北、中原地区最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调查完毕；二是出行的困难，比如，从北京到宝坻县，今天不到两小时的路程，在当时要动用各种交通工具奔波一天。49

　　　　要真切体会他们“在路上”的状态，有一部分文本材料特别值得我们珍惜，那就是梁及其同仁对田野调查旅程的记录（图9）。在1932年《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以下称为《宝坻县》）调查报告中，梁思成意识到“旅行的详记因时代情况之变迁，在现代科学性的实地调查报告中，是个必要部分”。50自此以后，很多营造学社的田野调查报告都遵循一种格式：在考察概况、建筑详细分析、结论三部分前，先冠以调查者的旅程记录，称为“行程”、“纪（记）游”或“纪行”。这一篇篇旅程记录，生动地记录下当时的时代气氛、环境条件，以及研究者们的学术理念和心灵波动。它们一方面上承中国笔记史学传统（如宋代的《梦溪笔谈》），另一方面成为与他们的建筑史研究成果相平行的，关于1930—1940年代中国社会史和知识分子心灵史的珍贵材料。
第16节：
　　　　这些报告中，有些穿插着对外部环境和研究者心理的细腻刻画。比如，在《宝坻县》的“行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清晨上路时北京六月阳光“迫人的热焰”，听到“两千多只猪惨号声”（东四牌楼长途汽车站设在猪市当中），体会他们的车子在路上陷入泥泞的挣扎，感受他们到了广济寺三大士殿，看到里面有人在为驻扎在当地的骑兵团轧马草，致使所有佛像“全在尘雾迷蒙中罗列”的心痛。而终于，我们也得以分享他们抬头看到殿上部的“彻上露明造”做法时，所体验到的“先抑后扬的高兴”和“奢侈的幸福”。51

　　　　有些则记录下了时局动荡给调研中的学者带来的心灵焦灼。如《正定调查纪略》的“纪游”记录了1933年4月，梁思成趁“榆关事变”后的片刻安定，赶紧带莫宗江去河北正定调查的经过。该篇文字从头到尾都笼罩在战争逼近的阴影下。他们在路上花了一天，“沿途接触的都是些武装同志”，到了正定。第二天他们在隆兴寺转轮藏殿看到与《营造法式》完全相同的斗栱和许多精美奇特的构造，“高兴到发狂”。可是，刚刚兴奋地工作了两天，

　　　　得到滦东紧急的新闻，似乎有第二天即刻回平之必要。虽然后来又得到缓和的消息，但是工作已不能十分的镇定。原定两星期工作的日程，赶紧缩短，同时等候更坏的消息，预备随时回平。52

　　　　他们加紧工作：

　　　　这几天之中，一面拼命赶着测量，在转轮藏平梁叉手之间，或摩尼殿替木襻间之下，手按着两三寸厚几十年的积尘，量着材梁栱斗，一面心里惦记着滦东危局，揣想北平被残暴的邻军炸成焦土，结果是详细之中仍多遗漏，不竟感叹“东亚和平之保护者”的厚赐。53

　　　　就这样匆匆忙忙干到第六天晚上，他们赶去车站等夜车：

　　　　站上有整列的敞车，上面满载着没有炮的炮车，据说军队已开始向南撤退。全站的黑暗忽被惨白的水月电灯突破，几分钟后，我们便与正定告别北返54

　　　　一方面时局急转直下，一方面他们在古建筑遗物调研上进展迅速。这两方面最终汇聚到一个最富戏剧性的瞬间。前面提到1932年梁思成在《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中表达了对唐代建筑的神往，但并不能确信还能否在中国找到唐代遗构。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纪玉堂一行四人，终于在五台山发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唐代木构—佛光寺东大殿。梁思成于1944年流亡四川李庄时写下《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其“记游”这样回忆道（当时在困难状况下，为节省篇幅，用了文言）：

　　　　乘驮骡入山，峻路萦廻，沿倚崖边，崎岖危隘，俯瞰田畴。坞随山转，林木错绮；近山婉婉，远峦环护，势甚壮。旅途僻静，景至幽丽。至暮，得谒佛光真容禅寺于豆村附近，瞻仰大殿，咨嗟惊喜。国内殿宇尚有唐构之信念，一旦于此得一实证。55
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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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梁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他们接下来花了几天实测佛光寺，“工作至苦”，但每每为发现年代证据和精美构造而惊喜。梁的文字也时常透出深深的悲哀。比如，他们惊诧于佛光寺文殊殿中有一根长达十四米的大梁。一小童引他们登后山丛林中，告诉他们该巨材取自那里。他们却看到，“今林无巨木，幼树离离，终未敢置信”。还有，他们登山到佛光寺后坡去看一座“左右萧条，寂寞自如”的墓塔，发现“佛教迹象，如随高僧圆寂。唐代一时之盛，已渺不可追，亦不禁黯然矣”。56

