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富有激情。场下的人齐声应道：“不！”
暴雨终于降临了，会场上空寂、凄凉。
围观的群众早已散去，身着军服的士兵，正在用白色的布袋子装埋着尸体，雨水把鲜血冲得四处皆是。
随即，萨达姆还把复兴党努力植入警察、情报、政府机关、公营私营企业、教育机构、工会、学生团体、妇女会等各个角落，并占据到领导位置。
但权力斗争是永远不会轻易结束的，而且这种斗争总是在秘密中进行着。1969年底，萨达姆指出在武装部队和党的高级领导层中存在着一批反对贝克尔和萨达姆的集团。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文职成员、文化和新闻部长阿卜杜拉·萨拉姆·萨马拉伊因此被降为国务部长，然后又把他逐出革命指挥委员会。1970年他被委派为驻意大使。随后萨达姆开始削弱内政部长阿迈什和国防部长海尔丹的权力。很快他们俩人就在1970年4月的一次整顿中被撤销了部长职务。
1970年9月巴解在约旦的军队和约旦政府军发生了冲突，而伊拉克军队未曾动作。萨达姆认为，应该给予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以支持，而身为武装部队副总司令的海尔丹按兵不动。于是萨达姆以此为借口撤换了海尔丹，并于同年10月1日将其放逐到阿尔及利亚，借此清洗了他在武装部队中的主要追随者。后来海尔丹逃到科威特避难，1971年被暗杀在那里。而阿迈什也于1971年倒台，被派往伊拉克驻前苏联大使馆任职。
正当萨达姆认为政敌已除，可以高枕无忧之时，1973年6月7日发生的一次“几乎”成功的政变，给萨达姆上了生动的一课。
1973年，贝克尔总统出访保加利亚、波兰及东欧几国。萨达姆留在国内总理军政大权。这时，以国家安全部负责人纳西姆·卡扎兹为首的一批军官策划的一场政变也在迅速展开。这次阴谋实际上已到达执行阶段。其实，卡扎兹是萨达姆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也许是太过锋芒毕露，他以虐待狂和杀人不眨眼招致了许多人的反感。作为安全部门的首脑，萨达姆最后也开始明显地表示了对他的疏远。卡扎兹精明地预料到了这种疏远的含义，那就是总有一天他会被一脚踢开。于是，卡扎兹决定来个铤而走险，先下手为强。
首先，卡扎兹逮捕了国防部长哈马德·谢哈卜和内政部长萨敦·盖丹。随后由他的亲信组成的特别分遣队飞速赶往机场，俟机暗杀从波兰回国的贝克尔总统和萨达姆·侯赛因。但是由于保加利亚人想在贝克尔总统在瓦尔纳停留期间举行正式欢迎仪式，飞机到达巴格达的时间晚了两个小时。这种延迟引起了聚集在巴格达机场的密谋者之间的混乱。隶属萨达姆·侯赛因的安全官注意到了这些情况，阴谋败露。
于是纳西姆·卡扎兹带上两个部长作人质，从公路上逃离了巴格达。他通过电台威胁政府，如果他不能安全地离开这个国家，他就要杀死这两个人质，并提出要在萨马拉伊家中与贝克尔会面，讨论他和政府的分歧。这便使倒霉的萨马拉伊被牵进这个阴谋，其实没有其它的证据能证明他与卡扎兹之间有什么瓜葛。萨马拉伊在复兴党内很有声望，是贝克尔—萨达姆集团的主要对手。最后，卡扎兹认为带着两名人质到伊朗去是个比较安全的办法。但他终于没有能逃出伊拉克，而是在伊朗边境附近被伊拉克的军队抓获，卡扎兹在被捕前杀死了谢哈卜，重伤了盖丹。
贝克尔成功地挫败了政变阴谋的消息立刻通过巴格达广播电台传遍伊拉克。同时，一个“特别法庭”立即成立，由伊沙特·阿里·迪非负责审判“阴谋者”。7月7日，“特别法庭”宣布判处纳西姆·卡扎兹和其他21人死刑，并立即执行。7月8日，“特别法庭”又宣布处决14人，其中包括复兴党军事局局长迈哈穆德·法第尔，还有萨马拉伊，因为米歇尔·阿弗拉克的干预，他被改判为终身监禁，但他最终还是在1979年的大清洗中被处死。
尽管此次政变并未成功，但是贝克尔—萨达姆集团还是立即依据“宪法”采取了一些措施，重新做了行政安排，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地位。贝克尔亲自兼任了国防部长一职，情报部门则交由萨达姆的弟弟沙克尔·塔克里第和巴尔赞·塔克里第进行整顿。他们还修改了临时宪法，重新加强了总统的权力。新的临时宪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并同时是政府首脑，他可以直接或通过部长会议行使权力。第五十八条则赋予了总统更为广泛的权力：总统有权维护“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监督宪法、法律、决议、司法裁决和发展规划在伊拉克各地的实施”，还可以任命和撤销部长、法官、政府公务员和军队将领，领导和控制国家各部和其它机构的工作。贝克尔的权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萨达姆·侯赛因理所当然的继任者
这样，从1968年政变上台开始，贝克尔—萨达姆联盟用了五年多的时间铲除异己力量，一步步地把政权、军权、经济权和对国家的控制权全盘接收。复兴党势力由此深入到伊拉克国内生活的各个角落，复兴党也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名副其实的执政党。
时间到了1979年，执政十年后的贝克尔已经心力交瘁。他患了严重的糖尿病和心脏病。健康的原因使他几乎不能出国旅行或进行国事访问，即使在伊拉克境内他也难得出门。尽管他曾专程前往法国治疗糖尿病，但收效甚微。所有这一切，使得贝克尔变得忧郁、羸弱。
