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燮元将军，江苏督军，吴大帅的朋友。
卢永祥将军，浙江督军，曾任淞沪护军使。齐将军的敌人。他约57岁，在任浙江督军之后，他曾任命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而上海并不在他的地盘上。
何丰林，任位于江苏地盘上的上海淞沪护军使，约47岁，受卢将军的指挥。
“督军”这一名称本已不存在，但《时代》沿用旧称。不过，为了让读者了解中国的这一特殊历史称谓，《时代》特地做了注解：“督军是省的军事统治者，或者说，更流行的称谓是军阀。他们是满清的一批总督后转而赞同共和，且权力未变。准确地说，现在已没有督军，此官位已在1923年取消。”从这条注解可以看出，《时代》对中国情况十分熟悉，估计应是卢斯本人所写。但注解一处有误，督军这一官职在1914年取消，改称将军，而非1923年。
《时代》对于江浙战争的背景做了这样的介绍：
当下中国麻烦事件发生在上海。
此次动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每一种中文表述均有多样的、复杂的政治含义。
紧迫事件是齐将军想控制上海。他认为上海的军事长官必须由他任命。他曾想以和平方式逼迫何将军辞去淞沪护军使一职，但现在却改用军事手段，这使他与卢将军发生矛盾，因为卢同样想控制上海。
这一争执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漩涡。督军们常常精于在他们自己的省份保存实力，不同派别的形成，大部分归于各自的嫉妒。督军们所掌握的巨大权力显然是统一中国的最大障碍。此种情况下，中国更多只是一种地理概念而非一个国家。“中国最强者”吴大帅统治中部，孙逸仙博士统治南方，张大帅统治北方，相互之间的战争完全摒弃了多年的政治努力，而使国家陷入了年复一年的战乱。
其实，对于西方列强来说，此时更让他们密切关注的，不是直奉大战一触即发的山海关，而是上海。这里是远东最大的通商口岸，这里有外国租界和数以万计的外国人，江浙战争一旦打响，列强诸国的商业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外国公民的生命是否会受到威胁？这些问题才真正牵动着他们的神经。《时代》报道说，英国驻华公使、北京的外交使团团长麦克利（Macleay）向中国外交部送交照会，提醒中国政府要负责外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免遭伤害。照会称：“我们大英帝国、日本、法国、美国的全权代表，获知江浙两省统治者之间正面临爆发战争的危险。我们有责任重申和强调中国政府在目前危机中至为重要的严肃职责，避免上海一带所有外国人的生命与财产受到任何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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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二章（2）
《时代》还报道说，随着上海一带战事的一触即发，已有列强的10艘军舰派驻港口，在该城中心地带及周边地区巡逻。英国海军的安德森将军被任命为外国联合舰队司令。舰艇包括美国4艘、英国3艘、日本3艘。
对于战事发展的前景，《时代》以“和平”为小标题做了介绍，从内容看，他们深谙中国军阀混战时期的国情：
常常听说金钱会使中国的一场内战停息。以此观点来看，也许上海的商人们会促成战斗一触即发的军队之间达成协议。不过，成功的机会据说不大。
还在努力使交战双方各从前线后撤，在上海周围形成了一个中立区，但不知这些努力能否成功。
正是在此背景下，世界关注着中国，也关注着吴佩孚。吴大帅就这样成了《时代》封面上的第一个中国人。
二/八方风雨中风光一时
一个巧合，吴佩孚和《时代》周刊的创办者卢斯，两个人居然都出生在中国山东的登州（今蓬莱）。吴佩孚，1874年；卢斯，1898年；时间相距24年。
吴佩孚1896年在登州考中秀才，1897年离开家乡前往北京，投笔从戎，开始闯荡天下。卢斯的父母则在吴佩孚离开登州的这一年来到登州，几个月后卢斯在1898年4月出生。吴佩孚虽不可能与卢斯父母见过面，但他对登州城里的传教士们应该是熟悉的。甚至有这样的说法：吴佩孚曾在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的学校——文会馆就读过，但只是肄业。在他离开登州后，卢斯的父母前来掌管的恰恰就是文会馆。
尚不得知，卢斯1912年与父母一起离开中国时，是否听说过吴佩孚这个名字，此时的吴还只是曹锟部下的炮兵团团长，没有太大的名声。不过，12年过去，到了1924年，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尽管有可能此时卢斯已经知道吴佩孚是登州人，但《时代》选定他为封面人物，显然不会为此。
自袁世凯1916年去世之后开始的北洋军阀时代，一个又一个风云人物跑马灯似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黎元洪、孙中山、张勋、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张作霖、吴佩孚……但到了20年代初，真正引人关注且前途被普遍看好的莫过于吴佩孚。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美国人鲍威尔（John Powell），曾多次采访过吴佩孚，在他的印象中，吴佩孚颇有才干，他甚至认为，与其他军阀相比，吴佩孚更有可能统一中国。他写道：