　　　　发现佛光寺东大殿这“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成为梁思成及其同仁十几年的田野调查中最辉煌的成就，而此时也恰恰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图10）。正当梁等四人还沉浸在发现唐构的喜悦中，在晋北一路考察寺庙，到了代县，工作了两天后，才知道五天前，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已经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梁等只好匆匆辗转返回北平，于9月流亡西南。在1944年梁写《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时，惘然不知当时佛光寺的命运：

　　　　当时访胜所经，均来日敌寇铁蹄所践大好河山。今已不堪回首

　　　　今晋省沦陷已七年，豆村曾为敌寇进攻台怀据点。名刹存亡，已在未知之数。吾人对此唐代木建孤例之惴惧忧惶，又宁能自已。57

　　　　深具悲剧和讽刺意味的是，1937年抗战的爆发，逼迫梁和营造学社部分会员南迁，经长沙，到昆明，又到四川南溪县李庄，反而给他们开辟了新的田野调查的地域空间—云南、四川、陕西和西康等省诸多市县，也使他们的视野向更多的建筑类型、文化开放。比如，1940年6月，位于昆明的营造学社受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委托，派刘敦桢负责调查西南诸省古建筑和附属艺术。该调查从1940年7月开始，1941年12月结束。1942年4月，刘在他的《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中回顾道，在上路前，他必须得在学术理想中的广阔的“西南”概念与实际可操作性之间权衡。刘的心灵挣扎文字摄人心魄，值得大段

　　　　引用：

　　　　受事之始，窃以西南诸省之涵义，在地理上，系指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五省而言位于此面积内之建筑，依其结构式样，大体可别为汉式与藏式二类。其分布情况，则藏式建筑随藏族之繁衍与喇嘛教之传播，约占西康省之大部，与四川、云南二省之西北部。除此之外，凡川、康、滇、黔、桂五省所辖范围，俱隶属于汉式建筑系统之内。然同为此式之建筑，复因地理、气候、材料、风俗及其他背景之殊别，产生各种大同小异之作风。每种作风又随时代之递嬗，而形成若干变化。故吾人欲于短期内完成详尽而系统之调查，殆为事实所难许可。58

　　　　我们可以想象，以刘开阔的地理、文化眼界，如有足够条件，在调查实物史料上，一定也会与1928年刚在广州和北京成立史语所的傅斯年一样，有并吞八荒的气概。然而1940年的刘，面对的却是山河沦陷、国将不国的危局。“书生何以报国？”—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后曾激动地向中国知识分子们提问。流落边陲的刘敦桢的回答是，只要还有一丝可能，不管多么艰难，他都要坚持上路，继续他的田野调查：

　　　　然语其大要，则四川汉阙、崖墓，与梁以来之摩崖造像，实为我国文化史中重要之遗迹。其中后二者数量尤多，分布亦广，亟待调查研究，以穷真相。川省地势，为崇山峻岭所环障，在交通工具尚未发达时期，外部影响较难输入。惟一旦输入采用，成为定式，则又颇能维持较久时间。故时至今日，其一般建筑犹能保存若干古代做法，供治建筑史者之参考。云南境内，南诏、大理二代之佛教艺术，遗留迄今者为数颇众。其民居结构，为高原气候之支配，转与黄河流域接近，在西南诸省中，可谓独树一帜。惟黔、桂二省遗迹较少，且因地理关系，或受四川之影响，或濡染湘、粤二省之成法，致其现行式样，殊乏显著之特征可言。藏式建筑，在式样与结构上截然自成一系，其有待研求，自不容缓。然以地处边陲，交通阻塞，非今日人力、物力所能遍查。故权衡其间缓急，并斟酌工作上之便利，决先自云南着手，次及四川，而西康与广西、贵州又

　　　　次之。59
第18节：
　　　　而实际上，在刘刚上路不久，日军入侵越南，一下子把云南从大后方变成了前线。这迫使营造学社于10月随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其间延误了三四个月的工作。到1941年12月，刘已走过了云南、四川、西康省四十四个县，重点调查了八十多个建筑和附属艺术单位。他这部分工作，成为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