然而，由于萨达姆·侯赛因在贝克尔总统的身旁，国家和党的事业并没有因为总统的健康原因而蒙受损失。不过总统感到，每天用五个小时——有时还要少些——处理公务，这是不够的。他把大量工作压到了他的同志和副手萨达姆·侯赛因肩上。萨达姆常常破晓时分就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半夜。虽然这使贝克尔感到欣慰和骄傲，但这也使他感到很痛苦。因为他是一位军人，而军人是不喜欢其他人代替自己履行职责的。贝克尔的病情并不那么严重，但他从伊拉克人的眼睛里似乎看到人们在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他的健康状况多么糟糕呀，为什么他不退下来好好休息呢？他是否想效法佛朗哥，选择了自己的继承人，但又一直在位掌权，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或者他想学习勃列日涅夫，健康每恶化一次，就把权握得更紧一分？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贝克尔在电视上看到的两个镜头一直清晰地留在他的脑海里。一个镜头是勃列日涅夫在苏美最高级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听别人讲话都很吃力，站着吃力，坐着吃力，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也很吃力。官场应酬减少到最低限度，以免使他的本来就很糟糕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更令人悲哀的是勃列日涅夫与吉米·卡特总统签署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情况。使贝克尔触景生情的另一个镜头是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在联合国昏了过去，但他事后仍接着当他的外交部长，而不愿让贤，尽管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很多。
这两件事情发生之后不出几个月，贝克尔总统就下定决心辞职休息。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贝克尔的引退不是因为政府结构限制了他的行动，也不是因为党内的权力斗争使他成为一个傀儡。由于他的历史功绩，他是一位在实权位置上掌握着实权的人物，因此他的行动没有受到限制。他参与了使复兴党掌权的斗争，而不是复兴党使他掌权。
此外可能贝克尔感到，除上述个人因素外，国内、阿拉伯世界和国际形势都需要一位年轻有为、生气勃勃的领导人，他能够率领人民前进，而不仅仅是治理。贝克尔如果不是深信他的继承人已完全有能力接班，并且多年来一直在发挥着领导作用，他是决不会引退的。不论他的健康状况如何糟糕。
贝克尔总统的引退和萨达姆·侯赛因的继任是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这次的权力移交方式是第三世界中绝无仅有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俩在年龄上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格上容易相互融洽，另一方面，他俩在阅历上也存在着差异，萨达姆·侯赛因对贝克尔常常表现出的是尊重的态度；更为关键的是，萨达姆在党内的资历也不是很高，1968年政变后萨达姆初入政府，他除了因曾刺杀卡塞姆而稍有名气外，其它则一无所有。因此，对于精明的萨达姆来说，行事之前他可能都充分地对此做了估计。贝克尔已近暮年，而萨达姆则正当壮年，精力充沛，只要有耐心，他有的是时间。重要的倒是争取时间巩固地位，树立威望。还有就是他们的血缘关系，以及贝克尔儿子的早亡。
这一决定事先通知了党的领导机构中的一些成员。但是领导机构之外的人事先都丝毫不知道要在1979年7月16日，即复兴党7·17革命周年纪念日前夕，发布一项重要的公告。这一行动进行得极为秘密。当伊拉克人坐在电视机旁听总统讲话时，他们还以为即将听到的只是一篇纪念革命胜利的演讲。但贝克尔在开始后不久就说道：“我一直准备尽可能长久地倾我的毕生去承担党和指挥部赋予我的职责，但是我……”到这时，伊拉克人才意识到一项重要的声明将要发布。贝克尔接着说：“……在向接替我在党内和革命指挥委员会中职务的我的兄弟和同志萨达姆·侯赛因表示感激的同时，我深信指挥部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的思想立场、为党献身的精神、他的勇气和才干无不使我深信这一点。在长期而艰苦的斗争生涯中，萨达姆·侯赛因始终是一位勇敢而坚定可靠的同志。他赢得了党内同志的尊敬和信赖。”
贝克尔总统在讲话中提到以前他曾数次坚持要求退休。在这里需要回顾一下他作出这一决定的背景以及他以前要求退休的努力。
1979年5月，即贝克尔总统宣布复兴社会党领导接受他辞职请求前两个月，复兴社会党地区领导机构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