从1922年到1928年蒋委员长建立南京政府之前，是中国的军阀混战时期。在这一混乱阶段，吴佩孚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在许多方面，他都是一个能干而有个性的人物。吴总是让访问他的外国人大吃一惊，因为他的面貌，很不同于一般的华北人氏，有一嘴短短的红胡子，长脸高额，鼻相很好。比起别的军阀来，他受的教育要好得多，是得过功名的前清秀才。（《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88页）
看重吴佩孚的能力与实力的不只是鲍威尔一个人，在1922年更为重视他的则是来自苏联的特使——越飞。
1922年8月，越飞来到中国，在前往广州与孙中山见面之前，曾率先与吴佩孚接触，试图与之合作。显然，苏联需要支持一个与他们合作的中国势力，进而控制中国，以与日本对抗。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函吴佩孚，满纸溢美：“……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政治家的老练果敢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的智慧集于一身。”越飞的军事顾问、苏联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将军自洛阳吴佩孚总部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苏联国内拍发绝密电报送呈斯大林禀报情况：“（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
这便是20年代初期声名赫赫的吴大帅在世人眼中的分量。不过，越飞的赞美并没有促成吴佩孚与之合作。《文武北洋》的作者设问得好：如果吴佩孚当年接受了越飞的建议而与苏联合作，越飞还会南下去广州寻求与孙中山的合作吗？那么，现代中国的历史很可能将是另外一种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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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二章（3）
这里暂将苏联与中国关系的复杂处、玄妙处，留待以后集中叙述，且把目光先集中在吴佩孚身上。1924年的吴佩孚正好50岁。4月，数千宾客云集于他在河南洛阳的大本营为他祝寿，其声名显赫达到高潮。康有为也亲往祝寿，并以寿联相赠：“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虽有溢美之处，但也颇为形象地概括了吴佩孚这一年在中国重要的、他人难以取代的位置。
对第一次出现的中国封面人物，《时代》没有太多介绍，但仅仅下面这段文字，也足以概括出吴佩孚的特点：
他是中国最能干的军事家。他统治着除满洲之外的整个中国北方和中原。他任直鲁豫巡阅使，北京位于他的管辖省份之内。尽管他赞成民主制，但他的目的是用武力统一中国。这一政策，使他与满洲的督军以及南方的孙逸仙发生矛盾。北京局势有一个特殊情况，现任总统曹锟曾是吴帅的敌人，在曹锟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时，吴帅没有反对，据说他被“买通”了。他不仅仅是一位军事天才，还精通文化、科学和文学。他学习很刻苦，近来他开始学习英语，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他只给教师一个小时的授课时间：早上4∶30到5∶30。他还以“说话柔和、手段强硬”而著称。
介绍中说“现任总统曹锟曾是吴帅的敌人”，有误。吴佩孚作为曹锟的副手，虽然有时也被说成直系中与曹锟相对的一派，但却非“敌人”，更多的时候他被视为曹锟的亲信，也颇为尊重曹锟。民国时期的著名职业外交家顾维钧，在北洋时期的不同政权中担任过外交总长，他曾这样说过：“吴大帅是个性情刚愎、相当专断独行的人，但每逢紧急时刻，他就毫不犹豫地执行曹锟将军的命令并尊重他的权威。”
不过，《时代》的介绍颇为有趣。吴大帅被冠以“军事天才”，他不仅“精通文化、科学和文学”，还具有开放意识，人到50岁居然还在清晨学习英语，令人刮目相看。以这种方式介绍一位中国的军阀，显然很符合美国读者的口味。
秀才出身的吴佩孚，素有“儒将”之称。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1925年在汉口曾采访过吴佩孚。在谈话中，吴佩孚引用孔子的话来说明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既好又坏。他还告诉斯特朗，他盼望日后能退隐寺庙去过反躬自省的生活，并在扇子上题写一首诗相赠。（见《千千万万中国人》，第5页）吴佩孚诗中写的什么，斯特朗没有告诉我们。不管是故意作秀，还是自幼形成的读书人习惯，吴大帅在外人面前乐于引经据典，不时挥毫赋诗，显露几分儒雅，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而这一点，使他迥然有别于张作霖、张宗昌一类粗野的军阀，更能获得世人、特别是外国人的好感。
南方孙中山，东北张作霖，都是此时中国叱咤风云的强者；在北京，还有民国总